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作者

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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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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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

有关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主义的研究,重视对民族立场的定性分析,一般以“代表”各阶层的个体和群体为案例,考察其在与民族立场相关的历史事件中的表现,进而评判其对敌国持有的立场。这些研究成果是在细化基础上的定性分析,是对过去爱国与叛国两极简单判断的修正。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主义不只体现在与异国统治者的反抗、妥协和合作的历史事件中,民族主义是动态发展的,不能视为不变的衡量标准。正如米歇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的观点,民族主义广泛地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惯性言行中,并形塑我们对于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同时,在民族成员的日常言行中,民族主义的内容不断更新再生。而论及沦陷区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如江沛指出,“站在谴责日伪统治残酷性的立场上,国内涉及沦陷区研究的几乎所有论著,除讲述民众生活的困苦外,多以经济掠夺、野蛮统治、‘集家并村’、设立无人区、细菌战与化学战、娼业散布、烟馆林立、毒品泛滥、抓捕劳工与慰安妇等为主要内容”。可以发现,这些内容是沦陷区生活非常态的部分,不能完全代表沦陷区日常生活。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片面了解,进而影响对其民族主义的认识。因此,在民族主义直接相关的事件之外,也应当探究民族主义的日常生活形式,关注民间社会民族主义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实态,深化沦陷区民族主义研究。

所谓“日常生活”,学界一直缺乏清晰的概念,它的范围也言人人殊。一般而言,可以将日常生活理解为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20世纪7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新的史学领域,“日常生活史”在德国兴起,如今已在欧美等地形成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对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常生活史”创始人之一阿尔夫·吕德克(Alf Lüdtke)强调,“‘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日常生活史”学者的共同关怀在于通过观察一般人惯常的日常生活,由下而上对宏大历史重新理解,重新叙述。“日常生活史”提醒我们重新思考过去习以为常的研究方式。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主义的问题就变成民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经验或者感受民族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变化的。换言之,民族主义成为被“历史化”的分析对象,而不是衡量沦陷区民众行动的不变标准。

基于此,本文将以“日常生活史”的方法,探讨沦陷区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本文使用的主要材料是董毅的《北平日记》。董毅出身于仕宦家庭,1938~1942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毕业后任职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目前已出版的《北平日记》共计150余万字,时间从1939年到1943年,乃是北平沦陷时期。日记主要记述了董毅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人际交往、娱乐休闲、心路历程等,反映了一个青年学生在沦陷区的日常生活。在日记中,可以发现董毅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在具体的、变化的、充满权力斗争的沦陷区日常生活中建构和更新的,如离开与留守的爱国评判标准、个体自我期许与现实的矛盾、日伪政府施加的民族主义影响、愈发恶劣的经济生活等。需要强调的是,个体的经历难以代表群体乃至整个民间社会的经历。但从个体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对评价一个社会十分重要的信息,也就是特定社会对一般个人的自我发展和成熟所提供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并不力求根据个体日常生活的研究,以小见大地解决沦陷区民间社会民族主义的定性问题,而试图转换视角利用董毅的《北平日记》,从日常生活的视角,探讨小人物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对民族主义的感受、体验以及采取的行动,进而由下而上重新理解并叙述沦陷区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并借由本文粗浅的讨论,希望对于日常生活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有所启示。

一 去留之间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端的言论中,沦陷区青年被分为七大派:挺进派、左倾派、丧心派、堕落派、苦闷派、等待派、避难派。其中,挺进派青年勇敢坚定地逃离沦陷区,他们奔向后方,积极从事着抗战建国的事业,这些青年是人们称赞的爱国者。而其余六派留在沦陷区,无论其对日立场如何,均被认为是病态,给国家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留在沦陷区的青年皆是汉奸。这样的爱国评判苛责极端,但也表明逃离或留在沦陷区的民族主义意义。逃离与留守成为沦陷区青年首先面临的爱国抉择。

