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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艺术考古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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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春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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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艺术考古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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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艺术考古与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的发展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时空漂移,在这个过程中,它多数时候是停留在概念的阶段,出现在考古学、艺术史的著述中,最后才在中国的学术土壤中扎根、开枝散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可见,艺术考古的方法论与考古学、艺术史的方法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艺术考古具有很大的弹性,既可以成为一种研究的学术理念、具体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可以发展成为具有特定研究范畴的学科门类。艺术考古作为研究方法与世界艺术史在当代的发展有关,而艺术考古的学科发展则与我国的学科体系发展有关。当然,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方法的建构与发展是以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研究范式的出现为标志的。它所发展出来的这套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应该是既有吸收和借鉴考古学、艺术史研究方法之长处,同时也有与它们相区别之处。为了更好地说明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具体特点,笔者拟从两个层次展开说明。第一部分为“图像研究的传统”,讨论作为研究方法的艺术考古,在这里,它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是分析与探讨某个学科问题的工具。第二部分为“系统研究的建构”,讨论作为学科的艺术考古,发展出了何种方法论以及方法论系统。

一 图像研究的传统

艺术考古作为一个解决问题能力相当出色的研究方法,近年来常常为艺术史研究者所借鉴,而且在考古学研究中也颇受重视。当然,一些相关的姊妹学科,比如人类学、名物学、民俗学、文化学的研究也经常借鉴此法。但在这些学科中,与艺术考古关系最密切的还是艺术史,用笔者的话来说,它们是“性相近”。除此之外,与艺术考古关系较为紧密的学科还有考古学,但考古学的专业性较为突出,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虽然在实际的问题分析过程中,考古学工作者或多或少也会用到一些艺术考古的研究手段,甚至各级考古研究所、发掘部门在组建考古发掘团队时也越来越重视艺术考古人才的参与,但是在具体如何运用艺术考古来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并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方法论,因此接下来的部分笔者首先会着重从艺术史研究方法这条脉络来梳理一下艺术考古方法的源流问题。

艺术考古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系统中打开了一道崭新的门,在这个层面上,郑岩所谓“偏艺术的考古学研究”之说是有合理性的,因为该方法的引入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注入了“科学”之风。因此,顾平将它直接视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讨论艺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笔者拟先对古典时期视觉形象的研究方法做一个较系统的回顾,因为这与艺术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形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艺术考古学有很多的启发,其中很大一部分艺术史研究方法甚至被艺术考古研究直接搬用。通过对艺术史研究方法、艺术考古研究方法的纵向比较,可以更为客观地了解二者之间的区别、借鉴与发展关系。

“古典时期”作为一个术语,产生于西方文化艺术史的叙事场合,与中国文化语境在内涵上并不能完全契合,因此比较容易引起误解。笔者所谓的“古典时期”在时间上大概涵盖了上起三代、下迄民国的漫长历史时期,因此“古典时期的方法”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或者说涉及两个方面。其一,强调古代视觉形象。对古代视觉形象进行研究,有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些研究方法虽然来自其他学科,但因为适用,所以经过发展,逐渐成为图像研究的基本方法。其二,强调古代的研究方法。艺术史研究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在这个流变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经典的研究方法,其中有些方法今天早已不用或者不常用了,但它在过去的某一个阶段可能还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艺术史”是一个舶来词,由德语Kunstgeschichte转译而来,而Kunstgeschichte这个词本身在当代德语中的用法就含混不清:一方面它可以指艺术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指对这种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因此,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历史性回顾,似乎本身就蕴含于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中了。这种回溯其实是有两种指向的:一是对艺术史研究方法进行溯源、整理;二是通过研究艺术史的史学史,推陈出新,发展出新的研究理论与观念。

