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

第五章 融入社区:开展社区服务的敲门砖

关键词

作者

徐宇珊 现就职于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员,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中级社工师,青少年生涯规划导师(中级)。出版专著《论基金会》《服务型治理:社区服务中心参与社区治理》,合著《美国公益图谱:从传统到现代》,在《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等期刊发表数十篇文章。热心公益,担任深圳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监事、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理事、深圳市幸福双翼家庭大学公益讲师等。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第五章 融入社区:开展社区服务的敲门砖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第五章 融入社区:开展社区服务的敲门砖

正如本书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融入社区是社区服务中心发挥服务型治理作用的第一步。作为社区外生的社区服务中心,如何面对社区中多个利益相关者,如何得到各方信任和支持。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第一节 为什么社区服务中心面临着“融入”社区的问题

一 作为社区外生的服务主体

为什么社区服务中心面临着融入社区的问题?这要从社区服务中心的出身说起。从本书第二章对珠三角各地社区服务中心的概述中不难发现,社区服务中心是市区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通过政府购买社工机构的服务而实施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对于社区来说,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外来户”。

首先,与社区服务中心相关的政策是由本社区之外的主体——上级政府部门制定的。社区服务中心的设立、运营、管理、服务、评估政策由市级政府统一制定规划和标准,由区级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社区基本上处于难以发声的状态。尽管在设立社区服务中心之前,区级主管部门会到各社区调研了解情况,并让社区自主申报,但是并没有给社区系统的培训和介绍,社区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社区服务中心的性质。而在社区服务中心全面推开的背景下,不管社区接受与否,都要配合市区的统一安排,设立社区服务中心。

其次,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营是由本社区之外的主体——社工服务机构来承担的。社工机构通常是在市级或区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一个社工机构通常运营数家社区服务中心,机构的办公地点与社区服务中心往往不在一地。社区对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等概念均比较陌生,对成立不过几年的社工服务机构的名称可能也是闻所未闻。社区原有的主体,如社区工作站、社区居委会、社区老年协会等并不清楚社区之外的社工服务机构会给社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服务;也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社区公共服务交由一个陌生的机构实施,而不是由已有的机构运作。

最后,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者大都由本社区之外的成员——社工来提供。2014年问卷调查显示,深圳有40%的社区服务中心有2名本地工作人员,10%的社区服务中心有2名以上本地工作人员。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则是深圳社区服务中心6名全职工作人员以非本地工作人员为主。根据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2015年末的统计,社区服务中心一线社工平均年龄为26.9岁,62%为非深圳户籍,34%为2014年及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其中18%为2015年毕业的大学生),这些学生中仅有13%为深圳本地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的社工在来深圳从事社区服务之前与深圳几乎没有联系,更不要说与所在的社区有何联系。他们大都是在对深圳,对所服务的社区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始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了。调研中,部分社工反映,深圳的一些城中村社区中,人们的主要交往语言是客家话或当地方言,外地社工们在开展社区工作,特别是开展老年人工作的时候,连基本的交往都面临困难。因此,面对这些外地来的刚毕业的年轻人,社区居民不认识、不了解也绝不可能信任这些人,他们不知道这些人将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由此可见,社区服务中心从设立到运营的整个过程中,社区基本上是置身于外的,社区内的原有主体以及社区居民也难以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心的筹建工作中来。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并由其提供社区公共服务,并不是社区内部的主动选择,而是外部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介入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下,外生的社区服务中心自然面临着不被社区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所接纳和认可的问题。

二 作为社区全新的服务主体

如前所述,在深圳过去的基层社区治理中,已经有多个治理主体: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工作站、社区居民委员会、若干社区社会组织、社区股份公司等。自2010年开始,又出现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社区利益和权力格局,被赋予了改变社区治理模式的职能。然而,这一新生事物在社区原有主体面前,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社区已有主体被迫接受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新主体的运营模式。市区政府在推行社区服务中心的过程中并未给社区讲清社区服务中心的制度设计框架,社区服务中心实际落地的过程与社区原有的想象并不一致。

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位硕士生在对深圳一家社区服务中心的实证研究中,展现了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新生事物给社区原有主体带来的冲击。

