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章目的有二：第一，用斯密模型来预测由分工带来的新产品和相关新技术的出现；第二，用一个关于内生专业化及迂回生产链中内生链条个数的斯密模型来研究工业化问题。 从斯密（Smith，1776，p.14，p.105）、约瑟夫·哈里斯（Joseph Harris，1757）、乔赛亚·图克尔（Josiah Tucker，1756，1774）、黑格尔（Hegel，1821，p.129）到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和沃克（Walker，1874，pp.36-37），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新工具、新机器的出现及相关新技术的发明依赖于分工的发展。这种古典学派的发明与技术观和以储蓄与技术为基础的新古典学派是很不一样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创新取决于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它不考虑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社会的分工水平（见第15章）。与之相比，古典主流学派认为，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出现是由分工网络规模与相关市场容量决定的。如果分工网络没有充分发展，新技术就不能发明，即使被发明出来，也无法商业化。这就是中国早就发明了纸张、指南针、印刷术和冶金术但没有产生工业化的原因，而这些技术在欧洲的分工发展中却被商业化，从而带动了其他发明的产生，继而诱发了1750～1830年的工业革命（Elvin，1973）。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分工对新产品出现的意义。

关键词

作者

（澳）杨小凯 杨小凯（1948～2004） 198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生前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他的论文见于《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期刊》、《发展经济学期刊》、《经济学期刊》、《城市经济学期刊》等匿名审稿杂志。他和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书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他最近的新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书评人称为“对经济学根基进行重新梳理，为经济学教学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该书评人认为，“杨正在建立起一个全新的领域。是的，我敢预见，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将迅速兴起，我认为它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从事的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激动人心且最有希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阿罗称赞杨的研究“使斯密的劳动分工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浑为一体”。
张定胜
张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