(一)古典时期的方法

对视觉形象进行科学的研究,在西方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米开朗琪罗的得意门生、意大利迪亚诺学院(今意大利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创始人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见图2-1)是西方视觉形象研究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艺术理论家,其代表作《杰出的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或译为《大艺术家传》)虽然是人物传记,但是传记的主体却是创造视觉形象作品的艺术家,因此这也可以称得上是原始状态的艺术史研究。而他的后继者温克尔曼,则是第一个利用古代遗物,而不是专门靠古代文献来诠释古代文化、历史的学者。他在艺术、考古的研究与方法论建设上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此有些学者直接将他称为艺术考古学的事实开创者。他首次按照某种明确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即艺术历史)来编写文物史,1764年完成的古代希腊罗马文物研究专著《古代艺术史》可资为证。温克尔曼继承了瓦萨里的观念,认为艺术的发展模式具有生长、成熟、衰亡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循环特点。他在《古代艺术史》中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历史研究的目的,并将艺术历史的研究对象从“艺术家传记”转向了“艺术作品及其特质”,抛弃了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的丰富性,把那些精美文物的创造看成时代的产物。

艺术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直到近代才出现。关于视觉形象的研究方法,先后至少出现了9个门类,具体介绍如下。

第一类是作品鉴定学。主要应用于绘画和雕塑的研究,目的在于对它们进行真伪鉴定、断代以及分类等。代表人物有意大利自然科学家和外科医生莫雷利(Govanni Morelli,1816-1891)以及德国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Max Jacob Friedlander,1867-1958)等。在艺术史初创时期,作为提出可操作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典型代表,莫雷利为鉴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做法是通过仔细研究画家描绘眼睛、耳朵和指甲等细节的惯用笔迹,辨别作品的真伪。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他所撰写的十四卷本尼德兰绘画研究专著,它被视为鉴定学上的一座里程碑。

图2-1 《大艺术家传》瓦萨里肖像

第二类是材料技术学。着重从艺术作品的材料和艺术家的创作技巧方面来研究艺术史,这种方法从作品的物质层面展开研究。

第三类是形式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美术史家阿卢瓦·李格尔(Alois Riegl,1858-1905),他将美术文化的历史变迁看作不受人类劳动实践所支配的精神现象,而他所提出的“艺术意志”概念将艺术的编年史看作一个哲学命题,首先改写了美术史的编史方法。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5),他在著作《艺术史原理》中提出了艺术形式发展的五对范式。其中,李格尔属于维也纳学派,因此他的形式主义分析还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重视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关系,所以他也被归入精神分析学派。而沃尔夫林所提出的形式与风格理论在20世纪最初的20~30年有着极大的影响。当时,整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似乎都在寻找和揭示某种永恒不变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沃尔夫林认为也有一个类似的永恒风格在主导着艺术的发展,即艺术总是在早期阶段、古典阶段与巴洛克阶段循环往复。

第四类是图像学。图像学的代表人物是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vsky,1892-1968),他认为形式不是决定艺术品的唯一价值,形式与题材共同构成作品的内容。作品的文化意义是图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帕诺夫斯基把图像学的方法分为三个部分,即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也称肖像学分析)以及图像学阐释(也称圣像学分析)。前图像志描述阶段涉及一件艺术品的基本物理事实与视觉事实,如形式、线条、色彩、材料等,这些信息无须考虑外在来源,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形式分析。图像志分析阶段涉及对艺术品的知识性解释,如人物身份、故事内容、历史背景、传统脉络等。图像学阐释阶段是指观者通过前两个阶段的努力,进而找到图像的意义、艺术家制作图像的风格甚至是赞助人的意图等。帕诺夫斯基的方法其实提供了一种阅读作品的方法,即从作品的表层进入作品,探索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第五类是传记学。这是艺术史研究的传统学派,代表人物就是前文提到的瓦萨里,他通过艺术家的书信、言录、活动和有关艺术家的生平逸事甚至传说来研究艺术的本质。

第六类是心理学。具体分为知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将视知觉心理学运用于美术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贡布里希(Sir E.H.Gombrich,1909-2001),他关心艺术风格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艺术作品就是对知觉的记录。其代表作有众所周知的《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秩序感:装饰艺术的心理学研究》等。精神分析学家与艺术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1904-1994)在视知觉的精神分析学中有着相似的地位。他反对视觉只是一种机械的、原始的生理功能这样的说法,认为视觉与思维不是两个分离的过程,其代表作有《艺术与视知觉》《视觉性思维》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所传递的观点往往会有所不同。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他直接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美术史的代表作只有两篇,一篇是《米开朗琪罗的摩西》(见图2-2)。通过研究,弗洛伊德揭示了达·芬奇的同性恋及恋母情结倾向,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也反映了艺术家年幼时的经历及这种遭遇的深远影响:米开朗琪罗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女性的世界,早年失去母亲,使他会在无意识中把母亲理想化,同时在现实中远离女性。另一篇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记忆》,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发展了病理描述学的研究方法,将临床精神分析运用到艺术家的生活与作品中去,从而试图分析这位艺术家的同性恋倾向,解释其创作缓慢的原因及独特创作母题的偏好等。

