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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考古与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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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春海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汉画学会会员,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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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考古与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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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艺术考古与研究材料

一 材料分类法

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层层递进的推理之上,以达到对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通过推理,研究者从一点跳到下一点,并且在材料有力的支撑下,越来越接近事实的彼岸。关于材料,现在有很多相关的讨论。拙著《汉代车马形像研究——以御礼为中心》中,有专门一部分(研究方法提要的第三部分“材料取用”)对此做了总结,现摘录如下。

关于材料的取用方法,朱青生老师在其博士论文《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中提到三等九级法,九级依次为:第一级为事实,第二级为描述事实的调查,第三级为事实的描述,第四级为文学与艺术,第五级为传闻,第六级为经验推测,第七级为非相关研究涉及的问题,第八级为相关研究,第九级为典册工具书。他认为就资料的真实程度而言,第一级为最高,就学术的水平而言,第八级为最高。三等九级法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中外汉学家对于如何客观地再现中国的历史、如何客观地面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所遭遇的证据问题,做出了诸多探讨。对于材料问题,戴梅可教授指出,即便是科学发掘的材料也未必就可靠。因此,拙见以为,在选用材料时,除了遵守三等九级法,尚须对如下几点加以关注:

第一,鉴别材料的真伪程度。此处所谓的真,指材料所反映出来的断代、版本、归属等信息与材料的各个细节的相关属性具有同一性。鉴别材料真伪程度的目的在于判断材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来说明问题。传世文献经历代学者的编撰、删改与刊刻,其中不乏传抄讹误。然而,出土文献也未必完美无瑕,它们仅能说明此类文献被掩埋之时的面目。同样,碑刻也存在被改刻、删除乃至重刻的可能,露于地面者自不必说,再葬墓的发现证明,墓葬自掩埋之后,还存在被重新利用的情形,墓中的砖刻、石刻(如某些带有铭文的柱石)可能被更换。就传世文献而言,完全可靠的材料几乎不存在,因此,材料不能简单地鉴别为真或为伪。有时材料尽管是伪造的,但却能够用来说明其所仿造对象的某些特征,因此材料未必非唯真实,但鉴别其真伪是第一步,鉴别真伪的目的在于正确地、恰当地利用材料。

第二,区别材料的粗细程度。材料因材质与原初作用的不同而有粗糙与翔实的区别。翔实的材料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而且此类材料在制作或创造上投入了较多的劳动,因此,在微观方面的信息、内容可靠程度较高,技术性的信息就较多;粗糙的材料所携带的信息虽少,但是此类材料更能反映某种抽象的内容,因为造作时间短暂,所以粉饰的成分就会较少,故其宏观方面的信息较为可靠。

第三,注意材料所反映信息的显晦差异。有些材料所反映的信息一目了然,学术价值不高,但却最易被发现和利用。有些材料在刚完成时亦能很好地反映信息,但由于语境的缺失而变得隐晦,有些材料本身就是隐晦的,这些材料虽然不易破解,但学术价值较高。因此,所谓的利用新材料,不仅是指利用新出土的材料,也包括对旧材料中语焉不详的文献、未明所喻的图像进行重新释读和发掘。

除了以上讨论之外,近年来,中国民间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在各种文玩市场、文博拍卖会上,个体收藏家都非常活跃,民间收藏日益丰富,有些人甚至还在比较正式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图录、研究性专著,因此,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这些“新”材料,而这些材料素来没有正式的发掘信息,同时也没有比较权威的鉴定结果来支持,但是它们又确实很精美,那么,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些材料呢?这确实非常考验艺术考古研究人员。

笔者以为,有两点应该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不论材料来自哪里,我们都需要慎重地判断其年代与文化属性。最近越来越多的发现表明,国家收藏中也有不少伪作或至少年代存疑的文物作品。而且随着造假水平的提高,假文物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辨别。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所援用的材料。其次,不论是国家机构还是民间机构,甚至是国外的机构,我们都争取利用其中的好材料来研究问题。除了对实物的利用之外,对于图像也是如此,比如拓片和照片。在国内的一些博物馆,特别是省、市一级的博物馆,由于管理上相对宽松,馆藏的一些书法水平较高的碑刻就被人们不断地用来打制拓片,以至于现在有些碑刻上的字迹都开始模糊,甚至消失不见了。还有些文物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如国家动荡、战乱迁移等,早就佚失或残损了。像这类情况,早期制作的拓片就比现在制作的拓片保留的信息更多,而那些早期拍摄下来的文物照片,可能就成为不可多得的孤品。

除此以外,还需要作两点必要的补充。

一是关于民间收藏的利用问题。民间收藏很复杂,相比于国家机构的收藏,前者有很多伪造品,当然不是说后者没有,后者的伪造品相对会少一些,毕竟有专业的鉴定人员在把关。因此,民间收藏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基本不被当作参照和利用的对象,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在逐渐地利用民间的学术资源。

二是关于海外学术资源的利用。海外收藏和民间收藏在性质上其实是比较一致的。海外收藏有两个重要的渠道:其一是早年借由欧美在中国的传教士之手转移到海外的文物;其二是近年盗墓者或走私者贩运出去的文物。关于二者的来源信息,其实都很不详细。

下面就基于这两类材料,探讨利用它们进行艺术考古研究的可行性及方法问题。

二 民间的材料

时下在学术界,有一个话题经常会惹起争议,即民间收藏的文物材料(古董或者旧物)是否可以用作学术研究的证据?其实争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所谓的“民间材料可靠与否”是一个伪论题。

