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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民初云南商会的创设与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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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善庆 白族,云南大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现任教于大理大学,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西南边疆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和省、厅、州级项目多项,在《暨南学报》《湖北大学学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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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民初云南商会的创设与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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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末民初云南商会的创设与更迭

云南地处偏远的边疆民族地区,边境线绵延千里,交通落后,商品流通困难,远距离贸易滞后,中心城市发展较为缓慢,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就是基于这样的经济条件和人文背景,近代云南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与江南等内地迥异的特点。近代由于对外贸易和省际贸易的发展,蒙自、思茅、腾越、河口、昆明等相继开辟为商埠,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云南各地商务始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区域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新式商人组织——商会也应运而生。而商会的成因与演进历程受地区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各地在成立与改组商会一事上,进度往往不尽一致,各地商会的演进有更多的复杂因素在起作用。这一核心问题需要我们立足于云南社会本土去挖掘,从而对清末民初云南商会的创设与演进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一 中法战争后云南的社会经济与传统商人组织的嬗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历程中,云南的演进较沿海地区要缓慢一些,但由于其地处西南边陲的特殊性,云南与英、法殖民地缅甸、越南相邻,是列强入侵中国的“后门”,因而演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较内陆地区又要快速一些。随着云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商业环境也面临向近代的转型。

(一)中法战争与云南近代经济的转型

近代,地处祖国西南边疆门户的云南也成了外国侵略者窥伺的目标。云南介于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印度、缅甸两大殖民地之间,成为英、法殖民者入侵中国的“后门”。[]就边疆局势而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而中法战争就是这一系列危机发展的最高峰。它的主要战事发生在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4月以后,中、法两国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外交谈判)。在这场战争中,云南处于战争的最前沿,也是援越抗法的主要基地之一。战争对云南近代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云南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中法新约》的签订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英、法随后加快了侵略、渗透的步伐。在这种形势作用下,云南的近代社会经济经历了一个转型阶段。在西方外力催逼作用下的经济转型,是一个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与半殖民地化经济形态的形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一方面,法国发动战争的侵略目的之一就是要打开西南的商品市场,掠夺原料、推销商品,以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同时“把中国西南地区市场广阔、资源丰富的优势同越南临海、利于航运的优势结合起来,在亚洲东南部建立起自己强大的霸权,以便同英国人在亚洲的霸权一争雌雄”[]。这种强势的经济侵略,严重地冲击了云南地区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在外力作用下,云南的地方经济日益被外国势力控制和操纵,丧失了经济自主权,成为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逐渐被卷入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甲午战争后,中国国内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原有的经济联系已经被削弱或割断,以至于“南中国与中国北部及中部之贸易,乃经过了香港、云南与印度支那之关系,比对广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这表明,云南近代经济形态所表现出的外贸重于内销的贸易格局,正是其经济半殖民地化发展的趋势不断在强化。

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这种冲击在云南迅速地扩大并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在渗透的过程中,外交手段打头阵,继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再次把侵略要求扩大到开辟口岸上,通过开埠来为其侵略活动提供桥头堡,为下一步的经济侵略排除前进的阻碍。如1887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正式指定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开辟为商埠,并在这些地区设立领事馆。在该条约正式签字前,清廷的上谕就表明了法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之坚决:“已饬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反复熟商,分别准驳,与法使定约。龙州、蒙自两处准其通商,势在必行,绝无更改。”[]“势在必行,绝无更改”的言辞表述道出了清政府的无奈与法国人的专横。更为恶劣的是,该专条进一步规定,进口洋货,按值百抽五的海关税则减30%收纳正税,出口货则减40%收纳正税。这种规定的用意就是要使中国的土货在云南无法形成对洋货的竞争力,便利洋货在云南市场上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挤垮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这些条约的签署,在事实上表明了法国已经把云南强行划入了它所谓的势力范围中。