对于T社区来说,社区服务中心就像一个“入侵者”,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深圳T社区开始建立社区服务中心之前,T社区确定了服务场地之后就把社区报备到L区民政局,由区民政局进行招投标。但是T社区的居委会和工作站的领导始终有一个误解,即他们认为社区服务中心是交给居委会来运营的,最后甚至T社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样一个服务中心。因此,最开始签订合同的时候,社区居委会和工作站就表现出了一种不配合的态度。居委会主任首先并不愿意接受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外来生物,其次也在观望其他社区的做法,迫于市区两级政府的压力,暂时釆取躲避和观望的态度来面对同社区服务中心签订合同的事情。[]

在不得不接受了社区服务中心由社工机构运营的事实后,社区还期待着政府应当给予社区工作站或相关单位额外的配套资金,用于场地装修和办公设施采购等。但是仅有个别区获得了少量配套资金,多数社区的期望最终落空。类似地,朱健刚等人研究发现,广州市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建立初期,街区也更倾向于采取政府直接管理的模式,以期把资源控制在街道(政府)手里,但最后受到体制创新、上级要求及经费诱导的影响,才不得不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可以看出,社区已有主体对于政府推行社区服务中心这一项目,经历了由些许期待到彻底失望,由逃避观望到被迫接受的过程。政府前期工作的不到位、不细致,使得社区中的已有主体对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新生事物有了天然的敌意,不利于社区服务中心工作的开展。

其次,社区已有主体对社区服务中心有诸多质疑和担忧。尽管社区已有主体不得不被动接受了社区服务中心由外来的社工服务机构运营的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清楚地了解了社区服务中心的定位。社区原有的主体不禁要问,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新的平台与过去的社区主体之间有什么关系?特别是深圳市以南山区招商街道的花果山社区作为试点,将社区工作站的职能划分成15个项目,全部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由中标的社工机构提供服务并取消了社区工作站。[]这一试点社区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典型,也在社区工作站的现有工作人员中引起轩然大波。社区工作站的人开始认为自身的工作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社区服务中心取代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心态下,部分社区工作站的人员就对社区服务中心及其社工产生了敌对态度,把社工当作潜在的竞争者。除此之外,社区工作站的现有人员还有诸多担忧和困惑。例如,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社会工作者,以后会不会要求在社区工作的人都考取社工资格证?看起来社区服务中心无非开展了各种活动,这些活动社区工作站或社区居委会也能做,为什么非要招投标请社区之外的机构来做呢,这些机构了解我们社区吗?

最后,社区服务中心会直接影响到社区已有主体的利益。由于社区服务中心属于新近规划的社区公共服务场所,在过去的建设用地中并无明确的该场所的配套公建项目设施。社区服务中心的场地是整合社区各种公共设施资源后形成的。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社区服务中心的场地原来分散在社区各个主体手中,现在要统一由社区服务中心使用;或是由社区工作站在社区中为社区服务中心开辟新的服务场地。总之,原则上社区服务中心的场地由社区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的支出,还有可能减少社区原有的房租收入。例如,目前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的社区服务中心原来是远近闻名的“南岭时装广场”,一年给南岭村股份合作公司带来的租金至少有400万元,2013年后花600万元全面装修改造提供社区综合服务。若算上租金,这几年社区股份公司少赚了2000万元。[]南岭村社区主动放弃经济利益用于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但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像南岭村这样舍得投入。

社区原有的治理主体因上级有政策,在存有质疑和担忧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社区服务中心。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其表现出消极状态也就可以理解。原则上,社区服务中心需要由社区解决场地及装修,但是在没有相关配套资金,也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社区就只负责找场地,而装修费用则由运营的社工机构在50万元的购买经费中解决;甚至个别社区没有提供场地,社工机构为了根据合同规定按时开展服务,还需要临时在外租场地,而50万元的购买服务的经费中是不包含场地费及装修费用的。

由此可见,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伊始,社区原有的治理主体与社工机构之间就存在着嫌隙和隔阂。社区服务是面向“人”开展工作的,在缺乏最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何谈专业化服务呢?因此,社区服务中心进驻社区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融入社区的问题。

