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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熊十力在复性书院及其新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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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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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熊十力在复性书院及其新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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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熊十力在复性书院及其新儒学思想

著名儒学家马一浮1939年夏创办于四川乐山的复性书院无疑是抗战时期中国教育的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异乎寻常的古典式教育体制及士人诸公在中西古今学术之间艰难择取和求索的历史影迹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关于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的经过,马镜泉、赵士华合著的《马一浮评传》提供的说法比较普遍:时在浙江大学讲授国学的马一浮因对现行大学体制不满,在弟子寿景伟等人的建议下,欲寻一山水胜地开办书院讲学,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将此事告知蒋介石,蒋对马一浮的学问早有所闻,也仰其高望,遂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名义向马氏发了邀请。马一浮拟定了《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教育部对其要求悉数同意,并邀之赴重庆面谒蒋介石,随后国民政府颁布了《私人讲学机构设立办法》,成立复性书院董事会,划拨建院专款,正式聘请马一浮为书院主讲。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乌尤山的乌尤寺,书院院事由主讲马一浮总摄,下设“特设讲座”“讲友”等职。马一浮向往的是超然于现代学制之外的“古典”书院,他希冀依托复性书院明学术、求义理,以接继日益垂危的儒家慧命,正如他在聘请赵熙来院讲学的函件中所言:“藉此略聚少数学子,导以经术,使返求诸义理,冀续先儒之坠绪于垂绝之交,此亦人心之同然,有不可泯灭者也。”书院为纯粹学术研究团体,学员不涉政治,不参与社会活动,以养成通儒为旨归,这有点为战时中国保留一些儒学读书种子的意味。

第一节 熊十力、马一浮在复性书院之分合

复性书院甫一成立,马一浮即聘请著名儒学家熊十力担任“特设讲座”要职。在这之前,两人已有很深的学术交谊。192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熊十力因病离职到南方休养,经人介绍在杭州初会当时处于隐居状态的马一浮,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而后熊十力每有新作问世,都寄予马一浮,两人之间不断有论学信函往来。1929年北京大学拟聘请马一浮任教,代校长陈大齐亲自致函力邀,然而马氏无意出任,遂向陈大齐极力推荐熊十力,言熊氏“虽与浮持论未能尽同,浮自以为弗如”,足见他对熊十力学问的激赏。因此,马一浮邀请熊十力担承复性书院“特设讲座”教职也就顺理成章了。熊十力1938年春由鄂入川后寄居在璧山县中学,后又移居重庆学生家,一直处于赋闲状态,此时他刚获得西南联大的聘约。熊十力最终选择到复性书院就任,一方面既有他长期以来和大学体制格格不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马一浮的敬重。熊十力是1939年9月初到乌尤寺复性书院的,他参加9月15日举行的开讲礼并发表长篇讲话,而后又因与马一浮意见相左而拂袖离开。熊十力之离开复性书院的个中缘由有诸种说法,普遍认为他和马一浮因对书院规制、学问门径、用人观念等方面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加上8月19日敌机轰炸乐山时击伤其左膝,使笃信《易经》象数之学的熊十力有不祥之感,最终导致他萌生去意。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对于马一浮与熊十力在复性书院的这段公案进行了另类解读,他以叶圣陶1939年的《嘉沪通信》为据,钩沉出复性书院的“创业史”,并着重剖析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是非恩怨的隐秘线索。朱维铮先生认为:复性书院是蒋介石钦定的复古文化机构,是蒋氏利用其浙江老乡马一浮“国学大师”的名声来推行其“新生活运动”的;马一浮以“帝师”自居,其标榜的“直接孔孟”显然是为蒋介石的文化专制主义张本;熊十力有可能是在当时同军方有密切联系的高足徐复观等的帮助下进入复性书院的,并非马一浮的荐举和礼聘,其对马一浮的“帝师”地位构成威胁,因而遭到马氏的极力排斥。笔者认为,马一浮到底是一个高蹈独善的儒者还是一个备受隆宠的太傅,当根据历史事实的前后因果另当别论,不能仅仅以叶圣陶信函的一面之词加以论断,更何况书院开办后不久马一浮就因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其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备核而愤慨不已并最终辞去讲席,从而导致了复性书院放弃讲学而变成了专事刻书的机构。至于马一浮和熊十力之间的抵触龃龉,则不应作过分揣度。事实上,当初是马一浮反复劝说和一再恳请,犹豫不决的熊十力才答应到复性书院讲学的,而非朱维铮先生所疑的熊氏是徐复观等人相助而被安插到复性书院。马一浮对熊十力可谓求贤若渴,兹从他致熊十力的信中可见一斑:“兄若不来,在书院便空虚无精彩。”“知已允联大之约,将弃书院而就联大,为怅惘者久之。平生相知之深,莫如兄者,兄犹弃之,吾复何望?”当闻知熊氏允诺来复性书院后,马一浮“为之喜而不寐”,盼望其速驾舟行,勿再淹留,其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事实上,马一浮和熊十力两人在复性书院的矛盾乃至最后分道扬镳,固然有双方性格不合的因素,他们在书院办学理念上的冲突则是直接的原因,正如熊十力的传记作家孙建明所言:

从书院创办之初,马一浮的很多想法就与熊十力的想法存在着冲突。比如说,马一浮主要希望通过复性书院培养“几颗读书的种子”,所以主张学生自愿就读,其他一切都不管,不管住宿生活,也不管毕业分配,而熊十力则希望书院能够考虑学生的实际生活问题,包括就业等。还有,熊十力希望书院能够逐渐扩大规模,办成北京大学那样的一流学校,并像蔡元培那样能够“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马一浮则主张循序渐进办学,“书院规制大小,从缘而定”,换言之,就是任其发展,能大则大,大不了的话,小也未尝不可。

然而,马一浮和熊十力在儒学思想上的重大分野是两人最终相背而行的根本动因。马一浮和熊十力两人尽管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重建的重要人物,都怀抱复兴儒学的强烈愿望,在学术上互相切磋砥砺,且私谊甚深,但他们在儒学本体论、知识论和认识论诸领域确实是大异其趣,这也正是印证了孔子所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理。

1939年9月15日,复性书院举行开讲礼。主讲马一浮和“特设讲座”熊十力分别发表了洋洋万余言的《复性书院学规》和《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着重阐述了各自的讲学理念和学术旨趣,尤其在新儒学思想上各抒己见,他们两人的儒学归趋显然是泾渭分明的。同样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创造性转换的历史性课题,特别是处身于民族危难之际的文化语境,马一浮和熊十力各自深思熟虑地阐发了自己独特的新儒学观,其中包含的诸多思想意蕴,体现了一个时代新儒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两篇演讲无疑为深入探求马、熊两人之间在复性书院的思想、交谊之分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本。

在20世纪新儒学家中,马一浮的学术理路可谓独树一帜。他的哲学思想虽秉承宋明儒学,但其强调的是反身修德的义理之学,道德心性的修为是学问的最终归趣。马一浮所忧心忡忡的不是民困邦危的时局,而是天下人心之遮蔽,因此学问之道应首先以高扬道德精神的心性义理为鹄的,这才是真正的“圣学”。“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故言之,儒者为学之归宿并非经世致用,而是明德于天下,此乃“复性”之真义。郭齐勇认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形而上的本体——心性论,其本体之用的功夫论和六艺论也是返回自身的道德文化活动,并非诉诸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马一浮这种对心性义理之学的极度推崇在《复性书院学规》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这篇开讲词里,马一浮认为学问之根本不在于求知修业,而在于洗心悟道,在于“变化气质,去其习染”,从而返求人的真实生命。以宋儒的“复性”为依归,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学规》里向学员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为学为道的四项根本次第和要求:“一曰主敬,二曰穷理,三曰博文,四曰笃行。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四者内外交彻,体用全该,优入圣途,必从此始。”他对这关乎儒家“性命之学”的“四端”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主敬”是虚明照澈的本心涵养,“穷理”是尽心知性的格物,“博文”是经典六艺的通达,“笃行”是修行进德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在哲学范畴上马一浮所拈出的“四端”尽管涉及了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和实践论诸领域,逻辑完整而周延,然而其核心仍然属于传统儒家“内圣”的心性义理之学,对如何迎取20世纪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尤其是战时中国文化的境遇有些视而不见,难怪刘梦溪称马一浮是“二十世纪师儒中的一个真正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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