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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讲述“中国故事”:林语堂在海外的抗战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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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旋波 1968年生。现为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198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该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教育,已出版学术专著《时与光——20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曾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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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讲述“中国故事”:林语堂在海外的抗战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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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讲述“中国故事”:林语堂在海外的抗战叙事

由于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1935年9月在美国的成功出版,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决定赴美专心从事写作。他于1936年8月10日携眷搭乘美国客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开启了长达近30年的海外旅程。在纽约安顿后不久,林语堂即着手准备写作《生活的艺术》。该书于1937年作为“庄台公司丛书”(A John Day Book)由雷诺与希师阁公司(Reynal and Hitchcock)出版后,迅速产生巨大反响,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特别推荐的书籍,《纽约时报》对之好评如潮。在林语堂写作《生活的艺术》期间,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随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语堂的创作轨迹因而有了显著的变化,他的写作兴趣逐渐从向西方介绍中国人的高雅风致转向抗战叙事,力图在跨文化的视域中获取中华民族抗战的力量,争取西方“他者”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战时林语堂的作品包括《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0)、《啼笑皆非》(1943)、《枕戈待旦》(1944),许多文章与抗战相关。

1938年初,林语堂为了安心著述,同时也出于节省开支的考虑,全家离美赴欧。先暂居法国南部小镇蒙顿,旋即迁往巴黎。1938年8月,林语堂在巴黎开始创作英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该书历时整整一年,于1939年8月完稿,是年11月由赛珍珠夫妇在纽约的庄台公司出版。1939年夏天欧战即将爆发,巴黎上空战云密布,林语堂遂于当年8月携眷返回纽约。

与国内作家颠沛流徙的生活状态相比,1939年林语堂的生活无疑是平静安宁的。他先后身处巴黎、纽约双城,自是年初至8月在巴黎专心致志完成了《京华烟云》的创作,返居纽约后即投入演讲、写作等抗战宣传活动中。1939年,林语堂除了创作完成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还参加了在纽约召开的第17届国际笔会大会,并发表了题为“希特勒与魏忠贤”的演讲,同时为1939年版《吾国与吾民》增写最后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并将其改写成单行本《新中国的诞生》出版,他还在《纽约时报》周刊发表反法西斯文章《真正的威胁——观念,不是炸弹》,在《国家民族政坛杂志》()发表思想自述《我的信仰》。而在这平静安宁的生活背后是林语堂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和平鼓与呼的坚定身影。他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向西方人传播中国抗战的现实内容和文化精神。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林语堂是以海外中国士人的独特身份,运用英文为载体,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作者钱锁桥认为抗战时期的林语堂集合了战时记者、“中国哲学家”、后殖民批评家、“国师”和文化使者于一身,确实,综观林氏战时的知与行不难发现,林语堂对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与文化贡献正是以上诸种文化身份合力作用的结果。揆之于1939年,林语堂以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和一系列政论专文构建了他的抗战叙事,在多重文化身份的合力作用下,以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为导引,以抗战为依归,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中国人的力量,利用世界性舆论阵地宣传中国抗日,用论说文章阐述中国必胜、呼唤世界和平,身居海外的林语堂因而在抗日救亡及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林语堂尽管仍然倾心于闲适雅致的生活趣味,但其感时忧国、抗日救亡的意识也日趋强烈。1936年8月出国前,他在《 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字,显示对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支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久,侨居纽约的林语堂为《生活的艺术》收尾后即刻撰写政论文章《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阐述日本必败的道理,该文发表于1937年8月29日《时代周刊》。1938年林语堂又写了《日本必败论》的长篇政论,运用大量数据全面剖析决定战局的诸种关键因素,指出由于日本的穷兵黩武、烧杀抢掠,其必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陷入孤立困境,最后必然导致可耻的失败。值得一提的是,该文对八路军“民众组织之严密整齐”大加赞赏,认为八路军的游击战使山西、河北等敌占区的日军不能坐收军事胜利实行统治,日本大败可必。文章还预见了英美最终必定参战:“英美干涉须待日本兵穷财尽,及侵略华南野心昭著,始能实现,且此时必定实现。”这篇文章综合了地缘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多方面知识,有理有据,持论中其要,充满了预见性,这在当时中国作家的政论中是很罕见的,表明了林语堂既拥有“战时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邃睿智,也有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该文写于《京华烟云》构思之际,其关于中国抗日救亡的思想理路必然反映于这部小说的叙事框架和人物塑造之中。