除了协定关税、强辟商埠外,外国势力还在矿权、路权等方面展开对云南的经济掠夺。比如,在路权方面,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滇越铁路的投资修建。这条铁路是《中法新约》的产物,它和中法战争的关系就是前因与后果的关系。《中法新约》第七款规定:“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彼此言明,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勷助。”[]这项规定以看似柔和的外交辞令指明了法国拥有在云南修筑铁路的优先权,并且这种权力将由法国所独享,而不得有其他国家来分享。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法国人拥有了这项优先权。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也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帝国主义的阶段,列强纷纷掀起瓜分世界的狂潮。在瓜分世界的过程中,法国的大东南亚计划也在付诸实施,沟通中国西南与越南沿海的最佳办法就是修建连通两地的铁路。并且对于法国这个以高利贷帝国主义著称的国家来说,殖民地的获得与资本的榨取尤其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修建滇越铁路所需要的巨额投资,以及铁路建成后所能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回报,是法国过剩资本的最佳出路。这条铁路的建成使法国更能以最便利的方式直接将商品从越南大量地输入云南,从而更加打击了云南脆弱的民族工商业,加速自然经济的解体进程。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对晚清以来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它从反面的角度加速着云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如滇越铁路,至少它是中国西南地区第一条近代化的铁路交通线,提供了先进的交通运输手段。在它通车后,云南的矿业发展突飞猛进。个旧的锡矿业在滇越铁路通车后,大锡的产量由1890年的1315吨猛增到1911年的6347吨,二十二年内增加了3.8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和法国的经济侵略关系不大,是交通方式的先进本身在起作用,这种先进性是不可能不对云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的。

(二)晚清之际云南“五口通商”与商业环境的转变

云南地区五个通商口岸的开放与英、法势力的殖民扩张和相互争夺是不可分割的。在18世纪中期,英国人就通过搜集相关商业情报较早发现了通过缅甸沟通中国西南的重要性,英国人认为,“云南矿产丰富,人口众多,对制造品有无限购买力”[],可见,英法对缅甸、越南等国的侵略既是为了平衡利益而展开的一场争夺,又是以侵略云南来打开中国西南市场为共同目的。由于交通条件与地理环境的限制,法国首先关注云南的东南部,英国首先关注的是以缅甸八莫为中转的滇西地区,两国都希望凭借各自有利的条件开辟商埠,争夺中国西南市场。

云南地区开辟的商埠又有“约开商埠”与“自辟商埠”之别。“鸦片战争以还,国际通商继长发达,基于履行条约被迫而开放者,为约开商埠,如蒙自、思茅、河口、腾越是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商业繁兴之区,自行开放以杜外人之觊觎者,为自开商埠,如昆明是。”[]率先开埠的是蒙自口岸,1889年经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谭钧培奏准开关。1897年7月,河口分卡升为分关。蒙自是滇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由于拥有重要的商业地位和在滇越交通线中的区位优势,因此被法国觊觎后开辟为商埠。思茅是继蒙自开埠后一系列条约的产物,1897年1月2日经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黄槐森奏准开关。在云南的“约开商埠”中,腾越关是约开商埠中最晚开放的,1902年5月8日正式开关。昆明是自行对外开放的商埠,1905年,云贵总督丁振铎根据云南绅士陈荣昌、王鸿图、罗瑞图、解秉和等人的奏请,“云南省城商务日繁,请援照山东济南、湖南岳州等地自开商埠先例,就省城南门外得胜桥一带辟作商埠,设立商埠总局事”[]。1907年8月设立商埠清查局于省城东门外,委任官员,9月正式开局办事。1910年改为商埠总局。滇越铁路通车后,1910年4月,蒙自正关在昆明设立云南府分关。

自洋货大量输入以后,云南地区商业贸易中增加了经营洋货的行业。如1890年昆明已有经营洋布、哔叽的新号铺,继之各地产生了百货业(洋杂)、五金业、新药业(西药)、钟表业等新兴行业。[]外国洋行在蒙自、昆明开设后,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洋行的华人经理),如安兴洋行廖建勋、歌胪士洋行马瑞卿、若利玛洋行李仕南等。[]滇越铁路开通后,铁路沿线的昆明、呈贡、宜良、开远、碧色寨、河口等地商业渐渐繁荣起来。“铁路未通前,昆明的土货商店很多,洋货商店很少,自铁路通车后,土货商店便无形中被淘汰了。”[]经营洋货的新式商店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转变,但是,由于当时经营的商品大多是洋货,因此,也更有利于外国商品的倾销,一时之间,各类洋货充斥云南市场。

