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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口述历史何去何从?纳粹时期的个体记忆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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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口述历史何去何从?纳粹时期的个体记忆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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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口述历史何去何从?纳粹时期的个体记忆与故事

本文第一部分简要讨论了口述历史的四种范式转换(paradigmatic shift),认为它们是认识论的重要转变,而不是技术的重要转变。捷克共和国口述历史的发展也有其特点。第二部分描述了口述历史和记忆研究中最不稳定的领域之一,即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以二战和纳粹主义(Nazism)为主题的口述历史访谈为例,论证了个体记忆往往符合主流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s),并以公众可接受的方式被建构。

起初,有阿利斯泰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所称的“作为‘人民历史’资料来源的记忆的战后复兴”(postwar renaissance of memory as a source for “people's history”),它为那些被传统历史资料所忽视的人以及被认为“隐藏在历史之外”(hidden from history)的人(如工人、妇女、土著和残疾人)发声。与其说是便携式录音机和麦克风的发明,不如说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催生了这场运动。诸如《过去的声音》(,1978)的作者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美国资深口述历史学家罗纳德·格里(Ronald Grele)与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冯·柏拉图(Alexander von Plato)等许多口述历史先驱都谈到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灵感来源,共产主义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当时是社会主义者等内容。左派的政治倾向体现在他们的目标当中,即试图把普通民众带入历史,“让人民在历史上有发言权”(give the people a voice in history)。最初的口述历史作品描述了工人的生活,例如,在英国,口述历史的诞生与激进的社会主义女权运动(radical socialist feminist movement)联系在一起。

阿利斯泰尔·汤姆森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口述历史运动中发生了第一次“范式革命”(paradigmatic revolution)。对罗纳德·格里而言,反对当时美国社会学主流的“一种幼稚的实证经验主义”的可能性是他对口述历史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早在1978年,在埃塞克斯(Essex)举行的首届国际会议上,口述历史的第二个(即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种子就已经出现:“记忆、神话、意识和意识形态以及主观性(subjectivity)和自反性(reflexivity)现在都已提上议程。”用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的话来说,这场运动的第二个(即后实证主义)阶段将“口述历史的缺点转化为其优点”。由于经常被指责不可靠,访谈不再仅仅是一种资料来源。记忆本身成了探究对象,口述历史学家想要超越人们记忆的内容和访谈的内容,去探究人们为什么会回忆。口述历史被证明是发现更多关于记忆过程的一种有力工具。这个时期也可以由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1966年)和对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y)的日益关注来定义。

跨学科性仍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范式革命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口述历史学家与定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人类学、传记和文学研究、语言学及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紧密关系使他们能够探索记忆、叙事与个人认同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记忆研究兴趣的重新兴起。“集体记忆”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在其著作《记忆的社会框架》(é)中首次提出,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许多有关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ies)的研究中。大多数发达社会越来越关心公共历史,并表现出对纪念活动的持续兴趣。面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过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关于记忆的新论述得到了人文学科中建构主义转向(constructivist turn)的支持。当时的一个前提是,过去总是根据现在的需要来重建,正如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所说,“现在绝不是稳定的”,“重构过去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开放式事业(a varying and open-ended project)”。由此导致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记忆热潮”(memory boom)一直持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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