对于《京华烟云》的主题意蕴,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论者大多关注这部小说所表现的道家思想,这种观点见诸《论〈京华烟云〉中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在〈京华烟云〉中的建构》《〈京华烟云〉道之符码解读》等文。诚然,无论是小说的哲学基调还是主人公姚思安、姚木兰的人生命运都体现了道家“法天贵真”“顺其自然”的思想真谛,对此林语堂在小说中已有明显交代。事实上,《京华烟云》的道家思想是林语堂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符码,其有助于创造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视野,以最大限度地吸引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知和接受。如果将《京华烟云》仅仅视为寄寓道家哲学的叙述文本,那么就会低估这部诞生于抗战岁月的长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有学者聚焦于《京华烟云》对《红楼梦》的借鉴和继承,突出家族小说架构下的男欢女爱、才子佳人内容,此观点见诸《〈京华烟云〉与〈红楼梦〉比较研究》《〈京华烟云〉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关联探析》《〈京华烟云〉》与〈红楼梦〉比较研究》等文。确实,林语堂是在放弃了翻译《红楼梦》之后开始创作《京华烟云》的,后者在家族小说模式、叙事情节与人物塑造等方面与《红楼梦》都有深刻的渊源,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如木兰脱胎于湘云、探春,莫愁脱胎于宝钗,体仁则是宝玉、薛蟠和贾琏的结合体,而其在儿女情长的故事安排上也有所依傍,难怪有论者说“《京华烟云》可谓是《红楼梦》的‘近代版’”。然而,过于专注这部小说与《红楼梦》的渊源关系以及小说中的男女之情同样也会导致对其立意在抗日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习焉不察。

笔者认为,《京华烟云》是以道家思想为导引、以家族小说为框架的,其核心旨趣则是表现中国人的抗战。林语堂为了避免读者对《京华烟云》主题意旨的误解,特于1939年10月将一封致郁达夫的信件公开发表于《宇宙风》杂志,信中强调了自己创作《京华烟云》之展现中国抗战的深沉动意,以免读者作他种误读。

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稿。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谓而作也。诚以论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说。今日西文宣传,外国记者撰述至多,以书而论,不下十余种,而其足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入者绝鲜。盖欲使读者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况公开宣传,即失宣传效用,明者所易察。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

这封信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1.《京华烟云》是“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是“有为而作”;2.利用《京华烟云》这样的文学作品来进行抗战宣传较之说理性的政论文章更能“使读者惊魂动魄,影响深刻”;3.林语堂无意将小说写成描写才子佳人的鸳蝴传奇,其中的家庭、婚姻、爱情故事是为了让读者“窥其究竟”,了解人物的来龙去脉,小说若从抗战写起则定会让人“不忍卒读”。显然,表现中华儿女的英勇抗战才是林语堂创作这部小说的基本动机,反映中国人的抗战历程是小说的核心主题。

《京华烟云》借鉴《红楼梦》的家族小说模式,以北平曾、姚、牛三大家族的悲欢离合为主要线索,反映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在其中穿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这部小说通过环境烘托、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法充分展开抗战叙事,所涉及的抗战内容十分广泛,从战前亲日派的倒行逆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到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国府西迁,不一而足。小说的抗日叙事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为经,以曾、姚、牛三大家族的人物命运际遇为纬,抨击了亲日派安福系的反动行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种种侵略及犯下的罪行,讴歌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民族精神,其在抗战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京华烟云》穿插了大量历史文本,对于20世纪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经纬给予清晰的交代,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近代中国历史脉络的认知,另一方面也表明林语堂之在小说中凸显抗战主题的良苦用心。本书立足于《京华烟云》的抗战叙事,并结合1939年林语堂撰写或发表的政论文章,运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通过小说中人物、事件的历史还原,力图揭示这部小说的抗战与民族意识,追寻林语堂1939年在海外心系故国兴亡、努力宣传抗战的爱国心迹。