这一阶段云南的商业贸易也逐渐以对外贸易为其主导。自1889年蒙自开关之后,云南的矿产品如大锡、钨砂、铅、锌、锡、锑等,农副产品如生丝、猪鬃、牛羊皮、桐油、茶、药材等成为主要出口商品。蒙自关贸易范围,外以安南、香港等地为主,而转运及于全省乃至川、黔等地。腾越关外以缅、印为主,而转运及于康、藏。思茅关则是贸易范围较小者。此其大较也。1889年出口仅8.7万多两关平银。1895年突破百万两,达到103万多两关平银;1912年又突破千万两大关。出口商品品种,1910年为56个,此后有增有减,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锡,占出口总值的70%—84%;其次是丝、皮革、猪鬃、茶等。[]从蒙自开关到辛亥革命,这个时期的进口商品状况,可从1910年的进口商品统计中看出。这一年的进口总值为668.4万两关平银,商品品种有150多种,最大宗是棉纱,计113502担,值3767267两关平银。其他有棉织品和各种杂货。从商品结构上看,以生活资料为主,机电产品和工业原料等生产资料很少。辛亥革命以后,进口商品结构与之前大致相同,棉纺织品居第一位,仍以棉纱为最大宗商品,1916年进口棉纱137269担,1917年为136392担,其他有纸烟、化学产品、水泥、水海产品等。[]云南对外贸易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一,就省际贸易而言为入超,但就国际贸易而言则为出超;其二,云南毗邻缅、越,为西南边防重镇,亦为西南国际贸易要冲,故川、黔、桂等省货物皆以云南为转运之枢纽;其三,云南山脉绵延,交通不便,除滇越铁路外,货物运输多借马力,与交通便利省份迥异;其四,国际贸易受港汇防汇的影响,外人借此操纵金融,因而影响物价与币值平衡。故云南对外贸易数值虽不甚大,但在西南省份中占有重要位置。[]

伴随着开埠通商和滇越铁路的通车,清末之际云南的商业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云南省内与川、桂、黔接壤,外同缅、老、越毗邻,商业活动由赶场开始,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和对外商埠,私营工商业随之兴起。清中期,外省商人在云南省内贸易中占主导,最早为江西帮,四川帮主要经营丝绸、玻璃、烟叶,湖南帮经营笔墨庄、瓷器庄等。此后,两广帮、北京帮相继而来。今省会塘子巷、状元楼、南校场一带,皆昔日商业繁盛区域。晚清之际,云南省内商人崛起,有经营滇缅贸易的腾冲帮、鹤庆帮、大理帮,也有在香港经营的临安帮,而全省商业贸易则以省会为中心。营业之种类,大致有以下几类:一曰票号,亦称字号,经营存、放款及汇兑,或办外省、外地货,或运销本省出产之茶、盐、矿产于各地,均作批发交易;一曰典当业,则为陕西、山西帮所开设;一曰铺户,则棉布、纸张、金银首饰、百货等业,名目繁多,皆作门市之零星交易;一曰转运业,则马帮为多,以各地区为名,如丽江马帮、陆良马帮等;一曰堆栈业,附设旅店兼仓库。[]

清末以来,经营对外贸易者,以缅、印进出口业务为主的,有滇西的腾越、鹤庆、大理等商帮。以经营越南、香港出口业务为主的,则有滇南的临安(包括石屏、个旧)商帮。清代的临安府包括今建水、蒙自、个旧、石屏、通海、河西等广大地区,物产丰富,大锡最为有名,加上交通方便,是云南商业繁盛的区域。蒙自开埠以后,临安帮出现了有名的八大商号:泰来祥、运天昌、正顺昌、朱恒泰、万贸昌、东美和、豫顺隆、顺成号。其中周氏兄弟(周柏斋、周厉斋)的顺成号具有一定的影响,操纵滇南商业数十年。滇西的大理、腾冲等地,是通往缅甸、印度等国的一条古老的商道,英国侵占缅甸以后,滇缅之间的贸易迅速扩大,商业资本亦随之兴起,形成腾冲、大理、鹤庆等一批较大的进出口商,其中贸易业务大、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大商号有8家:福春恒、洪盛祥、茂恒、永茂和、永昌祥、恒盛公、信昌号、万通。[]可见,在清末之际,云南的商业结构和商业资本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型。

(三)商人群体的整合与传统商人组织的嬗变

如前所述,晚清之际,云南的社会经济生态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结构也呈现巨大的变动。与此同时,各种商人组织也应运而生。晚清民初之际,云南的传统商人组织既包括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和会馆,又有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各业行帮。此外还有地域性较为显著的特殊商人群体。这几者之间虽不存在严格的时间递进关系,却在近代云南社会中交叉并存,甚至相互依赖和渗透。总而言之,真正对商会构成影响的,一是由商帮和会馆所体现的商人地缘组织或同乡组织,二是由行帮所体现的业缘组织或同业组织。

