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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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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张夏准(Ha-Joon Chang) 1963年出生,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首尔国立大学毕业后赴英留学,1992年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2003年获缪达尔奖,2005年获列昂季耶夫奖。被归类为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研究领域为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经济发展、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和全球化等,被誉为“最近十五年经济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思想家”。著有国际畅销书《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Bad Samaritans:The Myth of Free Trad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23 Things They Don’t Tell You about Capitalism)。
蔡佳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与英语教育双学位,现代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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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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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发展政策:历史视角下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第一节 导言

在第一章中,笔者已经指出,很少有发展中国家真正做到结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解决当今的发展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发展史强调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借鉴它们的经验,也实行自由贸易,采取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并不是因为实施这些政策而获得成功的。[]本章接下来的分析会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从18世纪开始,采用自由放任政策的英国所取得的工业成就证明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英国通过采用这项政策释放了企业家的活力,超过了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与英国不同,法国在这一时期采用的是贸易干预主义政策。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英国随后扮演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筑师和霸主的角色,特别是,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饱受诟病的农业保护手段[《谷物法》(The Corn Law)]和其他旧的重商主义保护措施。

在探索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英国最重要的武器是它基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英国的经济成就使其他国家意识到了重商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并在1860年前后相继开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或者较之以前更为自由的贸易政策)。在探索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英国还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获益良多。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自由放任政策的优越性,特别是自由贸易政策的优越性。威利·德·克勒克是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欧洲委员会委员。他在早期的“乌拉圭回合”谈判(1985~1989年)中指出:

与当时深入人心的重商主义政策相比,自由贸易政策在19世纪末能够获得第一次繁荣发展,得益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由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大卫·休谟(David Hume)、亚当·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拥护者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具有的合理性;另一个因素是19世纪后半叶英国作为唯一的、相对仁慈的超级大国或霸权国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

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在1870年左右得以完善,之后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它的基本原则是:国内实行自由放任的产业政策;削弱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壁垒;通过金本位制度、平衡预算制度保证国内、国际宏观经济的稳定。

然而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性,各国纷纷再一次设置贸易壁垒。1930年,美国放弃了自由贸易政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德·克勒克认为,这项法案给国际贸易乃至随后美国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都造成了灾难性影响。现在,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大萧条主要就是由这些关税引起的。[]同样,德国和日本也开始设置高贸易壁垒,并建立强大的卡特尔垄断组织。德国和日本的这些做法与后来两国法西斯主义盛行以及接下来几十年的对外侵略战争密切相关。[]1932年,英国重新引入关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最终结束。此后,世界经济的紧缩和动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彻底瓦解了第一次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早期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自由化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发达国家和80年代以前的发展中国家(以及1989年以前瓦解的共产主义阵营)里,国家计划及干预经济的方法在经济管理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萨克斯和沃纳认为,多种因素导致发展中国家追求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干涉主义。[]一些“错误”理论流行,比如幼稚产业保护论、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etin-Rodan)在1943年提出的“大推进理论”、在拉丁美洲盛行的结构主义论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受到一些政治需求推动,例如国家建设和“收买”某些利益集团的需求。此外,战时管制思想在和平时代的延续也是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幸运的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干预主义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被弃用。新自由主义强调小政府、自由放任政策和对外开放的优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除了采用“好政策”(这里指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这种经济增长失败通过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表现出来,也暴露了旧式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局限性。

于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改革。印度裔的美国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认为,最具代表意义的转变有:巴西时任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do Henrique Cardoso)在任期内(1995~2003年)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而卡多佐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是相互依赖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历来反对美国的墨西哥加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曾经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的印度也开始向自由、开放的经济体迈进。[]1989年,共产主义阵营瓦解是自由化和开放的转变的结果。它结束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历史反常”,即战后初期盛行的封闭的世界贸易体系。[]

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转变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经济体系潜在的繁荣只有自由主义早期的金本位时代(1870~1914年)可与之媲美。[]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指出,这种新的世界秩序使各国可能在21世纪前半叶消除全球贫困——几十年前这只是空想,而如今却成为实实在在的可能。[]