第一节 抨击安福系的反动行径

《京华烟云》的抗战叙事从亲日派的安福系开始讲述,这与近代史家考察日本全面侵华的理路是一致的。安福系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长期控制北洋政权,是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在华的代理人军阀,抗战爆发后其部分成员公开附逆投敌。因此,对安福系的鞭挞和批判自然成为林语堂抗战叙事的重要内容。

日本侵华始自甲午海战,清朝战败与之签订了《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台湾割让给日本。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把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及附属权转让给日本。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答应给予日本满蒙五路建筑权以作为承认民国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乘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机,日本加紧侵华步伐,派兵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胶州湾和青岛,当时中国要求日本撤兵,日本不但不理反而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由于袁世凯急谋称帝,接受了“二十一条”部分要求,中国因此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五四运动。在日本全面侵华的过程中,北洋军阀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盘踞东北三省;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

以段祺瑞为首的亲日派安福系长期主掌大权。所谓的“安福系”,指的是中国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操纵了北洋政府。为了排斥异己,推行“武力统一”,建立皖系的独裁统治,遂指使其亲信徐树铮纠合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等皖系政客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成立安福俱乐部,组织自己的政客集团。安福系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以非法手段操纵选举,长期控制和影响中国北方政坛,成为日本侵华的推手和帮凶。历史学家指出,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推行必须寻求来自日本的支持和援助,支持段祺瑞是日本谋取和维持其在华优势地位的必行步骤,因此段祺瑞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的。在此背景下,段祺瑞政府通过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中华汇业银行总理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大幅举债,是为“西原借款”。通过这一借款,段祺瑞把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权益大量出卖给日本,日本从而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控制。亲日的安福系段祺瑞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积极压制国内的抗日浪潮。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坚决还击,将日舰驱逐出大沽口。日本竟联合英、美等八国于16日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3月18日,北京群众5000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八国通牒。段祺瑞政府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余人,酿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身处海外的林语堂对十多年前安福系段祺瑞政府勾结日帝、出卖国家、残害百姓的反动行径仍然义愤填膺,他在《京华烟云》中用大量篇幅抨击了安福系犯下的罪恶。此时林语堂对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动因尤其是其反帝性质有了崭新的认识。五四运动发生时,林语堂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任教于清华学校,正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时仅仅是“对这个运动的整个进步,我直觉地同情”,并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历史本相,而在创作《京华烟云》之际,他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背景和事件因果已有透彻的了解,清楚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这无疑体现了其高明的史识。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对于安福系与日本的勾结深有洞悉,他写道:“以西原借款方式,日本的钱好像金蚨自天外飞来,落入安福系的政府手中,日本外相要挟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把山东的势力让予日本。为了日本的两千万贷款,安福系政府已经同意,中国驻日公使已经在条约上签上了‘乐于同意’四个字。”小说详细叙述了五四运动的完整过程,并认为这场学生运动是一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安福系的政治风潮。他形容安福系政府成员是一群“贪婪诡诈、肆无忌惮”的无耻政客,他们利用贷款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最终遭到全国人民的反抗。《京华烟云》塑造了两个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借此表达对亲日的安福系反动派的强烈抨击和批判。一个是反面人物牛家大少爷牛怀瑜,他蝇营狗苟、溜须拍马,为了个人私利巴结安福系官员,五四运动时他去探望被学生围攻后逃跑的财政总长曹汝霖,还随之去了天津日本租界,与日本人沆瀣一气。牛怀瑜是寡廉鲜耻之徒,他为了讨好安福系军阀,竟然无耻地将自己的情人莺莺送给吴将军玩弄。这个人物后来成为北平傀儡政权王克敏手下的要员,沦为汉奸。另一个是正面人物孔立夫。他幼小失怙,聪明正直,孝亲敬老,既有传统士人的优雅教养,又接受了西学熏陶,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融合了儒家和现代人文主义的精神气质。孔立夫有强烈的正义感,感时忧国,嫉恶如仇,他对安福系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出于义愤撰写了大量抨击军阀腐败的政论文章,因而得罪了牛怀瑜和军阀当局而被捕入狱。小说以孔立夫的光明磊落和大义凛然来衬托安福系对日本人的奴颜婢膝,他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词也是作家林语堂讨伐北洋军阀的檄文。