1.域内同乡商帮和少数民族商帮的崛起

晚清之际,自蒙自、思茅、腾冲、昆明开为商埠和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与内地及国外的贸易日益兴旺,在洋货的冲击下,手工业萎缩,民族工商业发展起来。此时,云南地区的商人多以商帮的群体力量参与竞争。随着云南省内各地商帮的崛起,云南地区商人群体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省内商帮可从地域和民族所属上来划分:以地域而论,可以划分为迤西商帮、迤南商帮、迤东商帮;以民族而论,可划分为回族商帮、白族商帮、纳西族商帮。这些商帮大多数是以域内同乡关系和所属同一民族结成的,商帮的兴起预示着商人阶层在晚清之际的西南边疆就以团体的身份活跃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舞台。

第一,同乡商帮的形成与发展。

咸同以前,外省商帮就已入滇,并在云南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清中期,外省商人在云南省内贸易中占主导,最早为江西帮,四川帮主要经营丝绸、玻璃、烟叶,湖南帮经营笔墨庄、瓷器庄等。此后,两广帮、北京帮相继而来。[]当时,四川帮、江西帮、湖南帮经营的行业最多,地域也广,“全省各县、市、镇,无处不有江西人之万寿宫与两湖会馆。自省城及各县城以达乡村市镇,轿夫、剃发匠、栈伙、厨役诸工,几无一而非四川人;裁缝及零星贩卖之流,几全操于江西、两湖之人之手”[]。山西帮、陕西帮以经营票号汇兑存放款为主,有的从事典当业。广东帮、广西帮多经营洋杂货,并购买大锡、鸦片等运销外地。此外,西藏地区的藏商也结队入滇,从事药材、皮毛、茶叶、布匹等贸易,他们的经营活动密切了云南与西藏之间商品的流通。咸同之乱后,外省商帮受到很大冲击,经营矿产的富商大贾因没落而迅速销声匿迹。清末之际,滇省大吏虽想尽办法将他们召回,但始终未能奏效。[]此时正值云南省内商人群体崛起之时,外省商帮在云南虽有复兴,但其势力已远不及本省商人。

清末云南地区商帮的崛起,最初是依靠对外贸易的规模经营,尤其是滇缅贸易和滇泰贸易占较大份额,地处迤西的下关、保山、腾冲等地区主要是对缅贸易,迤南的蒙自、建水等地主要是对越贸易,这些地方的商人群体整合的趋向更为显著,从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地域商帮,并在市场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根据晚清之际云南地区的经济格局和商人的空间分布,可以将省内商帮划分为迤西商帮、迤南商帮和迤东商帮。迤西商帮有腾越帮、鹤庆帮和喜洲帮:腾越帮的代表商号是洪盛祥、永茂和、茂恒,鹤庆帮的代表商号是福春恒、兴盛和、复协和、恒盛公,喜洲帮的代表商号是永昌祥、锡庆祥、鸿兴源、复春和。迤南商帮有临安帮和蒙个帮,代表商号是朱恒泰、顺成号。迤东商帮则有昭通帮和曲靖帮。[]这些商帮多数是以同乡关系结成的,也有因经营业务相同或购销地域相近而组合的,但有些商帮的经营范围较广,并没有明确的行业界限。

迤南商帮主要包括建水、蒙自、个旧等地区的商号,主要经营业务是出口个旧大锡,进口外国棉花、棉纱、布匹和其他百货,转销临安府、普洱府、开化府、广南府和曲靖府等所属的县镇。清末之际,建水到个旧开矿的人增多,一些锡矿老板把资金投入流通领域,兼营商业,逐渐形成较大的商帮。“建水商人将个旧的大锡,用马帮经由蒙自、广南驮运至广西百色,再由水路运至香港,又从香港将棉纱、百货等物品运回来。由于个旧炼锡业的需要,建水出现了一批采购木炭至个旧出售的商会,号称建水帮。”[]其中,“朱恒泰”号和“正顺昌”号是建水帮的主力,在蒙自有总号,在昆明、个旧、建水、香港等地设有分号。[]滇越铁路开通后,建水的中转地位被蒙自完全取代,建水帮逐渐衰落。蒙自开关后,因国际、省级贸易逐渐发达,商业日趋繁荣,出现了许多经营对外贸易的大商号,如司裕号、天德和、福顺昌、裕昌、顺成号等,均与香港有联系,进口棉纱、布匹、烟丝及各种机制用品,出口大锡、普洱茶、皮革、猪鬃、火腿等。[]其中,顺成号是迤南商帮中的翘楚。在滇越线开通之前,该号已由蒙自、河口商道经营香港贸易。蒙自开埠通商后,外国洋行与该号联结,推销外国商品,还一度垄断了入口棉纱销售权和水火油销售权。[]

