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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社会地位抑或社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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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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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社会地位抑或社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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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社会地位抑或社会距离?

第一节 引言

前一章我们验证了经济增长与幸福感变化在长期和短期内的关系,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增长同等重要的是分配的公平性。本章将关注与经济增长同步发生的不平等加剧和我国城乡民众的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中,对于收入不平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考察遵循两种视角:一种为社会规范路径,将不平等看作集合层面的概念,反映特定地理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收入的差异化程度,无论个人在整体收入不平等排序中的位置如何;另一种是社会比较路径,从微观角度入手,考察个人收入与相关参照群体收入对比的相对地位,并评估该地位对个人主观幸福感评判的影响(Clark and D'Ambrosio,2015)。本章将首先从社会规范视角入手,探讨不同地理层级范围内的宏观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接下来的第4、5章将涉及微观层级的社会比较角度,分别在工作领域和家庭内部检验社会比较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

一个社会的收入不平等增加会损害其居民的幸福感,这一结论已在众多研究中取得共识,并获得绝大多数实证资料的支持(Alesina,Tella and Macculloch,2004;Kragten and Rözer,2017;Mikucka,Sarracino and Dubrow,2017;Morawetz,1977;Verme,2011;Winkelmann and Winkelmann,2010)。然而,该研究领域的实证发现仍存在无法忽视的异质性,有不少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Berg and Veenhoven,2010),甚至有正向影响(Cheung,2016;Jiang,Lu and Sato,2012)。这种实证结果的不一致表面上来自收入不平等的测量单位不同,以及控制变量选取上的差异(Berg and Veenhoven,2010;Wilkinson and Pickett,2006),实质上反映了学者们对于不平等背后的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对于社会学家而言,基尼系数测量的不仅仅是收入的离散程度,更具有社会性的意义,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程度,而如何理解这种社会嵌入性,则成为选取分析单位及控制变量的关键。

迄今为止,有关收入不平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评判的影响机制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内生性偏好。最早关于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意涵讨论提出,人们对于收入的平等分配可能本身就有一种偏好,正如他们偏爱某种画风一样,这种偏爱是内生的,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Thurow,1973)。在人群中,可能存在所谓的“不平等厌恶”(inequality aversion),即人们对于不平等的厌恶是普遍的,无论其身处收入分配的哪一层级的位置(Schneider,2016)。二是社会比较。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了竞争,彰显了个人所处的相对经济地位,而无论是更低地位带来的嫉妒和被剥夺感,还是更高地位带来的愧疚和罪恶感,都会损害个人的幸福感(Biancotti and D'Alessio,2007;Winkelmann and Winkelmann 2010)。三是公共福利。不平等也可以作为公共福利缺失的一种指标,与高水平不平等紧密相关的高犯罪率、高死亡率、低社会参与度以及低整体信任水平都会降低个人幸福感(Mikucka,Sarracino and Dubrow,2017;Schneider,2016;Van de Werfhorst and Salverda,2012;Winkelmann and Winkelmann,2010)。四是向上流动预期。收入不平等是未来收入变动的信号,而对于未来收入上涨的信心会促进个人幸福感(Alesina,Tella and Macculloch,2004;Hirschman and Rothschild,1973;Senik,2004)。当然,以上解释机制可能同时起作用,除了第一种机制外,其他机制都可能体现在不同地理层级单位不平等效应的异质性中。然而,这种异质性的模式和方向在两个行为原则之下却完全相反。

第一个可称为社会地位原则,认为收入不平等是社会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的一种替代指标,而最有效(对个人相关后果影响最显著)的社会分化往往都是在更大、更宏观的范围内界定的(Wilkinson and Pickett,2006)。由此,在更宏观地理层级(如国家)上定义的不平等对于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强;而由于同质化交往行为的影响(Mcpherson,Smithlovin and Cook,2001),越是在微观地理层级上定义的收入不平等,反映的社会分化程度越低,因而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有限。

第二个可称为社会距离原则,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不平等环境的感知,认为人们对于更加宏观的地理空间内的不平等难以感知(Graham and Felton,2006;Senik,2004),更能直接感受那些身边的环境,因此更微观地理层级上的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强,该负向影响随不平等定义范围的扩大而减弱(黄嘉文,2016)。

据上所述,考察以不同地理层级为单位定义的收入不平等对于个人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成为判断究竟是社会地位原则还是社会距离原则更有解释力的间接手段。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考察单一级别的收入不平等效应,无法帮助我们有效区分以上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为原则。本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使用多个地理层级的不平等数据,对于上述两个原则的适用性进行经验性的检验。我们将使用较大样本全国代表性数据,对不同地理范围定义的收入不平等指标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不一致的发现

社会科学家们从很早就开始关注不平等造成的主观性后果。1976年,莫拉维兹和同事比较了以色列的两个基布兹社区:尽管在其他方面相似,但爱索斯(Isos)社区有着强烈的平等化社会结构,而艾尼索斯(Anisos)社区则奉行有等级的收入制度。他们收集的数据显示,居住在更平等的爱索斯社区的居民比起艾尼索斯社区的居民报告的幸福感更高(Morawetz,1977)。尽管存在样本量有限、第三变量缺失等诸多限制,但这个基于两个社区的研究带动了随后一系列对于收入不平等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探索。根据最新的综述,自1977年以来,共有24个研究专门探讨了宏观背景的收入不平等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Schneider,2016)。虽然这些研究焦点一致,所得出的实质性结论却仍充满了异质性。有些研究得出了负向相关的结论,收入不平等水平越高,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越低(黄嘉文,2016;Delhey and Dragolov,2013;Layte,2012;Oishi,Kesebir and Diener,2011;Schwarze and Härpfer,2007;Verme,2011)。然而,另一些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发现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Clark,2003b;Ebert and Welsch,2009;Haller and Hadler,2006;Helliwell and Huang,2008;Ott,2005;Rözer and Kraaykamp,2013;Schyns,2002)。还有少量研究发现区域层次的收入不平等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Bjornskov et al.,2008;Hagerty,2000;Helliwell,2003;Senik,2004;Veenhove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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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引言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1. 一 收入不平等与主观幸福感:不一致的发现
    2. 二 统合不一致:区分“社会地位”与“社会距离”效应
  • 第三节 数据与测量
    1. 一 数据
    2. 二 测量
  • 第四节 分析结果
  • 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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