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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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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 1945年生于英国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著名教授。曾在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南非的多所著名大学任教。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农政变迁、土地改革等。曾长期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主要著作包括《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非洲的圈地》《农政问题》《亚洲的种植园、无产阶级与农民》《粮食问题》《第三世界的斗争》《欠发展与发展》等。
汪淳玉 1978年生于湖南省岳阳市。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方向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留守人口、农村教育、劳动力流动、国际农政变迁、土地问题等。
叶敬忠 1967年生于江苏省沭阳县。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发展与农政变迁、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小农农业与土地制度、农村教育与社会问题等。主要著作包括《发展的故事》《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双重强制》《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参与式发展规划》等。译校著作包括《遭遇发展》《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新小农阶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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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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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农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般这一过程被称为全球化。当代全球化的重要性、意义、起因和影响一直都饱受争议。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它是指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布局的种种新形式,包括如下特质:

□ 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将经济活动的所有方面“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 对国际贸易的管制越来越放松;

□ 跨国农业企业和制造业公司的生产、货源、技术和销售策略发生改变;

□ 信息技术带来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对经济活动的组织(生产与营销)和大众传播而言。

回头来看,如同一个世纪前的19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也是随后的世界经济结构体系调整的里程碑。今天,全球化的发生同样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和“调整”的结果,它使国际商品尤其是货币的流通范围大为扩展。20世纪70年代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工业竞争力的下降(如同之前的英国工业)。贝弗利·西尔弗和乔万尼·阿里吉(Beverly Silver and Giovanni Arrighi 2000:56)这样描述道:“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反映了美国霸权下的全球资本主义无力兑现推行全球新政(Global New Deal)[]的承诺。”这一全球新政包括了支持南方诸国“发展主义”的承诺。这导致“延续了30年的对劳动力有利(labour-friendly)和对发展有利(development-friendly)的国际体系的瓦解,而形成了对资本有利(capital-friendly)的体系”。“有利”是相对于这之前与之后的情形而言的:“在新体系下,资本主义危机迅速转变为有组织的劳工危机、富有国家福利社会的危机、共产主义的危机和贫穷国家发展型政府的危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表明,目前这个时代的变迁与动力并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周期性本质与矛盾(即生产过剩、积累过剩以及对利润率的挤压)影响的结果,它代表了一种特别的思想与政治计划,即新自由主义,并以此来解决资本的问题(Harvey 2005,尤其见第三章)。如西尔弗和阿里吉所言,这一计划取代了原先试图构建的“全球新政”这一政治方案。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核心是促进资本的自由与流动,以及“推开政府”(rolling back the state),尽管在实际中这具有相当的选择性。

首先,这意味着减少或废止工人阶级的权益,这些权益原本都记载在政府的法律条文中,涉及劳动合同、工作时间与条件、最低工资、结社的权利、卫生保健、教育、社会保险以及养老金等。其次,全球资本市场不再受到约束,大量资金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这破坏了政府有效地、自主地继续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因此,进行全球市场“竞争”、将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等种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措施被反复颂扬。这反映了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商品化程度在进一步加深。再次,在经济发展方面,新自由主义包括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强加于南方诸国(以及苏联集团)的“政府改革”(state reform)议程。这意味着国家主导型发展计划的终结。

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的崩塌

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的崩塌与全球化在时期上相吻合,在推动力量上也相似。崩塌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因为美国结束了对苏联的粮食禁运,将大量小麦以优惠价格运往苏联,这使得世界粮食市场“突然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短缺,价格飞速上涨”(Friedmann 1993:40)。这一事件显示了生产过剩的矛盾,因此必须处理掉剩余产品,维持价格稳定的成本也随之攀升,这就影响了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的“商业性”方面。欧洲同样出现了生产过剩,因为它效仿了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在一个世纪里,它生产的粮食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有了剩余(其他产品也出现了大量剩余,如奶产品)。

国际农业贸易的竞争更为激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商业性”方面的管理面临压力,其“工业性”(生产)方面的地理区域也发生了变化。例如,阿根廷和巴西成为世界上四大大豆生产国中的两个(另外两个是美国和中国)。大豆,一种含油作物,大多被加工成动物饲料,被饲养场用来大规模喂养牲畜。大豆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从1990年到2005年间翻了一倍,已经继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之后,成为“第四大”世界性粮食作物(Weis 2007:17)。大豆的故事表明,跨国农业企业(农业投入和农业产品企业)在全球食物的采购、加工和销售方面的权力、影响力与控制力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超越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的“商业性”方面的底线,尽管之前这些企业正是因为国际食物体制的“商业性”而获益。公司成为“主要的(全球)行动者……试图为生产与消费建立起稳定的条件,从而使公司能够对投资、农产品原材料采购与销售进行规划”(Friedmann 1993:52)。实际上,这表明全球食物经济开始由私人(公司)控制和调节,尽管美国和欧盟仍然为农业提供高额补贴。

对于农业利益集团的政治目标来说,冷战的结束与苏联的解体破坏了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以及粮食援助)中大西洋两岸主要国家的战略意图,而生产过剩的问题反复出现,这促使美国在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谈判(1986—1994年)中将农业贸易提上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议程。之前,美国总是阻挠关贸总协定对农业贸易进行管理和控制[]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农业

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崩塌以后,世界农业市场陷入混乱,第三个国际食物体制乘势兴起:“多边贸易-公司食物体制”出现了(Friedmann 2004)。“多边贸易”,即前面提到的国际竞争,代替了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商业性”的一面,但其“工业性”的特质仍在延续,只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农业上游与下游公司的控制。人们仍在试图对第三个国际食物体制进行管制和抵抗。它能否维持与前两个体制同等程度的连贯性和相对稳定性,目前尚无定论,尤其是如今,世界面临石油储备耗尽、气候变化等环境压力。一个惊人的巧合(哪怕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就是,粮食价格从2005年开始出现全球性的暴涨,并在2008年臻于顶峰,这与20世纪70年代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趋于终结时的情况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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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二个国际食物体制的崩塌
  • 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球农业
  • 发展主义的终结
  • 农民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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