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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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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 “合法性”与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

为什么国际河流的水资源难以分配?是什么阻碍水分配合作机制的产生?统治型霸权与收益协调是比较具有影响力的两种解释,尤其是国际制度从怎样治理的视角出发,希望通过“清晰地确定相关行为体需要遵守的准则,规定了行为体的权利和义务”这样的规则治理来解决水资源分配争议,促进流域内的合作。然而,规范治理的路径始终无法摆脱流域国家胶着于“水权”争议的漫长分配谈判。

本书提出,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存在规范竞争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分别由两组相互竞争的权利规范构成。行为体根据一种规范建构了对适当性水资源分配的期望,却与另一种规范下的适当性分配逻辑相互排斥,从而形成竞争性规范结构。在此结构中,流域国家依据各自遵从的规范,提出特定水权利。由于竞争性规范结构的存在,流域国家的互动方式也以水权争议而非合作的形式呈现出来,因此,水分配中规范竞争的结构建构了流域国家在水资源分配中的水权争议,阻碍了合作的生成。

事实上,阻碍合作的水权争议不仅仅是流域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那样简单,而且是流域国家之间为“权利合法性”而进行的一场争斗。对于那些未能建立水资源分配合作机制的流域,最重要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制定明确行为体权利和义务的规则,而是如何证明自我权利的合法性,并获得他者的认可。因此,水资源分配问题已经不只是关乎自然资源匮乏的水文学或是经济学的技术问题,它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政治问题。在这种情境下,作为规范竞争实践场所的分配谈判持续几十年,绝不只是流域国家之间为利益而博弈,而是流域国家反复争取权利合法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谈判各方都试图证明自己的权利具备合法性,并寻求获得他者的认同。为此,谈判各方都会通过某种具体而明确的权利要求,包括对争议性质、解决方式的偏好,向竞争对手传达自己对国际河流水资源分配中水权立场的信息。比如,巴以关于约旦河西岸水分配争议的谈判中,巴勒斯坦明确表示水权是讨论其他问题的前提,谈判立场的核心就是获得水权。巴勒斯坦希望能就水量、水质和主权,与以色列在水资源分配谈判上达成关于政治和法律上的一致理解,获得控制和使用水资源的主权。巴以之间的水资源分配谈判能否达成协议,关键在于以色列“如何认知和对待巴勒斯坦的权利”。直到1995年之前,以色列一直将约旦河水资源分配争议框定为技术性质,而非事关水权的政治问题,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对水资源的基本权利。而对于巴勒斯坦来讲,以色列的谈判立场意味着对其权利合法性的否认,这个结果极容易使巴勒斯坦认为自己面临权利合法性的危机,导致其产生防御性、不信任以及对进一步讨论的消极性情绪。因而,谈判的结果使巴勒斯坦萦绕于“你占了我们的资源或是你否认了我们权利合法性”等负面感知,更加视以色列对其文化、价值和经济发展形成威胁,进一步生成其被伤害、不安全及不信任的情感。如此循环往复,争议中的双方只能不断地强化连续一致地遵从特定规范的动机,使双方做出政策调整的空间和机会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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