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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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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士人之“知”与“行”的微观史论。本书撰写的目的,是尝试以1939年的微观时空为基点,考察战时中国士人的创述、道义与担当,力图从诸种经过精心择取的个案中揭橥中国士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迹与行迹,并借之寻绎1939年这一特定年份的中国文化思想脉络,为战时知识分子精神史及中国抗战文化史提供新的佐证和研究视角。

1939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的历史学家卡罗·金兹堡有鉴于法国年鉴学派过于注重长时段历史现象的弊端,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了“微观史学”。在金兹堡看来,法国年鉴学派虽然把历史研究从社会经济拓展到思想文化史乃至日常生活史领域,但其提出的“系列史”“总体史”着眼于长时段的宏观历史演进,在计量方法主导下忽视了对个别的、特定的历史时空的探讨和描述。金兹堡对年鉴学派长时段的历史结构方式批评甚力:“‘长效机制’(long-run approach)的归纳有助于从结构上抽象与清晰的社会史。尽管其具有科学特征明显,但却像没有血肉骨架,无法令人信服。” 他进而认为,只有在微观的视角下,历史的丰富本相才可能得以完整呈现,“近距离特写有助于我们抓住那些从总体性视角观望中被漏掉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微观史学观的启示下,金兹堡撰写了历史学专著《奶酪与蛆虫》,构建了以一个16世纪意大利山民为中心的中世纪微观历史图景,并由此确立了具有研究范式意义的关于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微观史的要旨在于,它缩小历史关注的时空范围,通过探究某个事件/短时段的历史事实与现象,在“解剖麻雀”的个案分析中丰富与深化了广度的历史研究。正如法国新史学家勒韦尔所言,研究某一具体时空的细微历史经验是“为了将这些‘渺小经验’视为‘宏大历史’的有机部分,但它们为这种‘宏大历史’提供了一种别样的、更加全面的版本”。

学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及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可谓硕果累累。自1940年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撰的《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在抗战书店出版以来,数十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类著述蔚为大观,迄今为止仍不绝如缕,如王金铻的《抗战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闻黎明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以及李仲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团结出版社,2017)。至于研究战时区域文化或具体文化分类的论著也极为可观,如张红的《抗战中内迁西南的知识分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魏华龄的《桂林抗战文化史》(漓江出版社,2011)、蒙树宏的《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等,不一而足。相关论文则更是汗牛充栋。这些卷帙浩繁的论述或者历时态地勾勒了战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从而构建系统化的抗战文化史述,或者对战时区域文化及知识分子抗战活动进行探幽发微,以期为整体性的历史叙述提供丰富的论据和佐证。以上这些涉及抗战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大多立足于“中时段”的历史时间尺度,即把整个抗战时期作为历史论述的时间标尺,力求全程全面地把握战时中国文化主脉,其学术成就及价值自不待言。近二十年来,该学术领域里也出现了卡罗·金兹堡所谓的“近距离特写”式的微观史研究成果,标志着研究范式的改变。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部分专著具有代表性。正如孟繁华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所言,这部书系共有11本,受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它以代表性的年份为叙述中心,串联起从1898年至1993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是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事实上,这部书系摆脱了传统的编年史式的文学史著作方式,采取的正是微观史的论述方式,而且特别强调“大文学”的概念,鼓励作者广泛涉猎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来进行历史阐释。毫无疑问,《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历史方法论上具有创新性意义。黄万华的《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是另一部具有自觉微观史意识的学术著作,这部60多万字的专著分为“史述”和“史论”两大部分,其中“史述”部分竟达到将近一半的篇幅,“‘史述’以1937年‘七七’至1945年‘八一五’为限,采用年表加年度评点的结构方式。年表力图呈现同一时段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台港地区、海外华侨社会的文学要事(适当包括跟文学相关的其他大事)及其联系”。书中的“史述”部分按具体的年月日分列,资料极为详尽,不乏深入的分析,可视为一种简明版的战时中国文学微观史论述实践。2011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侨机工第二代陈达娅、陈勇撰述的《南洋1939》一书,它虽着重关注南侨机工抗战事实,对于抗战文化方面涉及较少,论述也多超出1939年的时间范围,但其以具体年份为基点来构建历史过程的微观史识却充溢其间。

事实上,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由于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状况之差异而呈现出具有较大区分度的时段性特征。如果一味地把战时中国文化仅仅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而忽视其不同阶段的各自特点,将有可能遮蔽其丰富性与复杂性。抗战初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刚刚爆发时经历了短暂的亢奋激越,不久后即迅速处于动荡颠沛的生活状态之中,迁徙不定,家离子散,文化创造因而难以展开。抗战后期,大后方物价飞涨,国民党加强特务统治,黎民离心离德,文化活动日益衰微,此时唯有延安呈现出新的文化气象。兹以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为例来说明认识到这种阶段性特征的重要性。学者郭川在博士学位论文《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中指出:由于战时财政状况的不断恶化,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这种心态嬗变分为四个阶段,从抗战初期的“亢奋”、1939年的“沮丧”到两年后的“焦虑”一直到战争结束前的“绝望”,最终导致了公教人员与国民政府的决裂。抗战大后方包括内迁知识分子在内的公教人员,其心态变迁必然对中国文化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抗战后期许多高校教授因经济困顿而被迫兼职谋生,从而制约了他们的学术探索和创造。就知识分子文化创造的客观环境和心态而言,这种差别是相当明显的,兹以钱穆为例。1939年初春,西南联大已从蒙自迁往昆明,钱穆遂于宜良乡下借居一室,“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有时“携《陶渊明诗》一册,一路吟诵去温泉”。这种闲淡安宁的心境最适合于做学问,也有助于士人沉静地思考历史、现实与人生的重大问题;这一年,钱穆是极力反对青年学生从军的,而到了1944年他却写了《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一文鼓励青年奔赴战场,可见在抗战的不同阶段,中国士人的思想和心态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情形。再如,随着1944年9月桂林的沦陷,知识分子四处流散,广西文化一片萧条,这就与之前桂林抗战文化的盛景不可同日而语了。由此可见,相较于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的全程整体性观照而言,以特定具体的年份为历史叙述单位而展开的微观文化史考察,凸显其即时性与阶段性的历史现场,无疑更能准确地把握战时中国文化具体阶段的丰饶与细致,从而最终有助于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系列史”“总体史”的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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