第二节 如何理解“融入”社区

专业社会工作理论作为舶来品,需要在发展中进行本土化,很多学者都很关注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过程。[]王思斌系统地运用了嵌入理论阐述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专业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是在嵌入状态下进行的。专业社会工作进入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原有领地,前者嵌入后者之中。随着专业社会工作自身的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在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互动中不断进入本土实践领域,会出现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度嵌入。[]

朱健刚等人以广州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研究对象,他们认为专业社工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在嵌入原有的行政社会工作中时,专业社工被吸纳到街道的权力网络的过程中,产生了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和专业建制化。[]显然,珠三角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发展均是专业社会工作嵌入社区原有治理格局中,由专业社工运营的社区服务中心进入社区原有传统社会工作者所开展的社区公共服务及管理的领地之中。“嵌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状态,是在制度设计上社区服务中心发展的现实情况。尽管都是社区服务中心“嵌入”原有社区治理的格局之中,但是深圳各行政区的嵌入程度存在差异。绝大部分行政区的发展是在社区范围内的嵌入,即社区服务中心成为社区治理中的一个独立的主体;但盐田区的嵌入更为深入,表现为社区服务中心嵌入原有的社区服务站,专业人员嵌入传统社区服务人员中共同开展工作。盐田区的具体情况,将在本章相关位置阐述。

社区服务中心在制度设计上嵌入原有社区治理体系中,并不意味着实际嵌入的顺利实施。朱健刚等人的研究就表明了这一过程存在的挑战和异化。嵌入是社区服务中心及其专业工作者被动地按照政策安排进入社区的状态,虽然所有的社区服务中心都是嵌入原有的治理体系中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社区服务中心都可以顺利地融入社区。嵌入之后能否与社区原有治理主体有机融合,是否能被社区各利益相关者接纳,就是社区服务中心及其专业社会工作者能否“融入”社区的标准。汪华对深圳某社区服务中心与基层行政力量的关系研究,就体现出了社区服务中心“融入”社区的艰难过程。他认为在社区行政力量对社区权力和资源牢牢把握的情况下,社区服务中心为了得到行政力量的支持、筹集更多的资源以便更好地完成服务社区的目标,釆取了“自我矮化”的策略与社区行政力量进行合作,由于双方力量悬殊,社区服务中心对社区行政力量的过度依赖形成了不可持续的“脆弱的合作”关系。[]这种以“自我矮化”为策略的合作是社区服务中心主动融入社区的努力。

“社会融入”一词多见于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中,西方学界将移民的社会融入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纳入其研究议程当中[];国内对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社会融合问题上。[]艾林森(W.Ellingsen)认为,移民的社会融入可以被定义为个体或群体被包容进主流社会或各种社会领域的状态与过程,这一概念应该包含着移民与新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社会融合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包括个体层次(人际间)的融合,也包括群体层次、国家层次上的融合,如民族融合。[]本书借鉴了艾林森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定义,在组织层面上使用融入的概念。本书中的“社区融入”是指社区服务中心及其工作人员被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接纳、认可乃至信任的过程和状态,是社区各利益相关者把社会工作者从“陌生人”变为“自己人”的过程,包含社区服务中心与原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适应。

从嵌入到融入,并非自然形成的,需要社会工作者主动而为,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关系,变为被社区认可的治理主体。正如朱健刚等人在研究结论中指出的那样,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不能仅仅是与行政性社会工作在服务上的简单嵌入,专业社会工作还需要适应本土情境。原有社区服务主体是社工深度嵌入性发展的根基,社会工作者需要与原有的社区服务人员结盟,亲近这些本地的社会工作人员,事实上也就亲近了多元化的民间。朱健刚等人在这里提到的适应本土情境,与原社区服务人员的结盟,亲近本地社会工作人员等,就是本书所阐述的“融入”的若干策略。尽管汪华的研究认为,由于双方力量悬殊,社区服务中心的种种努力可能是一厢情愿,“自我矮化”而形成的表面合作也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信任,合作关系非常脆弱。但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在制度设计上嵌入社区而生的社区服务中心不得不面临着如何融入的问题。否则,仅有客观上的“嵌入”状态,而无主观的“融入”状态,只会让社区服务中心及其专业社工在社区中处处碰壁,变为失败和无效的嵌入。

