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缘起于美国学者德里克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德里克所谓“范式危机”，并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说“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使“革命范式”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面为之改变，“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德里克所举例证虽多出于美国当今汉学界，但所论“问题”已经触及中国大陆学者。严格地说，“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或称“科际整合”的领域，因而有关的“问题”不都属于历史学。然而，由于“现代化”客观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史学界首先对其开展研究也是很自然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从“改良”到革命，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民主与独裁之争，到决定20世纪后半叶中国命运的历次大决战，一个半世纪以来激荡在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方案，以及与此相关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变革、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变化，各种力量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关系，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而先前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中心或“主题”的编史学却忽略甚至否定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在理论上，现代化研究虽然与“革命范式”有剪不断的联系，但已经有其独立的品格，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有特色的概念和论说系统，例如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下简称《现代化新论》）中对“现代”和“现代化”的重新界定，现代化的全球性和世界现代化三次大浪潮说，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世界现代化总趋势的一部分所展现的共性与个性特点如“四个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三种矛盾”、“三次模式转换”说，“改革儒学”说，以及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类型学，等等。它的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因而被有的批评者恰如其分地称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此外，“现代化”研究者也不缺乏对现实进程的关怀，面对急剧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一再发出“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其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深层次思考，确已产生“振聋发聩，使人警觉”之效。

关键词

作者

董正华 1950年生，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暨文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主要著作有《透视东亚“奇迹”》、《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走向现代的小农》，曾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世界文明史》下卷、《现代化研究》（第1—3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