“三一八”惨案是安福系段祺瑞政府对日本卑躬屈膝而犯下的罪行,林语堂对之的谴责和抨击达到高潮。林语堂可以算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他当时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务主任,在英语系讲授英文课,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26年3月21日)他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来记念这两名在惨案中牺牲的学生。林语堂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这一方面是由于刘杨二女士死在“我们最痛恨之敌人手下,是代表我们死的”;另一方面是自己暗中已感觉“亡国之隐痛”。这篇悼念文章回忆了师生交往的一些细节,同时也宣泄了对于段祺瑞执政府的愤慨,并没有涉及更多的社会因素。而《京华烟云》中的“三一八”惨案叙事不但有具体可感的文学描写,而且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理性内容,从而使对段祺瑞政府的谴责和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小说从1925年5月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从而爆发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讲起,着重描述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时日军炮击革命军、八国最后通牒等历史因由,突出了安福系政府卖国媚日的反动性。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描写了中学生阿满在“三一八”示威游行中牺牲的情节,表达了对安福系执政府罪行的控诉。阿满是姚木兰和曾荪亚的大女儿,她从小乖巧懂事,在学校经常参加爱国演剧活动,“三一八”那天她走在队伍最前面,最后颈部中弹而死。林语堂在这个人物身上显然投射了自己对于刘和珍和杨德群的悼念。小说以孔立夫的视角对这场野蛮残忍的大屠杀进行了详细的刻画,情景惨不忍睹:预伏在总理衙门附近的反动军警突然向游行队伍疯狂射击,又用刺刀、铁鞭、单刀向逃跑的学生连劈带砍,一时血流如注、伏尸遍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描写“三一八”惨案的小说场景。

林语堂不但从“三一八”惨案看到了安福系的残忍野蛮,更透视到其勾结日帝、出卖国家的本质。段祺瑞政府在惨案发生一个月后倒台了,但抗战爆发后的安福系政客如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在日本的刺刀支持之下”又重新出现在北平,成为卖国求荣的汉奸。林语堂正是由于看到了安福系和汉奸之间的这种必然历史逻辑,才在《京华烟云》中给予充分的描绘和刻画。

第二节 揭露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日本侵华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经济侵略涉及较少,正如学者所言:“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一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所改观,陆续出现了《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制》(居之芬主编,北京出版社,1995)、《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黄美真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等论著,日本也不断有相关成果问世,如浅田乔二编著的《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甲午战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分离的同时,实行全面经济渗透和掠夺,战争全面爆发后其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和统制更是变本加厉。日方一方面通过开办公司、增加投资、兼并与控制中方厂矿企业等手段垄断东北与华北地区的重要行业;另一方面采取滥发纸币、倾销商品及走私、贩毒等方式搜刮财富、扰乱经济秩序。其中,走私和贩毒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特殊形式,它们破坏中国的经济命脉,危害中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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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抨击安福系的反动行径
  • 第二节 揭露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 第三节 控诉侵华日军的暴行
  • 第四节 讴歌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
  • 第五节 反法西斯与讲述“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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