在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前面所讲述的神话描绘了一幅颇具说服力而实际上纯粹为误导的图景。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末期确实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

首先,从表2-1可以看出,19世纪末有一个自由贸易体制短暂发展的时期。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后,坚决走上了单边自由贸易主义的道路(19世纪60年代,单边自由贸易体制建立)。英国的转变依赖于英国当时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也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有着复杂的联系。1860~1880年,许多欧洲国家大幅削减关税。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余大部分国家通过殖民主义被迫实行自由贸易(见本章第三节);几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国家、中国、泰国(以前的暹罗)、伊朗(以前的波斯)和土耳其(以前的奥斯曼帝国)]则因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也被迫实行自由贸易(见本章第三节)。美国是一个特例。即便在这一时期,它依然维持很高的关税水平。不过,当时的美国还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当时的世界已经(或将要)迈入自由贸易主义时代。

表2-1 发达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对制成品的平均关税率

更重要的是,以现在的标准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可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家干预的范围仍然非常有限。例如,20世纪30年代以前,居于支配地位的平衡预算学说和有限的税收范围(大多数国家没有征收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严重限制了积极的预算政策的运用范围。狭窄的税收范围限制了政府预算,因此政府难以获得发展所需的大规模财政支出,然而,铁路建设则是个例外。直到20世纪初,大多数国家才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银行制度。可见,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使用范围非常有限。总体上,银行都是私有的,几乎不受国家管理。因此,“直接贷款计划”的使用范围也很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计划曾被日本、韩国、法国和中国台湾广泛运用,且极有成效。战后初期,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奥地利和挪威,采取了工业国有化、指令性投资计划等手段,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国家干预手段受限,作为政策工具,关税保护在19世纪的重要程度远高于现在。

正如笔者在第一章和下文指出的那样,尽管国家干预存在上述诸多限制,但事实上所有的当今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赶超阶段都曾积极采用了干预主义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促进幼稚产业发展。[]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例外的国家,比如瑞士和荷兰。它们那时已经拥有了先进的技术,因此并不需要大力推动幼稚产业的发展。一些国家即便已经成功实现赶超,仍然在积极沿用这些政策(比如19世纪初的英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不难发现,关税保护是干预主义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但是下文我们会看到,它绝不是唯一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在贸易上,发达国家过去通常采用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方法来刺激出口,并提供产业补贴,启动政府投资计划,尤其重视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提供补贴和投资。政府鼓励引进外国技术,有时通过合法途径,如资助考察团、到国外留学等;有时通过非法途径,如支持工业谍报活动、走私违禁机器、拒绝承认外国专利权。它们还通过向研发、教育和培训机构提供资金支持,提高国内技术实力。此外,政府采取措施增强民众对先进科技的认知(如建立样板工厂、组织展览会、向私企提供免费进口机器等)。一些国家还建立制度,促进公私合作(比如建立公私合营企业,与政府紧密联系的行业协会等)。必须指出的是,发达国家采用过的大多数政策与措施如今却受到发达国家自身的强烈反对,即便这些政策和措施并没有明显违反当今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当今发达国家在取得技术领先地位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以超越事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当时处于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英国,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其他国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英国通过限制技术工人移民和机器出口等手段,限制其先进技术向竞争国家转移,并向欠发达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开放市场,必要时还动用武力。不过,这些已沦为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坐以待毙接受这些措施,而是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克服上述限制措施带来障碍,甚至还采用了“非法”手段,如非法获取工人、走私机器等。[]

第二节 赶超战略

在这一部分,笔者考察了一系列发达经济体——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比利时、荷兰、瑞士、日本、德国和中国台湾——的历史经验,并探索归纳出它们尚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时,所采用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结果表明,大部分发达经济体曾经采用的政策,与它们现在向发展中国家宣扬的正统做法,并不是一回事。

一 英国

英国被视为现代自由放任学说的思想发源地,也是唯一可以宣称在某一发展阶段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它被公认为没有采取重大国家干预行为而发展起来的国家。但是通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并不是事实。

