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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河流的分配合作:关系情境与情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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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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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河流的分配合作:关系情境与情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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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河流的分配合作:关系情境与情境敏感

20世纪90年代,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争议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趋势。恒河流域、约旦河流域的水关系不约而同出现了由冷淡到缓和的新发展,以色列、印度在同流域其他国家的水分配问题上进行政策调整,争议开始出现合作的迹象。然而,在尼罗河与两河流域的水分配争议中,争议各方的水关系依然呈现出冷淡的特征。

为什么恒河与约旦河流域的水权分配争议会有所突破,而尼罗河及两河流域依然裹足不前?在什么情况下,水权争议中的各方会妥协自己坚持的规范立场,从而做出朝向合作的政策调整?也就是说,当权利规范竞争主导着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分配时,在什么条件下,流域国家会在分配问题上进行合作?

权利规范竞争产生本质上是流域国家之间权利合法性的竞争。流域国家对各自权利合法性的理解形成于流域内特定的水关系情境,这个特定的关系情境一方面通过“水”建构了流域国家的身份,使行动者(流域国家)形成对特定权利规范的遵从;另一方面,水关系情境又建构了自我与他者的“水”交往实践,二者的互动使自我身份的稳定性与权利合法性面临被解构的威胁。因此,水关系情境建构了权利“合法性”问题,权利“合法性”解释了流域国家为何执着于对国际河流的特定权利,本书将其称为水权敏感源。在随后的水权争议对话和谈判中,流域国家会根据水权敏感源,提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水权分配要求,与竞争对手展开对话和谈判。本书将这些具体而明确的水权分配要求定义为水权敏感点,水权敏感点表明了流域国家对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体现了流域国家对水权的要求是基于某种特定的信念与认知。因而,情境敏感机制能否产生就在于权利规范竞争中,各方如何对待彼此的水权敏感点,而情境敏感机制能否产生则决定了国际河流分配争议的变与不变。

本章首先分析流域的水关系情境,以了解关系情境如何建构流域国家对特定规范适当性和权利合法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本章分别对各流域内可能存在的水权敏感源的种类进行概括分析,解释流域国家对规范形成稳定遵从的原因,以及权利规范竞争及权利合法性产生的背景。随后,本章通过“情境敏感”机制,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河流分配问题出现合作的原因。

第二章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角度定位,分析了国际河流分配中社会结构(规范竞争)对行动者及行动者互动方式(水权争议)的建构。然而,这一单线逻辑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分配争议的变化以及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事实上,当深入分析国际河流的事实时,发现权利规范竞争是嵌入在每个流域内的水关系情境中的。比如水在流域国家历史形成中的神秘学,水的宗教意义,水与主权国家身份的关系。这些情境嵌入性的特征形成并加强了行动者对各自权利规范的稳定遵从,本书称为规范遵从的连续一致的动机(consistent incentive)。由此假定,水关系情境是介于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一个层次,借此以更好地理解国际河流分配中的社会结构—规范竞争的发生,变化是怎样受限于流域内的水关系情境。这一章首先对中层理论的研究意义和在国际河流分配研究中的应用做简单评价。

第一节 中层理论在国际河流分配研究中的应用

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中层理论的应用大都集中在流域国国内政治经济与水权争议的因果关系研究。从流域内的水关系诸如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分析分配问题的产生及合作的研究寥寥无几。本书以几位颇具代表性学者的研究为主,介绍目前从流域内水关系来研究水分配问题合作的研究,了解中层理论在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问题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一部分致力于国际河流治理研究的学者以水对行为体的文化意义为分析起点,对水的各种“意义”及其产生的结果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将其应用于国际河流治理政策的形成中,建立了意义及结果与行为体身份、偏好形成及变化的分析框架。尽管这一分析框架不是只针对分配领域,但其研究主体——行为体是跨越个体甚至是跨越国家的一些知识共同体,因此也属于中层理论在国际河流研究中的应用。此类理论研究视角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阿希姆·布莱特(Joachim Blatter)与海伦·英格拉姆(Helen Ingram),她们指出在国际河流中,水不仅是作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或财产,而且还承载着政治与社会意义。英格拉姆主张应通过话语分析和沟通交流分析来研究国际河流政策,以获知水政策形成过程中的规范价值和所建构的偏好模式。比如,个体层次的行为体及群体层次的行为体对适当性行为的期望是什么,关于水的共有观念是什么,如何形成,有什么不同?约阿希姆·布莱特与海伦·英格拉姆认为,水在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义成为建构各种“水共同体”身份的共有知识,并形成这些共同体的偏好与水治理政策。但是英格拉姆并未分析不同的政策偏好在同一国际河流流域内出现会产生什么结果。不同的社会建构下产生的不同政策偏好有可能意味着竞争和冲突,导致争议产生。因而,英格拉姆的研究停留在水的社会建构对个体作用的结果分析上,缺失对不同的社会建构之间的互动会对分配问题的形成产生影响以及影响机制的进一步分析。