图2-2 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摩西像

第七类是文化学。文化学实际上是一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一种比较性研究,它把视觉艺术与人类文化活动的各种表现形式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代表人物是19世纪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他认为历史学是一切科学中最不科学的科学,正如他对尼采宣称的那样,自己不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哲学家,从来没有进入真正的思想殿堂,他的理论充满了感性和个人风格。其代表作品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本书表明布克哈特站在艺术作品的主题和功用的角度进行考察,为那个时代的艺术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方向。

第八类是社会学。它是考察艺术史与一般社会因素的关系的研究。与文化学颇为相似,但也有不同。社会学方法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它更注重经济与上层建筑、阶级关系的分析。社会学者认为,艺术作品既然由人创造,那么它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揭示出艺术发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才能对艺术发展做出充分的解释。

第九类是修正主义研究方法。其实这不完全算是一种方法,正如它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它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旨在修正旧的范式。这种方法主要出现在19世纪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代表性的学者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1928-2000),他被誉为20世纪“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史家”。修正主义研究者认为,现代主义对19世纪的解释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忽略了那个时代有着重要意义的艺术家,比如托马斯·库丢尔(Thomas Couture,1815-1879)在当时是极为成功而且名气很大的画家,而修正主义研究者总是假设艺术史家所无视或忽视的那些艺术家一定是重要的。

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艺术考古的一些争议之外,上述研究方法,其实无论是在名称上还是在分类方式上,学者们的意见也不是很一致。比如,有人就将《艺术哲学》的作者、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丹纳 (Hippolyte Taine,1828-1893)的研究方法称为社会学研究法,把凡涉及赞助人的研究,包括贡布里希的研究都归入采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姑且不对其作定性评议,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在艺术史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有时存在穿插混合、界限模糊的情况。因此,学者们有意将这些研究方法的分类简化。郭晓川在其专著《西方美术史研究评述》中,就把以上研究方法简单地分为资料源研究方法与非资料源研究方法。曹意强则将围绕着艺术本体展开的研究称为内部艺术史,而将对作品社会与文化史的探索称为外部艺术史。巫鸿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提出“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之分。我们可以用一个更为笼统的说法来概括它们,即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对视觉形象及其创作主体的研究,而这些研究有很大一部分与艺术考古研究是重合的。

(二)艺术考古的机遇

1981年埃尔韦·菲舍尔(Hervé Fischer)做了一个与艺术史有关的行为艺术作品,并写了一篇名为《艺术史终结了》的文章来阐释它的意义,目的在于谴责19世纪艺术史的陈词滥调并否定了整个19世纪的历史观。时隔两年,也就是1983年,德国慕尼黑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写了一篇题为《艺术史终结了吗?》的文章来回应埃尔韦的这件作品,将对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史研究的反思向前推进。毋庸讳言,艺术史并没有终结,但类似的艺术事件与反思行为推动了1980年代以来以当代西方学术为背景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并使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有限的“高雅艺术”,而是扩展到艺术洼地中的“低俗艺术”,城市、摄影、电影、表演,甚至海报、广告等都被纳入艺术史研究的范畴。第二,艺术史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西方艺术,而是扩展到非西方艺术。当然这些变化免不了会遇到一些诸如语言和翻译所引起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能够阻止这种发展趋势。可以预见的是,未来艺术史研究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而它的研究方法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艺术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视觉图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第三(同时也作为前两个方面影响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艺术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是扩展到吸收其他人文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体系,如考古学、阐释学、符号学、人类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传统艺术史研究的时代终结了,一种新的“泛文化主义”艺术史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不妨称之为视觉形象研究,与之相对应的是,现代艺术史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与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有明显区别的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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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图像研究的传统
    1. (一)古典时期的方法
    2. (二)艺术考古的机遇
  • 二 系统研究的建构
    1. (一)基本研究方法
    2. (二)前沿研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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