1900年,临安商帮因许多商号做大烟生意而被查收,亏本倒闭,迤西商帮乘机得到较大发展,又分成腾冲、鹤庆、喜洲三个商帮。腾冲商帮以洪盛祥、茂恒、中和记商号为最大商号,鹤庆商帮以兴盛和、福春恒、鸿兴昌、日心德、庆昌和商号为最大商号,喜洲商帮以永昌祥、锡庆祥、义盛源商号为最大商号。清末之际,腾冲、鹤庆两大商帮的实力较为强盛。民国元年之后,腾冲、鹤庆两大商帮中的许多商号因负债累累而纷纷倒闭,喜洲商帮得到迅速发展,一跃成为滇西地区资本最为雄厚的商业界巨头,控制和占据了滇西地区商业的贸易往来和整个区域市场。

鹤庆商帮以兴盛和、福春恒和日心德最具代表性。1875年,鹤庆商人舒金和、舒卓然、舒程远三人合股在鹤庆开设兴盛和商号,开业初期主要是行商,先在滇西一带经营土特产品、药材、日用百货,随后扩展到四川的西昌、宜宾、乐山、会理、成都等地。即从四川运丝绸、布匹、日用百货到下关、大理、鹤庆销售,再把鹤庆、丽江等地的药材、土特产品运往四川销售。1900年,兴盛和商号分伙,此后舒金和独资经营。1910年以后,经营业务扩大到国外,在缅甸瓦城设分号,进口棉纱、布匹、棉花、大烟及各种洋货,出口金银、山货药材、火腿、黄丝等。[]福春恒商号是当时任腾越总兵的鹤庆人蒋宗汉与腾冲商人董益三、明树功合股在腾冲开设的,经营滇西与缅甸之间的土特产品、花纱、布匹、黄丝、金银等进出口贸易。随后,董、明两人退股,又有祁星阶、舒号烈、杨蕴三人入股,在下关设总号,在昆明及四川地区设分号。1911年,祁、舒、杨三人又退股,当时福春恒经济实力骤减,另有一鹤庆商人周守正开设的福庆仁商号发展起来,经协商后,福春恒与福庆仁合并,仍沿用福春恒招牌,由周守正任总经理,时有资本百多万两。[]日心德商号为鹤庆商人李鸿康开设,清末民初之际为该商号的全盛时期,其先后在下关、昆明设总号,在鹤庆、丽江、巴塘、康定、拉萨、重庆、纱市、汉口、上海、香港以及缅甸瓦城、仰光开设分号,主要经营山货药材、金银、棉纱,每年仅大黄一项就外销千驮以上(每驮60公斤)。

