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北宋中后期的王江“古州蛮”纳土和明代中期的“怀远猺乱”两大重要历史事件，推动着都柳江下游地区地方政治状况的转变、地方秩序的重建、当地人群的分类以及“峒地”与“山地”人群聚落的分布，由此反映出王朝国家对都柳江下游山区的进入和对山地人群的划分管控，逐步以地方人群的头人作为王朝国家控制地方村寨的中介，形成一种“分而治之”的统治策略，这对地方人群的族类划分和居住聚落的分布状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外，明代地方官员凭借编纂地方志之机，开始对地方历史进行书写与建构，将都柳江下游（即宋代“王江”）于宋代置县之前的历史追溯为“古夜郎地”。由明入清，“古夜郎地”说这样的“地方史”叙述框架，不但为历任地方官员所接受，而且成为他们在续修县志时不断传抄和建构地方“历史”的渊源，这其中所承载的“中心-边缘”观也通过地方志书的书写与流传，在清代地方文士的“头脑”当中被建立和形塑出来，并进而影响后世地方民众对地方历史的认知和诠释。尤其是清代以后，逐步掌握汉文字书写能力的明代土官后裔，他们与当地其他家族人群的关系，既深受过去历史事件的影响，也开始借用官方的历史书写对自己奉行的本土信仰进行刻画与诠释。

关键词

作者

黄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研究员，民族学博士后。先后于厦门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和人类学硕士学位，于中山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历史人类学、族群研究、社会文化史。长期关注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记忆与书写、仪式传统与实践、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