第三节 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对社区服务中心的期待*

社区服务中心要融入社区,需要了解社区中有哪些利益相关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社区服务中心有哪些期待。这样社区服务中心才能运用不同策略来满足不同主体的期待,从而被社区各主体接纳和认可。

一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是社区服务中心最直接的服务对象和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尽管对于居民来说,社区服务中心是陌生的、外来的,但是有人提供服务、开展活动,不但不收费,还会赠送小礼品,居民总是欢迎的。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中心这一新生事物的期待是社区服务中心能够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使其能够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丰富且优质的社区资源和社区服务。社区居民希望年轻的社工是社区服务的提供者,希望他们能够有良好的服务态度、服务方法,能够取得较好的服务效果。

在社区居民中,不同群体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需要和期待也有所差异。社区中的残疾人、低保户等困难群体是社区服务中心个案服务的重点对象,需要社工提供深入、持久、个性化的服务;社区中的中老年人是与社区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人群,平时常年在社区内活动,生活半径有限,最需要享受家门口的服务;居住在社区中的中青年上班族往往只有下班后及节假日在社区中,他们能够接触社区服务中心的时间短,且会在社区之外有更广泛的生活娱乐空间,但他们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社区中的青少年儿童群体课余时间在社区内活动较多,他们及其家长希望在社区中享受到安全、舒适、有趣的课外活动服务。

二 市区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

市区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都属于与社区服务中心相关的上级政府部门。市级民政部门主要是制定与社区服务中心有关的宏观政策,这些政策涉及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营和评估标准;负责把握社区服务中心的整体发展方向;同时,提供50%的购买服务的资金。区政府及街道办是社区服务中心服务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区民政部门作为甲方负责指导和监管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营,提供购买服务的经费,组织评估,协调各有关部门提供支持和帮助;街道办事处作为乙方负责监督协调社区落实场地,指导社工服务机构制订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计划,监督社区服务中心的项目实施,并在社区、办事处和区级部门之间进行协调沟通。可以看出,市级民政部门不会直接与某社区服务中心发生关联,其出台的政策会影响全市社区服务中心的发展。区级民政部门对社区服务中心就有直接作用了,其招投标的方式和相关配套政策直接影响社区服务中心的运作。街道办事处则要根据社区具体的需求提出服务计划,这一计划直接关系到社区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在评估中,街道办事处是直接参与评价的相关主体,需对中心在合同期内的运营管理、服务开展、服务成效、对外宣传、社会影响、与社区基层部门的沟通合作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价。尽管影响程度不同,但这些上级政府部门对社区服务中心的定位容易达成共识,它们希望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专业社工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进而赢得社区居民的信赖。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7.25 查看全文 >

VIP免费

章节目录

  • 第一节 为什么社区服务中心面临着“融入”社区的问题
    1. 一 作为社区外生的服务主体
    2. 二 作为社区全新的服务主体
  • 第二节 如何理解“融入”社区
  • 第三节 社区各利益相关者及其对社区服务中心的期待
    1. 一 社区居民
    2. 二 市区政府及街道办事处各相关部门
    3. 三 社区工作站
    4. 四 社区居委会
    5. 五 社区社会组织
    6. 六 社工服务机构
    7. 七 辖区企业
  • 第四节 社区服务中心融入社区的若干行动策略
    1. 一 社工机构出面:解决问题事半功倍
    2. 二 从社区工作站入手:正确看待社区工作站的角色
    3. 三 从社区需求调研入手:社工和居民彼此了解的过程
    4. 四 从特定服务对象入手
    5. 五 从拜访社区各类机构入手:寻求多方支持
    6. 六 从点滴入手:放下所谓“专业”的身段
    7. 七 发挥本社区工作人员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作用
    8. 八 走进居民生活,与居民打成一片
  • 第五节 特殊模式:盐田区深度嵌入式发展
    1. 一 “深度嵌入式”发展模式建立的背景
    2. 二 “深度嵌入式”发展模式的主要做法
      1. 1.人员“嵌入”:双方共同组成运营团队
      2. 2.经费“嵌入”:双方共同使用购买服务经费
      3. 3.服务“嵌入”:延续原有服务的基础上扩展专业服务
    3. 三 对“深度嵌入式”发展模式的评述
  • 第六节 对促进融入社区的几点建议

章节图片/图表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