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留守还是西迁: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迁移抉择

作者

郭爽
梁晨 南京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查看全部 ↓

留守还是西迁: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迁移抉择

可试读20%内容 阅读器阅览

留守还是西迁:抗战时期金陵大学的迁移抉择

七七事变后,国内战势紧张,面对战争的威胁,处在战区中的大学都需要做出应对和改变。大部分国立高校和私立院校选择了放弃原有的校园,追随国民政府,长途跋涉至遥远的中国西部,在陌生的环境重新办学。这场高校内迁大潮对战时和战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也引起了不少史学和教育学工作者的关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过现有成果仅从宏观角度对战时中国高校迁移的时间、数量与路线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基本的梳理,对高校形成内迁抉择的过程,尤其是面临种种矛盾时的判断和博弈缺少观照,从而忽略了高校内迁在起点就是困难重重的实情。以后见之明的角度看,内迁当然是高校在面临战争时所做出的最合理的选择,但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高校选择内迁并不那么“理所当然”。一方面国民政府既有意引导高校西迁,又对不同类型和地区的高校有着不尽相同的态度,并非在最开始就鼓励战区的学校内迁;另一方面,各类高校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又有着各自的考虑。迁与不迁,往何处迁,是高校面临的艰难抉择,也是校内外不同势力博弈的焦点。然而此前的高校内迁研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整理高校迁移的路线上,对内迁的决策过程鲜有关注。如果说宏观的研究难以就细小的层面做出考察,那么近十几年轰轰烈烈开展的各校校史研究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在多数校史的编撰中,虽研究对象已经聚焦到单个学校,但研究视角并没有更加细致,有关内迁的内容也多局限于罗列学校迁移的时间、路线与迁移过程的艰辛,对于学校如何决定迁移,又如何选择路线,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可谓“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近年来,以单个内迁高校为案例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论文也有出现,加深了高校内迁研究的深度,不过目前主题主要还是集中在高校内迁之后与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互动,对于迁移准备的时段研究甚少。本文以金陵大学这一典型的教会大学为案例,以决议内迁的过程为切口,考察一所教会学校在战争来临之时如何重新调整自身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期望能以微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战时高校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为此做出的改变。

一 绪论

金陵大学是地处南京的教会大学,由汇文书院、基督书院、益智书院三所基督教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是较早向中国政府立案的教会大学,早在1928年就已向国民政府正式立案。根据立案的要求,校长由华人陈裕光担任,校内的各类高级行政职务也向中国籍教职员开放,校董会也须有一半以上的华人成员。因此在1928年立案成功之后,金陵大学各类校务与财务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改组之后的美国创建人大会。在立案之时,原为托事部的创建人大会正式将学校事务的管理权移交给了校董会,但其仍是金陵大学所有校产的拥有者。金陵大学虽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进行了立案,选择接受教育部的管理,不过金陵大学的主要经济支持者仍是教会。根据1937年度金陵大学决算表,在当学年190295.09元的实际收入中,来自国民政府的款项仅有9000元,仅占约5%,而来自教会的捐款则有74370.56元,占到了39%。为取得创建人大会的经济支持,校内大事往往需要先与创建人大会进行协商与报告。二是国民政府。金陵大学在接受国民政府资助的同时,也要受到国民政府的统一管理。校内的院系结构、人员构成、教学内容等都需要遵守国民政府定下的政策法规。三是金陵大学的校董会,基本上学校的大政方针要由校董会进行讨论并做出最终的决定。金陵大学的校董会在成员的国籍比例上做到了中美各半,不过相当程度上仍代表着教会的态度。而根据蒋宝麟的研究,在校董会中,外籍校董仍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另外在校内,以陈裕光为代表的中国教职员对校内事务虽然有了更大的掌控权,不过仍要受到校内外籍教员的制约。所以相比于大部分国立高校的校长“一言堂”,陈裕光在主政金陵大学时有多方面的掣肘,既在校内校外受到西籍教员和教会的制约,同时也要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管理,在做出决定时需要不断平衡各方的意见,金大的西迁决定产生过程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大量战区高校面临战争的威胁,但并非所有的高校都选择向内地迁移。笔者对战区学校的迁移状况进行了统计。根据统计结果,战区在全面抗战前共有85所学校,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选择西迁的学校仅有35所,另有9所停办,而剩余的41所学校选择了留在原址办学或在本省内小范围迁移。以单个地区来看,全面抗战前学校较为集中的两个城市——北平和上海,在迁留比例上有明显的不同。在上海的有22所高校,其中4所学校是从外地迁入上海的,分别是私立东吴大学(原址苏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原址杭州)、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原址苏州)、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原址苏州),而全面抗战前在教育部注册的上海高校有24所,其中18所留在了上海。全面抗战前北平的15所高校中,9所高校选择西迁,6所私立学校则选择留在北平。综上来看,在全面抗战初期,在原地留守办学是相当多高校的选择,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选择西迁的高校。

若以学校性质来看,全面抗战前的28所处于战区的国立院校,有19所选择了西迁,而40所私立院校中,仅有12所选择西迁。一方面,大量的高校,尤其是国立高校,迫于战争的压力,选择了在教育部的帮助下内迁至中国西部;另一方面,大量私立院校缺少教育部的支持,外国势力成为其较为可靠的保护伞。这不仅使上海租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而由教会势力支持的教会学校在此时也更加倾向于显露自己的外国身份,基本上所有的教会大学也都选择在原地维持。

金陵大学于1937年11月下旬西迁,此时相当多的国立高校已经内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录的16所国立大学中,已有9所学校迁往中国西部。而国内的教会大学却呈现了与国立大学几乎相反的状态。除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外,尚未有其他教会大学迁往中国内地,且1937年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学校分别迁往了成都、武昌和上海三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内迁,稍晚行动的之江大学与东吴大学选择的也是迁往上海,与上海的其他教会学校共同办学,并非内迁。金陵大学可以说是最早一批决定内迁的教会大学之一。

二 内迁想法的提出与搁置

1937年8月,南京虽未处于炮火之中,但局势也并不乐观。南京的中央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经着手进行迁移,同处于南京的金陵大学此时也需要认真思考是否迁校。1937年9月初,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已经有了西迁的想法,并开始进行一些前期调查。陈裕光在1937年9月2日写信给金陵大学创建人大会的秘书B.A.Garside说明金大近期的状况,信中写道:“我们在做一些暂定的计划,将我们的一部分研究工作迁至其他地方,希望这能够有助于继续完成研究项目。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我们可能会与华西协大合作来维持我们下学期的工作的核心。这些目前都还不能确定,不过我们已经做了相关的调查。”信中陈裕光表示他已针对西迁展开了相关的调查,证明其至少在8月末就有了西迁的想法。在绝大多数教会大学按兵不动的情况下,陈裕光已经开始主动进行内迁准备,这可能是受到同一时间中央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迁活动的影响。

试读已结束,剩余80%未读

¥5.34 查看全文 >

VIP免费

论文目录

  • 一 绪论
  • 二 内迁想法的提出与搁置
  • 三 长时间的商议与仓促的决定
  • 四 创建人大会与外籍人员的意见
    1. (一)创建人大会
    2. (二)校董会成员与校内西籍教员的态度
  • 五 结语

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