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危险设施选址（Hazardous Facility Siting）问题被视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由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根据地理条件、土地规划和成本-收益分析等技术原则进行决策，并没有进入公众视野。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垃圾处理设施选址方案在美国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地方抗议活动，从此掀开了邻避运动的序幕。由于担心居住环境、生活品质、公共安全甚至是房屋价值受到影响，居民们反对政府或者发展商在自家附近兴建邻避设施，如垃圾填埋场、焚化炉、机场、监狱、收容所、精神康复中心、戒毒服务中心等。尽管公众都认为这些邻避设施对社会发展来说必不可少，却希望它们能够远离自己，落址他处，而“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缩写为“NIMBY”，中文音译为“邻避”）。在邻避运动的压力下，邻避设施选址频频受阻，1980～1987年间，美国试图选址的81个垃圾处理设施中仅有6个正式投入运行，其余的均因地方抗议而被迫终止或缓建（New York Legislative Commision on Toxic Substances and Hazardous Wastes，1987）。《纽约时报》将整个20世纪80年代称作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Glaberson，1988）。同时期，有关核废料储存库的选址问题在英国、瑞典、荷兰等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公众议题，并不同程度地受到地方的邻避抗议和更广义的环境运动的挑战。进入90年代，邻避运动开始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或地区出现，邻避运动俨然扩散到全球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基于“命令-控制”、工程分析、共识机制等不同方法的选址程序在遭遇本地抵抗时都不幸搁浅，哪怕发展这些设施的全国范围的政治意愿很强烈的时候也是如此。

关键词

作者

刘冰 浙江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访问学者。现就职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应急管理、风险与社会治理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课题，参与科技部973专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重大课题研究，涉及的主题包括应急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环境风险、城市安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