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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闷的“我”:家国秩序解体后的个人

摘要

在西潮的冲击之下,过去认知的“天下”转化成了“世界”与“中国”。因此,一些读书人以国家为单位思考问题,进而提倡为国破家的家庭革命。他们期待青年打破家庭,个人直接效忠于国家。然而,受天下士遗风熏染的民初读书人,往往带有几分先天的世界眼光,而西强中弱的格局,又使不少人也曾向往成为无国家认同的“世界民”。谭嗣同就宣称:“以言乎大一统之义,天地间不当有国也。”读书人进一步注意到家庭与国家都是“私”的象征,故多言及民族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共通性。刘师培批评,近世以来,欧美各国行帝国主义于弱小民族,故“强族对于弱族,立于绝对之不平等”。他目睹了国与国竞争造成的恶果,故对国家背后的民族主义有所保留。这种眼光延伸到家庭,以提倡排满革命著称的章太炎就特别批评民族主义的偏狭,与家族观念无大差别,家族与国家均是私心使然,不过范围有大小之别,盖“国家者所以利一群,则与利一族也何异?”在批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家庭连带附上了些许负面的色彩。换言之,家庭既要迎接民族主义挑战,但有时又和民族主义属同一战壕,面临世界主义的冲击。

关键词

作者

赵妍杰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译有《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在《近代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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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闷的“我”:家国秩序解体后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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