后封建时期(13~14世纪)的英国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1600年以前,英国从欧洲大陆引进技术,[]向当时更为发达的“低地国家”,特别是布鲁日、根特和现属于比利时的位于法兰德斯的伊珀尔,出口羊毛以及少量低附加值的羊毛纺织品(当时称为“粗布”)以获取收入。[]当时的英国君主对这些产品征税,主要目的只是获得收入,但对羊毛纺织品的征税要比对羊毛的征税少,这刺激了英国羊毛纺织品的进口替代和羊毛的大量出口。[]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是第一个致力于发展本国羊毛纺织业的英国君主。为树立榜样,他只穿英国纺织品[],秘密引入弗兰德纺织工人,建立羊毛贸易中心,禁止进口羊毛纺织品。[]

都铎王朝时期(1485~1603年),英国君主们采取了进一步促进本国羊毛纺织业发展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只能被称为有意的幼稚产业促进政策。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是18世纪著名的商人、政治家和小说家。他在其著作《英国商业计划》(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中描述了幼稚产业促进政策。[]这本书并不是笛福的代表作品,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书中,笛福详细描述了都铎王朝的君主们是如何将英国从一个高度依赖于向“低地国家”出口羊毛原材料的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羊毛加工国的。其中对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和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统治时期的描述尤为详细。[]

笛福认为,亨利七世在1485年加冕以前,曾在勃艮第流亡。[]勃艮第等“低地国家”建立在羊毛加工业基础之上的经济繁荣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从1489年开始,亨利七世采取措施促进英国本土的羊毛加工业,主要措施有:派遣皇家特派团为羊毛加工业基地选址[]、秘密引入“低地国家”熟练的纺织工人[]、提高羊毛出口赋税,甚至有意禁止羊毛出口。G.D.拉姆齐(G.D. Ramsay)在书中也记录到,英国曾在1489年、1512年、1513年和1536年立法,除了低于特定市场价值的粗加工品以外,禁止纺织半成品出口。他发现,英国的这些立法举动反映了一个后来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出口羊毛纺织品胜过出口羊毛,同样,出口成衣和染色纺织品胜过出口半成品。”[]

正如笛福所强调的,亨利七世意识到缩小英国与“低地国家”的技术差距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他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法。[]根据这种方法,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发展得越好,英国政府所征收的羊毛出口关税就越高。但是只要英国还不具备完全消化本国羊毛总产量的能力,英国就会继续出口羊毛。[]根据笛福在书中的记载,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87年),距离亨利七世1489年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已近100年后,英国羊毛加工业才发展到具有足够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英国进而完全限制了羊毛出口。[]最终,英国厂商打败了“低地国家”的羊毛加工业。

除了上述进口替代政策以外,笛福认为,还有其他因素也促成了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羊毛纺织业的成功。其中包含一些偶然因素,比如1567年西班牙独立战争之后,作为清教徒的弗兰德纺织工人开始向外移民。当然,英国也有意创造了一些条件:为了开辟新市场,伊丽莎白一世派遣贸易特使拜访罗马教皇、俄国君主、莫卧儿帝国君主和波斯国君主。英国耗费大规模投资获得了世界航海霸权并占领了新市场,还将这些市场殖民地化,进而垄断殖民地市场。[]

我们很难说清楚以上因素在英国羊毛纺织业成功中发挥的重要性。不过,非常明确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亨利七世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实施的幼稚产业促进政策,英国很难或者说不一定能实现工业化的初步成功。18世纪,英国羊毛纺织业的出口额至少占其出口总额的一半。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羊毛纺织业的发展,英国也就很难取得工业革命的胜利。[]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是英国乔治一世统治时期(1714~1727年)的第一位首相。1721年,沃波尔进行商法改革,这标志着英国产业和贸易重心的重大转变。