腾冲位居西南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与缅甸毗邻,得地利之便,自古以来,腾冲就是商业重镇,是缅甸互利互惠的贸易伙伴。腾冲商帮是清末民初滇西最早形成的商帮,腾越关开埠之前,腾冲县城有大小商号200多户,财力雄厚的大商号如洪盛祥、茂恒、永茂和商号等就有十多家,其中以洪盛祥最具实力,为腾越商帮的代表,称为“东董”。其创始人为董绍洪,该号经营的业务是批发兼零售,经营物资有棉花、黄丝、石璜、玉石、纺织品、大锡、猪鬃等商品。由于洪盛祥诚信经商、经营有方,资本不断积累,至1900年,洪盛祥资本已有缅甸卢比30万盾。辛亥革命之后,洪盛祥的贸易进入鼎盛时期,1915年,洪盛祥商号的利润达100万龙元左右。为了拓展业务,该号以腾冲为总部,先后在国内外设立了众多的分支机构,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这一时期,洪盛祥的出口商品以石璜、生丝、茶叶为主,进口商品以棉纱、棉花、棉布、玉石为主。该号石璜远销南亚、东南亚,不仅满足了当地民众的需求,成就了自身的辉煌,也为云南的商品开启了外贸通道。当然,该号也因之而垄断云南的石璜对外贸易达二十多年,腾冲商帮的翘楚地位得到维持而不衰。[]与此同时,腾冲地区兴起的商号还有茂恒、恒顺祥、广茂祥、永生源等,这些商号也在缅甸曼德勒、腊戍、仰光设有分号,主要出口川丝、药材、茶叶、土产、石璜、黄金、白银、皮革等。其中,很多商号投身于滇缅间的丝棉贸易中,由此出现了“丝花行”,这是清末腾冲商人在当地和缅甸北部成立的行会。这个行会由腾冲经营棉花、棉纱和生丝的诸多商号组成,共有41家商号,洪盛祥、茂恒、永茂和等六家商号的资本在百万银圆以上,它们在丝棉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执滇缅贸易之牛耳。

大理喜洲商帮为滇西商帮中的后起之秀,形成于20世纪初期。喜洲商帮以永昌祥、锡庆祥、复春和、鸿兴源为最大商号,号称“四大家”,其代表人物是严燮成、董澄农、尹辅臣、杨炽东。喜洲素以经商为传统,但直到清末民初之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云南,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加之“五口”开埠通商,云南地区对外贸易急剧发展,尤其是滇缅进出口贸易激增后,有大批喜洲商人到腾冲、保山等地开设商号经营洋货进口,喜洲商帮因之逐渐兴起。永昌祥商号在1903年以后由严燮成经营,该号主要经营洋纱、布匹、茶叶、猪鬃、大烟、棉花、黄丝、金银、外汇、山货、药材等数十种业务。在国内,其经营地区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并在武汉、成都、重庆、西昌、柳州、拉萨、昆明、保山、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号。在国外,缅甸的腊戍、仰光和印度的噶伦堡、加尔各答等地也设有分号。[]锡庆祥商号的创办人是董澄农,初期主要在下关经营棉纱、布匹,在昆明、成都等地设立分号,在国外的缅甸仰光设立分号,经营黄金、白银,从事商业活动。喜洲商帮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它的出现蕴含着天时、地利、人和等多重因素,“惟吾邑自咸同以前,初无所谓洋货。光绪初,洋货始渐输入,自越亡于法,缅沦于英,于是洋货充斥。近则商所售,售洋货;人所市,市洋货。数千年之变迁,未有甚于今日者”[]。这表明了自缅甸沦于英、越南亡于法之后,英、法殖民主义者的商品大量进入大理市场,这样才刺激了地方商业,从而使大理喜洲商帮的商人在这一场殖民经济的竞争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搬运工和推销员的角色。直至抗战中期,喜洲商帮才形成了“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的格局,与鹤庆商帮和腾冲商帮鼎足而立,垄断了滇西地区的经济与商业市场,对云南商业贸易和商人组织的嬗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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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中法战争后云南的社会经济与传统商人组织的嬗变
    1. (一)中法战争与云南近代经济的转型
    2. (二)晚清之际云南“五口通商”与商业环境的转变
    3. (三)商人群体的整合与传统商人组织的嬗变
      1. 1.域内同乡商帮和少数民族商帮的崛起
      2. 2.殊相:另类滇商群体的形成
      3. 3.渐变:商业会馆的设立与行帮的衰落
  • 二 清末新政时期云南商务总会的创设
    1. (一)商主官劝:云南商务总会的创设动因
    2. (二)“二董”同治:云南商务总会的组织运行
    3. (三)云南商务总会兴业护疆的创举
      1. 1.兴办实业:创办耀龙电灯公司
      2. 2.护疆义举:响应与声援“片马事件”
  • 三 民初云南商会的更迭
    1. (一)军政府治理下的变动:改称云南商务总局
    2. (二)“归名”后云南商务总会的组织运行
    3. (三)护国战争之际的云南商会
  • 四 地方商会的创设及其多元面相
    1. (一)民族走廊:滇西之下关商会与鹤庆商会
    2. (二)以商促工:“锡都”之个旧商会
    3. (三)商教合一:“三行”并治下之中甸商会
    4. (四)守边治边:滇越边境之河口商会
    5.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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