一方面是因为各大博物馆均有大量直接从民间征集而来或是从拍卖会上竞拍回来的文物,这些文物遗存虽然经过专家鉴定,但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确保它们是可靠的。例如,中国汉画学会于2007年曾举办了一个汉画像石拓片精品展,其中有一件是来自私人收藏的拓片,命名为《拜谒庖厨图》(见图4-1),该拓片也被纳入所编图录正式出版。从图版来看,拓片中的图像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中部人物垂足居于一几之上,头上所戴之物帻不像帻、弁不似弁,笔者怀疑这张拓片为当代伪作。汉代画像中人物凭几而坐的情况不少,但一般不会露出足部,此拓片表现的显然不是人物凭几而坐,而是高坐于几上(此处显然又是制假者的一个误会,几在汉代通常为凭依之用的凭几,或是踩踏之用的乘几),双足垂于体前“跂据”,这种坐姿在当时是极其无礼的。源于“虏俗”的跂据,五胡乱华之后才在北方宫廷中开始出现。当时连胡床都还没有,怎么可能会有这种坐姿呢。跂据在中国的流行,其实与佛教的盛行,还有中国古代建筑内部空间的提升有关。

图4-1 伪刻画像石拓片

另一方面是因为民间有很多的实物遗存确实是收藏者祖上所获,并以代代相传的方式传承下来的,有些是在文物市场尚未兴起时购得的,有些则是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获自古代墓葬。比如,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暴露在荒野的画像石、画像砖经常被老百姓拿回家中当作建筑材料用以修造围墙或者猪舍,直到画像石、画像砖开始在文物市场上流通后,才被有意地从这些建筑中拆卸或替换下来。毫无疑问,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证史材料来使用。此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大量地使用从民间获得的一手材料,可见来自民间的材料不是不可以用,而是要怎么用,关键是如何去伪存真。

传统的观念之所以认为官方材料,或者是经过官方正式披露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是因为存在一种信任,认为来自官方的资讯一定比较可靠。这种认识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一定的风险。可取之处是,现在供职于国家文博系统中的文物专家,多数经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培训,或者是经验丰富的专门人士,对出土文物或者传世文物有较好的鉴别能力。之所以说这种观念也不完全正确,是因为国家对有关人士进行专门培养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相对于中国文物的鉴定、收藏历史来讲,这段历史极其短暂。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受皇家之命到民间征集古玩、文物的专员之外,并没有固定的官方机构或政府专门人员去研究古物。中国早期的一些金石学专家都是民间的自学成才者,或者他们的研究、收藏、鉴定行为都是自发的。如宋代《集古录》的作者欧阳修、《金石录》(见图4-2)的作者赵明诚,虽然都身兼要职,但他们撰写金石学专著,似乎也没有得到官方的任命。又如《考古图》的作者吕大临,虽然记录了当时宫廷收藏的大量古器,但是也没有证据显示他是受官方指派而为。历代民间高手比比皆是,有些甚至借此成为大收藏家、大鉴定家。历代政府或朝廷征集文物在很多时候都要依赖于那些活跃在民间的专家,如王世襄、启功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相比之下,大学系统培养出来的专家往往缺乏足够的实践历练,经验未必比得过造假之人。如此看来,这种一味地相信官方材料的观念本身就不可靠。

图4-2 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书影

接下来笔者就结合一个具体的个案研究来讨论如何利用民间材料进行艺术考古研究,研究中用到的证据材料全部来自民间的私藏(包括私人美术馆和私人博物馆)。在做这个研究之前,其实笔者并未设想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完全是巧合的结果。通常情况下,笔者也倾向于使用正式发掘或出版的官方材料来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如此一来,在证明材料可信度方面可以省去不少气力,毕竟遭到质疑的概率会少许多,最重要的是,材料、观点均有确切出处。

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长达数千年,在这个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大量的文物被掩埋于地下,与此同时,又因为历代兴修水利、兴建工事、盗墓毁陵以及地震水患等种种人为的或自然的动作,古物又陆陆续续地从地下被挖出。《周易》就记载了天生宝物“河图洛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晋书·束晳列传》亦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而皇帝更是热衷于古物的发现,《史记》曰:“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汉书》亦载武帝因得宝鼎而改年号为“元鼎”,作颂歌(《宝鼎歌》)。社会上还出现了古物鉴定的专家,据《汉书·郊祀志》所记,汉武帝有一件“故铜器”,无人能识,唯独李少君一见便知“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不论这些记录是传说还是史实,都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收藏、研究文物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些出土文物(古人称之为“宿藏物”)由历代的收藏者或收藏机构有序地传承下来。相对于漫长的古代文物发现史,科学考古发掘文物的历史在我国地下文物出土的历史中其实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即使是在引入科学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出土的旧有方式仍然存在并且占据很大的比例,比如盗掘,所占比例最大。就收藏于世界各地博物馆或私人手中的中国古代文物而言,通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方式所获得的数量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何况在这些考古发掘的文物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虽然出土了,却一直锁在库房之中,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情况:很多时候难以在正规发掘或出版的形象材料中找到理想的物证,但在民间流传和收藏的材料中却大量存在。

我们就从一块有“电转”榜题画像砖的人名释读开始说起,其实这个话题倒与寻找材料的尴尬无关,而是材料本身比较新颖。初见该画像砖之时,笔者并没有想到真伪问题,这大概是研究者与收藏者之间最大的区别所在。在一个以汉代文化研究为中心的学术会议上,笔者还专门对“电转”做了一个简短的报告,提出了一个粗略的研究观点,这个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倒是报告本身成了一个导火索,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激烈争辩,大家辩驳的焦点在于我所选用的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证据。这个讨论促使笔者展开了关于应用民间材料来研究学术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会后,在吸收有关学者们意见与建议的基础上完成并发表了关于“电转”研究的专论,下面就对在艺术考古研究中如何处理和取用这类材料的思考、探索过程以及所得经验做一个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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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材料分类法
  • 二 民间的材料
  • 三 海外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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