论文
广州通事(1730~1830)研究的文化含义
摘要
对应西文的linguist(传译)一词的汉语为“通事”。清初使用的“通事”不只是负责口头传达、转译,还有一系列管理职责,是以通“事”。广州通事研究的历史背景为1730~1830年的“广东贸易”(Canton Trade),同期的亚洲著名商埠包括日本江户时代的长崎港,与波斯萨菲帝国时代的班达·阿巴斯港。对应linguist的日文为“通词”,通词与通事的使用有诸多相似之处,但通词的职责包括新闻笔译,通词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也高于通事。广州通事研究聚焦对外交流史中的语言、种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重视影响反应中的“中国元素”分析。本研究对于理解在亚洲(东亚)背景下中国的近代化文化转型亦可提供独特的参考视角。
作者
高文平 ,文学博士,大中华区资深同声传译,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美文学副教授,曾主持《广州与亚洲》、《广州与世界》、《中国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汉译英)、《孙文全集》(英译汉)等广州、广东出版重要史料翻译。主编、著有《本土意识与文学研究》《语言之界》,并主持“文学之界”“孙中山革命思想海外书写之关键词研究”等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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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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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事与通词
- (一)语言、种族和文化
- (二)通事与通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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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事”与“通词”的比较分析
- (一)广州贸易时期“通事”史料与分析
- (二)江户时代长崎的通词史料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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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解读广州通事研究的“中国元素”
- (一)西方影响研究与“中国元素”
- (二)“中国元素”:广州通事研究的种族中心主义视角
- 1.海上贸易
- 2.华夷意识
- 3.“华夷意识”与“种族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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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事研究的文化含义
- (一)从通词与通事的概念理解上看
- (二)从通事、通词制度的建立与管理来看
- (三)亚美尼亚译员的参考意义
- (四)从华夷意识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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