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帝国边缘的医学传教
摘要
20世纪的前几十年，当中国精英阶层接纳西方生物医学，并开始将之传播给大众时，它依托于由医学传教设施、新兴国家机构和工业资本组成的网络而发展。经过一系列医学化的过程，中国被进一步纳入与寄生虫学、细菌学和工业研究成果密切相关的“热带医学”话语。不过，与受到直接殖民统治的“热带”地区不同，中国寄生虫学基础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由医学传教士奠定的。就中国而言，医学传教是生物医学化和热带医学的主要推动者，这使帝国主义和新教传教之间错综的共存关系更复杂了。本文基于英国驻福建长老会的历史，分析了医学传教、热带医学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暧昧纠葛。在这一背景下比较了福建、台湾和英国治下阿萨姆邦的情况。尽管传教士不是英帝国主义的官方代理人，但他们在与资本主义生产密切相关的、更广大的帝国装置中履行了相应职能。根据吉勒·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的研究，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具有创造力的机器，其基础元件极具多样性。本文主要探讨了被帝国主义同质化的认识结构，以及医学传教在相应的认识迁移、寄生虫学研究和医学知识生产中所起的作用。
作者
〔德〕多米尼克·默德斯 多米尼克·默德斯（Dominik Merdes），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史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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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导言
- 一 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南方的生物医学
- 二 医学传教和医学化的传教
- 三 认知迁移
- 四 科学领域的医学传教士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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