根据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学生数量统计可知,1937年5月北平学生共78632人,到1937年11月减少到62862人。主要原因是学生随校内迁以及避免敌国奴役的逃离。此后,学生奔赴内地和大后方的行动也从未停止。但仍有大量学生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北平,尤其是北平本地学生大多留了下来。外地学生至少有家乡可以回,而北平本地学生有家人的牵绊,又不知道离开北平去哪里才可以立足,加上逃出北平的危险和经费问题,使他们更难做出离开北平的决定。一位苏州青年指出逃离沦陷区带来的共同问题:“第一:哪里来这么多的盘费?第二:出来了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第三:即使吃了千辛万苦,到了大后方,人地生疏,怎能满足?第四:真正要是走的话,这一家老小和几间破屋又怎么办?”

在董毅看来,北平是个沉闷的地方,“寂静得有逐渐接近于死的危险”。虽然看似“外表洞天福地”能够维持安稳的生活,但沦陷区的生活使人堕落,“有点血性的青年都应明白,认清了自己是在一种什么环境下去生活!”相较而言,他认为“南方”“国民性到底强的多”。“去南方”就意味着免遭异国奴役,能增长见识,磨炼品质,寻找新鲜的、不确定的生活。因此,早在1939年,董毅已经有了“去南方”的想法。然而,董毅同样面临着那位苏州青年的困境,“第一样经济是不允许我走,第二样尤其重要的,母亲没有人照顾,弟妹们都很小,父亲既老且病,所以我为了父亲的病即便暂时也得留在家中”。而董毅父亲董元亮在1939年4月21日去世后,家境衰败,此后又与同父异母的大哥、二姐分家,作为新家庭长子,他需要照顾多病的母亲,抚养尚小的弟妹,肩负维持家庭在沦陷区生活的重任,“去南方”便意味着逃避照顾家庭的责任。

即使具备了“去南方”的条件,能否在“南方”立足也是问题。董毅主要是从阅读报刊和与亲友聊天两个途径认识的“南方”。在沦陷区报刊中,“南方”被日伪丑化,董毅能了解的几乎都是负面消息。他也从亲友那听到“南方”种种腐败情形,去过“南方”的朋友告诉他,“那边真正的好处亦少”。董毅在沦陷区了解的“南方”有日伪虚假报道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沦陷区青年而言,现实的“南方”并不是那么美好。虽然后方报刊宣传,对于来自沦陷区的学生,“绝对不能像普通难民一样的看待他们,社会和政府应缜密的给予保护,学校应尽量的容纳他们借读,这是储备国家生力的一部重要的工作”。国民政府也确实为来自战区的学生设立了各种救济机构、内迁或设置临时学校以及提供贷金。但在实际救济方面却存在诸多不足,致使有些沦陷区青年千辛万苦奔向后方时,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援助,反而受到了来自后方的阻挠,最终不得不含泪重返沦陷区。而且,逃离沦陷区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在北平有传闻,在去大后方的路上,到日本人的封锁线上,如果被发现是逃往大后方的学生,就要就地枪决。对于每一个想逃到后方的青年学生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挑战。随着生存压力的加剧,知道后方不好、逃亡风险大的消息更多,董毅渐渐质疑“去南方”的意义。

二 另一种爱国

抗日战争期间,爱国与抗日直接关联。因为留在北平,难以参加抗日,学生们大多感觉到一种爱国的缺憾。不过,董毅认为,不能离开北平直接参加抗日不意味着不爱国,他试图化解留在北平与爱国之间的矛盾。他指出,“因家庭环境所迫,不能脱身”,“无愧于一中国之民”,况且,“南方”政治也是腐败的。“爱国之方式亦有种种不同”,留在北平,“尽量利用些时间,努力充实自己”,为将来国家的建设做准备也是一种爱国方式。这样的想法无疑受到同样留在沦陷区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支持,他经常教育学生,“不能离开沦陷区仍应当读书,学科学,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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