以哈该·埃里奇(Haggai Erlich)为代表的学者则致力于特定流域内的文化关系研究,认为流域内的水权争议是由流域内特定的文化关系所决定,比如宗教关系,并指出,分配问题产生合作的关键是在流域内创造和发展合作型的文化关系。他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尼罗河在流域各国流域身份形成中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流域各国的历史记忆、宗教文化、互动关系形成了对尼罗河意义的不同建构和解释,形成各国对尼罗河的水权认知,并决定了特定时期内流域各国在尼罗河水资源分配中的互动模式是冲突还是合作的结果。而以居伊·奥利维耶·富尔(Guy Olivier Faure)为代表的学者,主要致力于文化与水争议谈判之间的关系,认为水争议的谈判嵌入在文化的历史情境中。谈判者所处的文化情境(比如信念、观念、语言、习惯、规则等社会现象),尤其是通过水与谈判者的身份、政治文化、历史记忆互联而建构的各种象征意义,深嵌于谈判者的谈判战略及结构中,影响了谈判过程与结果。因此,水争议实质是关于身份、宗教等文化的争议,由此阻碍了谈判结果的达成。当然,这两位学者也指出,尽管流域内的某种文化情境——对手文化(adversary culture)——会阻碍水争议谈判,但是如果发展出反思性文化(reflective culture)和整合性文化(intergrative culture),分配问题也会从争议转向合作。

另一位国际河流的研究者沃尔夫,也从类似的角度分析了分配争议形成的原因。沃尔夫认为,流域国家在水认知形成过程中,会经历四个知识阶段,分别为物质型、情感型、知识型和精神型知识。水权谈判中,如果流域国家的水认知不是处于同一知识阶段时,争议继续,谈判无果。比如约旦河流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水权争议中,巴勒斯坦对水的认知还处于“情感型”知识阶段,而以色列则已经进入“知识型”阶段。不同的知识阶段导致水权谈判嵌入于对手文化中,使谈判未能产生任何结果。

唯一不足的是,以上研究未对分配争议在时空上有何变化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产生变化做过多的分析。比如哈该·埃里奇与居伊·奥利维耶·富尔并未继续分析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深嵌入对手文化的水争议情境会转向反思性文化,进一步再转向整合性文化情境。尽管沃尔夫乐观地指出,当流域分配争议的过程沿着对手文化—反思性文化—综合性文化—行动文化前进时,分配争议转向合作也就指日可待。但是每一个文化之间如何实现跨越,沃尔夫并未给予明确清晰的答案。

本书认为国际河流的分配问题本质是水权争议,水权争议是由流域国家之间的权利规范竞争所引发。权利规范竞争的核心是关乎国际河流水资源 “权利合法性” 的问题,其产生则源于各流域内特定的水关系。本章以中层理论为分析架构,首先详细分析各流域内的水关系情境。流域国家在长期以共同水域为生产、生活的活动实践中,与国际河流以及流域内其他国家产生互动,形成水关系情境。流域国家在关系情境中生成了对自己与国际河流关系的信念和信条,同时也形成了对自我和他者身份的界定。因而,水关系情境成为流域国家对国际河流水资源权利合法性的认知来源,也是流域国家对某种权利规范形成稳定遵从的原因。正是因为如此,流域国家才会对国际河流某种水权权利的拥有或失去十分敏感,本书将水关系情境所产生的“合法性”认知称为水权敏感源。从水权敏感源出发,流域国家会在争议谈判中提出一个具体而明确、可代表其对国际河流合法权利要求的主张,即水权敏感点。那么如何对待彼此的水权敏感点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四个流域分配问题产生合作与否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情境敏感机制的产生是推动合作的关键。

第二节 水关系情境的社会建构作用

流域内的水关系情境具有社会建构作用,其形成源于流域国家与国际河流的互动,以及以水为介质而形成的流域国家之间的互动。流域国家在长期以国际河流为生产生活中心的过程中,对“水”的意义及重要性形成不同的感知,并反过来对流域国家的行为产生建构作用,形成了流域国家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同时,在与流域其他国家围绕水的互动中,本书所研究的四个流域均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个消极的流域水关系实践及历史记忆,最终建构出权利规范竞争的结构。因此,水关系情境的社会建构作用既导出了国际河流水分配争议的原因,又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分析基础。

一 国际河流的意义认知:“自我”身份的形成

流域国家与国际河流的密切关系,使水在流域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不同寻常的意义。这种意义自然而然地建构了“流域国家”对自我身份认知的信念,根据这些信念,流域国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其拥有或使用国际河流并获得收益权利的合法性来源。

