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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权”与发展模式的选择

摘要

初春之际来到普洱茶的故乡云南景洪基诺山,虽然只差一天没能赶上基诺人盛大的“特懋克”节,但听到了卓巴——村寨的长老——敲响的神圣的太阳鼓,看到了青年男女在标志自己信仰的图腾柱下载歌载舞,老妇老翁悠然自得其乐融融。基诺人——这个自称“舅舅的后代”、20世纪后期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但平时生活仍然依靠采集狩猎、1979年被确认时还只有几千人的民族,今天已经有自己的乡镇、乡一级政府和学校,在自己的村寨里拥有开阔明亮的住房。在有外来投资参与、接待旅游参观者的基诺山寨,还修建了完全符合现代标准的卫生间。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近来自国境另一边陆续进入基诺山区的一个族群,基诺人称之为“土著部落”。他们不事农作,茹毛饮血,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自然极端困乏。一些男性甚至长期生活在高高树杈上鸟窝一样的小窝棚里,必须有倾心的女性用长竿捅他才能下来,觅食、交合以后再回树上。在当地政府帮助下,基诺人给他们提供衣食、茅棚,跟这些身份不明言语不通的陌生人友好相处,帮助他们维持生存,也是防止他们践踏茶园谷地和过分砍伐林木破坏环境。

关键词

作者

董正华 1950年生,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学科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现任香港珠海学院中文系暨文史研究所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理事;主要著作有《透视东亚“奇迹”》、《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走向现代的小农》,曾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东亚卷)》、《世界文明史》下卷、《现代化研究》(第1—3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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