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总体上以征服贸易[主要通过殖民化和《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来实现,因此需要通过船队与他国进行贸易往来[]]和提高政府收入为主要目标。这样看来,上述促进羊毛纺织业发展的政策似乎是一个例外。即便如此,这一政策也是出于提高政府收入的目的。然而,与此不同的是,1721年以后,英国开始以提升制造业为政策目标。为了推广新政策,沃波尔在国王对议会的演讲中指出,“显然,没有什么比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更有助于提高公共福利了”[]

1721年的立法及其随后的补充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降低或者免征制造业原材料的进口关税。[]二是提高出口商进口原材料的退税水平,如海狸皮的出口退税幅度高达50%。[]早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英国就已建立完善的退税制度。[]三是取消大多数制成品的关税。[]四是大幅提高外国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五是扩大出口补贴范围。英国于1722年和1731年先后将丝绸制品、火药纳入补贴范围,又于1731年和1733年先后对帆布和精制糖进行出口补贴。[]六是制定规则,严格管控产品的质量(特别是纺织品质量),避免个别不良企业损害英国产品在整个海外市场上的声誉。[]

布里斯科(Brisco)这样总结1721年立法的基本原则:“必须保证国内生产商免受国外制成品竞争;必须保证国内制成品的自由出口,并给予尽可能多的奖励和补贴。”[]有意思的是,战后的某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采取的政策背后的基本原则与1721年英国改革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惊人地相似。本章第二节会就此进行详细论述。

伴随着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领先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然而,即便在那时,英国仍在沿用产业促进政策,并一直沿用至19世纪中叶,那时英国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关税保护无疑是英国产业促进政策的首要组成部分。从表2-1中可以看出,直到19世纪20年代,也就是工业革命开始后大约两代人的时间,虽然在技术上远领先于其他竞争国,但是英国对工业品仍保持了非常高的关税水平。除了关税保护措施之外,英国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促进新兴产业发展。

首先,如果来自英国某些殖民国家的优势产品威胁了英国本土产业,英国就会立刻取消对这种产品的进口。1966年,英国实施《羊毛法案》(Wool Act),禁止进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进而挤垮了爱尔兰当时已颇具竞争力的羊毛产业(详见本章第三节)。1700年,英国禁止进口优质的印度棉纺织品(“印花棉布”),随后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效率的印度棉纺织业走向衰败。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国际贸易,当时英国的棉纺织品的生产效率超过了印度(详见本章第三节),于是印度棉纺织业被彻底挤垮了。1873年,在印度本土的棉纺织业全军覆没60年以后,英国有大约40%~45%的棉纺织品出口到印度。[]

然而,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信心十足的英国制造商们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日益增高。在这一时期,英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大部分产业的最先进的技术并且拥有很高的生产效率。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在个别领域要领先于英国(见本章第二节)。虽然英国1815年通过的《谷物法》(从1463年开始,英国陆续通过了多部《谷物法》)加大了对农业保护的力度,但是要求英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压力越来越大。[]

1833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的行动。1846年,英国采取了更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即废除《谷物法》、取消大量工业品的关税。[]《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对错误的重商主义的胜利。虽然我们不应该低估经济理论在英国政策转变中发挥的作用,但是许多熟知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英国政策的这一转变或许是一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行为,旨在“通过扩大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来阻止欧洲大陆的工业化进程”[]

实际上,许多参与废除《谷物法》运动的关键领导者,如贸易委员会的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约翰·鲍林(John Bowring),对这一运动做了准确的描述。[]科布登认为:

在美国和德国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工厂制度。如果不是英国工匠们在高价食品上的支出扶持了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瑞士靠廉价食品度日的生产者,这些国家不可能有今天的繁荣。[]

废除《谷物法》或许只具有象征意义。19世纪50年代,英国通过了格拉斯通预算法案,此后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1860年英国发布预算案和签署《英法自由贸易协定》(Anglo-French Free Trade Treaty),也被称为《科布登条约》(Cobden-Chevalier Treaty)。此后,英国取消了大部分关税。接下来将简要论述19世纪50年代英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1848年,英国对1146种商品征收关税。到1860年,除去针对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12种关税,英国只对48种商品征收关税。英国的关税制度原本是欧洲最繁杂的,现在只需要写‘《惠特年鉴》中的’半页纸就足以把它说清楚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使英国得以转向自由贸易体制,而英国的技术优势本身是通过“长期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获得的。[]还应当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全面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只是其中一部分)是英国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结果。[]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进程艰难而又缓慢:从《国富论》的发表到格拉斯通预算法案的通过,中间经历了84年;从滑铁卢之战到1846年典礼的成功举行,中间经历了31年”[]