(一)国际河流对国家“流域”身份的文化建构

信念(beliefs)是指尽管未经证实但行动者仍然持之为真的一组假设,民族(国家)的神秘学是信念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信念是行动者依据长期的历史实践,经过知识的累积过程,使行动者赋予所面对的特定环境或事物以连续一致的意义,并成为其认知和采取行动时优先考虑的观念倾向。行动者在认知和行动时,通常会将信念作为信息过滤器,忽视或抗拒与其持有的信念所相反的“现实”或“事实”。

本研究中,信念主要是指那些与流域国家建构、维系或加强其流域身份相关的假设。身份的假设通常来源于流域国家对其与国际河流关系的特定认知,即国际河流本身对其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国际河流一般均是流域国家进行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场域,长期的历史实践使流域国家极容易形成对国际河流某种特定的感知。比如经尼罗河洪水冲击而成的尼罗河三角洲孕育了埃及文明,埃及视尼罗河为生命线。日久天长,在埃及人眼里,尼罗河就是埃及的尼罗河。因而,最让埃及在意的是“尼罗河国家”这一身份。相反,尼罗河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讲,其重要性主要体现于维系宗教身份的纽带。这些对于国际河流特定的感知和意义,逐渐累积成“国际河流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流域国家某种生活方式”的信念,遂成为流域国家证明其流域身份合理性和权利合法性的标志。根据这些信念,流域国家会形成对国际河流性质的固定认知。并且,对自己应该对国际河流拥有何种权利深信不疑。同时,也会在对如何使用国际河流水资源方面有不同于其他流域国家的认知。在此,简单地以印度河和约旦河为例,说明国际河流与流域国家的关系是如何建构流域国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的。

印度始终坚持自己是恒河唯一的流域国家,这与恒河对印度身份的意义建构有相当大的关系。阿伦·埃尔汉斯(Arun P. Elhance)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河流都未曾像恒河那样,如此密切地与宗教神秘和仪式实践相连,成就了印度数以百万的人的主要宗教信仰——印度教。在印度教教徒的生活中,恒河承载了巨大的心理、宗教及文化意义。恒河的神秘与日复一日的习惯,使河水与印度教教徒的身份、精神生活、信仰和文化深深地交织在了一起。水在印度教中的神圣与神秘让印度人相信,水是神赐予的,是不可以被买卖的,所有人都可以平等使用。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印度自然会认为自己拥有对恒河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当尼泊尔与印度在玛哈卡利河流量上发生分歧时,尼泊尔认为印度的流量使用超过了其流域面积的比例,因而提出通过收税将其未使用的那部分流量卖给印度。印度人反对,理由是(恒河)水不是商品,不能用来买卖。

犹太宗教法规哈拉卡(Halachah)以及伊斯兰宗教法规沙里亚(sha'aria)中都记载了对“水权利”清晰的规定。两种宗教法规在“水权利”优先授予的规定上基本相同,在第三层次水权利适用范围的规定中,双方有所不同。第一层次的水权利首先属于人类;第二层次的水权要给予家畜,并给予即使是不友好的外来者或访客;第三层次的水权是应用于洗涤(适用于哈拉卡法规)或灌溉(适用于沙里亚法规)。托尼·艾伦认为,中东传统的文化与宗教,坚持水是可以自由获取的物品,因而是低成本的。这意味着每一个流域国家都有自由与权利使用约旦河水。在这种传统信念的影响下,形成了水是“共同财产”(common property)或是“公共物品”(public property)的隐性规范,成为中东国家水资源政策制定的基本指导原则。

流域国家在与国际河流的互动中,形成对水的意义的各种认知,并将这种认知嵌入其特定身份的建构中,本书暂且将其称为“流域国家”的身份。这一特定的身份包含了特殊意义,即国家存在与国际河流存在必然是一体的。正如埃及几千年来常常用“尼罗河国家”对其身份进行阐释一样,国际河流作为水的载体,成为流域国家的信仰构成、民族起源与形成中的一部分,重要且不可缺失。

(二)国际河流对流域国家政治合法性身份的建构

流域国家与国际河流的互动中,国际河流不仅是流域国家长期从事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场域,还是流域国家寻求政治合法性的介质。流域国家在某个阶段,通常会将拥有或使用国际河流视为建立某种政治秩序的象征,比如取得国家认同的政治合法性、实现主权独立与领土统一等。这些期望往往会通过对国际河流持有的信条来进行表达。典型的代表是以色列的“让沙漠开花”,它反映了以色列期望通过约旦河实现建立国家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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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中层理论在国际河流分配研究中的应用
  • 第二节 水关系情境的社会建构作用
    1. 一 国际河流的意义认知:“自我”身份的形成
      1. (一)国际河流对国家“流域”身份的文化建构
      2. (二)国际河流对流域国家政治合法性身份的建构
    2. 二 历史记忆:他者对自我身份、规范及水权合法性的解构
  • 第三节 情境敏感与政策调整
    1. 一 水权敏感源
    2. 二 水权敏感点
    3. 三 稳定的规范遵从:连续一致的动机
    4. 四 情境敏感机制:回应或回避水权敏感点
  •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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