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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村的阶级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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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 1945年生于英国伦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系著名教授。曾在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南非的多所著名大学任教。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理论、发展理论、政治经济学、农政变迁、土地改革等。曾长期主编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农民研究》和《农政变迁》。主要著作包括《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非洲的圈地》《农政问题》《亚洲的种植园、无产阶级与农民》《粮食问题》《第三世界的斗争》《欠发展与发展》等。
汪淳玉 1978年生于湖南省岳阳市。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研究方向管理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留守人口、农村教育、劳动力流动、国际农政变迁、土地问题等。
叶敬忠 1967年生于江苏省沭阳县。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国家发展与农政变迁、发展干预与社会转型、劳动力流动与留守人口、小农农业与土地制度、农村教育与社会问题等。主要著作包括《发展的故事》《别样童年》《阡陌独舞》《静寞夕阳》《双重强制》《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参与式发展规划》等。译校著作包括《遭遇发展》《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新小农阶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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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村的阶级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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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村的阶级形成

很多人认为或假定南方的“家庭农民”(“小农”)是一个社会“阶级”,真是如此吗?还是说这个“阶级”也包括北方的家庭农民?这一观点最普遍的基础是,这些农民代表了从事简单再生产(“维持生计”)的家庭劳动型的企业活动,他们拥有很多共同的价值和美德(见第一章)。那些“站在农民一边”的人一般强调他们渴望拥有自主性(autonomy):按照他们所珍视的方式耕作,这些方式有助于社会平等,而且是环境友好的(包括重建地方性的食物经济体系)。因此,他们反对当今全球化对农业的无情挤压[]

我们能否根据某种愿望或某套价值来识别一个阶级呢?这样做是否有意义?根据本书介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阶级是基于生产的社会关系。因此,任何阶级只能通过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才能被识别出来。对有些农业民粹主义者而言(见第六章),“家庭农民”也可以因为他们与资本的关系而被看作一个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资本“剥削”。第七章指出,资本家在农耕中对家庭劳动力(family labour)[有别于雇佣劳动力(wage labour)]的剥削可能具有一些意义:家庭劳动力“用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劳动”,或者进行自我剥削,后者代表了资本对家庭劳动力的一种间接剥削或至少是有益于资本的一种剥削形式[]

有些学者将南方的家庭农民视为一个阶级,他们曾经在殖民时期和发展主义时期遭受资本与国家的剥削,为积累做出重要的贡献(第五章),现在还正遭受着剥夺,或用阿拉吉的话来说,面临“全球的去农民化”过程(第六章)。剥夺或边缘化意味着可供“剥削”的小农数量在减少,这也可能是因为资本(或资本主义农业)不再需要他们。

家庭农民是否真的构成一个单独的、被剥削的“阶级”,还是他们自我分化成了多个阶级?这是本章要考察的内容。首先分析商品化小商品生产分化之间的关系与动力,然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劳工阶级之间的关系与动力。所有这些概念都提到过,这里将它们综合起来深入探讨。每一步讨论都会更加复杂。我也会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真实世界中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决定因素”。

“家庭农业”的阶级动力

商品化

商品化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要素来自市场交换,并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同时受到市场交换原则和强制力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历史上出现并形成了资本与雇佣劳工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即普遍的商品生产)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中所有要素都必然而且全面地被商品化。相反,它意味着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即人们无法在商品关系与其强加的原则之外进行再生产(即马克思的“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

当然,小规模农业的商品化过程展现了极大的多样性。尽管对马克思和很多其他人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1957)等来说,英国原始积累的关键事件是圈占土地并将之转化为私产(见第三章),但生产与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可能有其他顺序。例如,殖民时代有这样一种商品化的顺序:首先是作物的商品化(特别是在“强制商品化”以后),然后是一些消费资料,接下来是农具和其他劳动工具,再接下来是劳动力本身(作为商品劳动力),只有到最后才是土地(劳动对象)的商品化。在南方一些农村地区,法律上规定的、强制的私有土地产权遭到抵制、饱受争议,至今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但这并不是农业中商品关系发展的障碍,因为在“地方市场”(vernacular markets),土地即便在法律上(de jure)还不是私产,但在实际上(de facto)已经成为私产。确实,在农业小商品生产(或者也并非很小)有活力的地区,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存在活跃的地方土地市场(Chimhowu and Woodhouse 2006)。

小商品生产

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将资本和劳工阶级的“地位”(place)或位置联系了起来:在农耕中,资本的形式是土地、工具、种子、肥料和其他化学制品;劳动力的形式是家庭或农户。出于种种原因,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是多个阶级地位的“矛盾统一体”(contradictory unity)。首先,在农民家庭中,阶级地位(class places)并不是平均分配的,特别是考虑到财产、劳动、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性别分工,参见第一章坦桑尼亚的故事片段。其次,生产资料(资本)的再生产和生产者(劳动力)的再生产之间存在矛盾。按第二章的说法,这关系到收入(包括借款)在重置储备与租用储备之间的分配,也关系到它在消费储备与代际再生产储备之间的分配——后一种分配常常与性别有很强的关系。再次,阶级地位的矛盾混合是小商品企业进行分化的源泉,下文将马上谈到这一点。

以上观点不同于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日渐式微的假设,即南方的小农是仅能“维持生计”的种植者,他们的首要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农业活动来满足食物需求。除了实现这一目标外,任何与市场有关的活动都是随意决定的,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我称之为“生计+”模型(“subsistence plus” model)。我认为,一旦农民家庭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整合,他们就不得不服从商品化的动力与强制力,这已经内化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与实践之中。如果他们种田只是为了自己的消费,那也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被纳入商品关系之中,如通过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养家糊口”的农业生产再加上工资收入是很平常的事情。当土地上的产出不足以满足全家的生计所需时,薪水也常常被用来购买食物,不管这种情形是每年都如此,还是只在灾年。实际上,这就改变了“生计+”模型:小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用自己的农业产出来满足自己的食物需求,取决于他们所受商品关系整合方式的影响。

阶级分化

我在第四章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后期,殖民时代先后在亚洲和非洲宣告终结,在拉丁美洲则更早一些。但是,此时的小农或农民却被“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锁入”商品生产之中: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一旦这成为定局,阶级分化的趋势就会出现,列宁将之界定为富农、中农和贫农(Lenin 196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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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家庭农业”的阶级动力
    1. 商品化
    2. 小商品生产
    3. 阶级分化
    4. 分化的差异
  • 劳工阶级
  •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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