英国的自由贸易体制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世纪80年代,一些被国外竞争对手紧追的英国厂商开始向政府寻求保护。到20世纪初,相比美国和德国,英国已经迅速失去了制造业优势。于是英国重新引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在当时成为热点之一。[]1903年,英国杰出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iain)领导建立了关税改革同盟(The Tariff Reform League)。这一事件足以表明英国重新引入了贸易保护主义。英国最终承认自己丧失了制造业的世界霸主地位,并于1932年开始重新大规模征收关税,这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时代的终结。[]

二 美国

正如李斯特所言(见第一章),英国最早成功推行了幼稚产业促进战略,但最热衷于这个战略的是美国。保罗·巴路殊是美国杰出的经济历史学家,他把美国称作“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

然而在现代文献中,特别是在美国文献中,这一事实却几乎不被承认,甚至很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似乎对此也毫不知情。克莱夫·特里比尔科克(Clive Trebilcock)是研究欧洲工业革命的权威学者,他在评论1879年德国征收关税一事上指出,世界各国的关税水平都将上涨,甚至包括“实行自由贸易的美国”。[]

即使高额关税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其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例如,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提及关税时,仅将它视为美国工业发展的次要因素。他的这一观点基本代表了美国经济史学界当时的主流观点。诺斯没有对事实加以证实,仅通过一个相对偏颇的二手资料[198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的研究成果],就得出结论:“美国南北战争后,关税愈发具有保护性,但值得怀疑的是关税是否对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历史进行更加仔细和公正的解读表明,幼稚产业保护主义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早期的殖民地时期到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时期,保护美国本土制造业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起初,英国并不希望殖民地获得工业化发展,于是采取了相应的阻碍殖民地工业化发展的政策(见本章第三节)。美国独立前后,南方种植园主反对任何贸易保护政策,而以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89~1795年在任)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利益集团却希望获得贸易保护。[]

事实上,很多人认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财政部长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Reports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1791),以下简称《报告》]中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幼稚产业论。[]我们熟知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幼稚产业论的学者。事实上,大卫·R.亨德森(David R.Henderson)和埃里克·赖纳特认为,1825~1830年,李斯特流亡美国,流亡期间,他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观点,也反对美国当时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幼稚产业保护论者——丹尼尔·雷蒙德(Daniel Raymond)的观点。[]流亡结束后,他从最初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转变为幼稚产业保护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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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导言
  • 第二节 赶超战略
    1. 一 英国
    2. 二 美国
    3. 三 德国
    4. 四 法国
    5. 五 瑞典
    6. 六 其他欧洲小国
      1. (一)比利时
      2. (二)荷兰
      3. (三)瑞士
    7. 七 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
  • 第三节 领先国家的引领战略和赶超国家的反应——英国及相关国家
    1. 一 殖民地
    2. 二 半独立国家
    3. 三 竞争对手
  • 第四节 产业发展政策:历史谣传与历史教训
    1. 一 一些有关早期政策的历史谣传和实情
      1. 1.几乎每个成功的国家在“赶超”其他国家时都采用过幼稚产业保护政策和其他积极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
      2. 2.谣传:英国是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自由贸易国
      3. 3.美国是“现代保护主义政策的发源地和堡垒”
      4. 4.谣传:法国的指令性经济同英国的自由放任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5. 5.德国贸易保护的范围有限
      6. 6.瑞典后来成为“经济开放型小国”,但并不是一直如此
      7. 7.现代早期,日本的国家能动作用受到外界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
      8. 8.“偷猎者成了猎场看守者”:政策随着发展而改变
    2. 二 “不只依赖关税”: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多种模式
    3. 三 与当今发展中国家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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