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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现代性的宗教源头: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变革实质和多元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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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波 女,湖北武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本、硕、博均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师从高文新教授研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现任职于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文化思潮等理论研究工作。曾在《社会科学战线》《辽宁大学学报》《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文章数篇,主持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基本科研项目等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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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现代性的宗教源头: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变革实质和多元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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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方现代性的宗教源头: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变革实质和多元趋向

16世纪初,新世界的开始和旧秩序的解体混杂在一起,改革教会、革除旧弊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以革新教会为名的革命一触即发。1517年10月31日,维腾堡大学教堂前张贴的《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西方各阶级的革命热情,在把神学家马丁·路德推到历史前台的同时也以宗教改革运动这一历史事件使西方社会步入现代阶段。马丁·路德实现了基督教思想史上的一次神学突破——以一种新的福音范式的基督教解释模式批判、对抗和取代了传统基督教的罗马天主教模式,而福音范式的神学理解和宗教实践必然在以宗教(天主教的理论及实践模式)为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西方引发一场全面而整体的结构变革与观念革新。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在文化层面,以神学与哲学学科分离的结构变革来取代天主教神学与哲学的联盟关系。在社会层面,以宗教与政治职能分离的结构变革来对抗作为高于王权的教权和政治实体的罗马教廷对两者职能的混淆和僭越。在观念层面,以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和思想自由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价值革新来改变集体主义、信仰主义和思想专制等具有传统社会特性的价值理念。路德的福音神学成为新时代各种革命力量整合的平台,在坚持路德所提倡的几大新教原则下,人文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激进派别等以不同的改革方案推动着宗教改革运动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宗教改革运动以神本主义的路德神学为理论起点,是以神的权威来否定神圣权威并以世俗权威为基本特点的新教意识形态。这是西方第一次具备现代性特征和带有新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也是西方整合文化传统中的神学资源以革命形式率先进入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路德改教思想的范式转换、结构变革与观念革新

路德神学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是中世纪末期神学“异端”(如威克利夫、胡斯等宗教改革先驱和唯名论传统)的理论延续还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理论贡献呢?这个问题是关涉西方文化与历史的根本问题,也是涉及现代性之源头的基本问题。根据本书对现代概念的理解,在辩证地处理路德神学与中世纪末期神学断裂与连续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看到连续与共通之处——路德神学与唯名论传统之间的理论传承与会通、与宗教改革先驱反抗精神一脉相承,也要看到突破与断裂的一面——唯有路德神学突破了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与教会体系,“唯一真正做出突破的,而且其突破改变了世界面貌的,是路德”。那么,路德神学的突破点在哪里呢?从逻辑上讲,路德神学的突破首要地表现在神学范式的转换上,范式转换是理解、阐释路德神学的基本视角。基督教思想家汉斯·昆从范式出发考察基督教几个大思想家神学典范的类型与转移,认为回归福音的路德神学是“典范转移的一个经典例子”,典范转移带来的是对神学与教会的新的理解。通过范式转换,路德神学意味着神学根基变化所导致的文化结构变革,意味着教会结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革,意味着宗教思维及其精神变更所实现的观念价值革新。总之,只有从范式转换的理论视角去分析路德神学,才能在与中世纪神学传统之连续的基础上正视路德神学在根本上所应有的开端、突破与变革之义,才能在路德神学的突破意义上认清路德神学与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路德神学的突破和范式转换是一切宗教改革运动的理论前提和思想基础,而宗教改革运动的理论动力源于路德的神学突破和范式转换,以及由此引发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变革与观念革新。正是在理论体系的变革影响下,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以观念改变世界的方式促成了西方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塑造了西方文化和社会现代性的最初面貌。

一 文化结构变革——神学与哲学的学科分离

纵观路德神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方面,“路德的思想,在内容上,系属早期中世的,而在成果上,却系早期近世的”。也就是说,路德神学具有宗教内容与世俗影响相矛盾的一面。另一方面,路德突破了天主教体系的神学之后就一直固守自己的神学根基及神学立场,也就是说路德神学具有彻底性和一致性。因此,路德神学的自身特点,决定了其论述方式可以采取逻辑框架的方法——从逻辑上推导出整个神学体系以及应有的变革之义。即要想对路德神学有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客观的把握,首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从逻辑推演和框架结构上来梳理路德神学的思想脉络与结构体系。从逻辑上讲,宗教改革运动的逻辑开端实质上是一次神学变革,路德便是由重新思考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启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以及神与人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出发去建构新教神学的。正是通过这些基本的神学问题的革命性解答,路德才实现了对传统天主教神学体系的突破和范式转换,最终确立了新教神学的核心教义和基本原则,进而在神学变革的基础上引起了西方文化的结构变革。这是西方在中世纪末期利用文化传统中的神学资源实现的文化整体的第一次结构性变革,从而成为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开端。

(一)释经方法的修正

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是基督教的神圣经典,是基督教神学知识的基本来源。对圣经的解释是形成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基础,因而,释经方法是关于神学取向和发展的关键。路德对中世纪流行的释经方法的怀疑与批评构成了其神学变革的起点。传统释经的标准方法是“圣经的四重意义”,包括字面意义、寓意意义(用于教义陈述)、借喻或道德意义(用于道德指引)及属灵或神秘意义(用于指向上帝的应许)。传统天主教正是依从这四重解经法去看待旧约和新约的连续关系、哲学和神学的联盟关系,并建构其庞大的神学形而上学体系。路德通过强调字面意义的优先性解决了寓意解经法可能带来的解释的任意性问题。“正如路德在1515年说明他的原则:‘寓意、借喻或属灵意义在圣经中是没有价值的,除非同一真理在其他地方按照字面清楚说明。否则,圣经就会成为一个笑柄。’”路德进一步在字面意义上区分了字面历史性与字面预言性,在圣经字面主义的原则下以基督论的解释架构把一段经文理解为预言性地指向基督再来的应验。虽然路德对某些经文也采用属灵意义的解释,但是对字面意义优先性的强调使其把神学思考的注意力放在了圣经(尤其是新约)上,从而确立了神学知识的来源在于启示和传统(使徒口传的解经法),即确立教义基于圣经的原则,而反对中世纪后期天主教主张的教义双重来源说——把独立圣经的教义作为不成文的传统而拥有与圣经同等的启示地位。因而,路德根据中世纪圣经主义的态度与传统提出了“唯独圣经”的新教原则。正是在“唯独圣经”的理论旗帜下,新教改革家通过标榜圣经权威来批判现实中教皇、公会议和神学家的权威,消解了这些权威的神圣性和真理性,从而瓦解了罗马教会与教皇以神圣为名义攫取的世俗权力。

具体地说,“唯独圣经”的新教原则在路德神学中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圣经是路德神学的主要源头和理论滋生点,路德正是在与圣经的不断对话中以圣经为基础和指导而在神学领域发展进步的。这也构成了路德独特的神学研究方法,路德神学主要以解经学的形式,大量地援引圣经的字句来论证其神学命题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而是否符合圣经的原意和是否有圣经的出处在与天主教对手进行神学论战时也成为路德批驳对手的辩论对策。纵观整个路德神学,引用教父的观点或者求助于哲学为其神学命题做证明只是次要方法。这样,在神学方法上,路德神学是取材于圣经并且仅限于圣经而转向圣经神学。其次,路德把圣经提升为首要和根本的神学标准。路德认为,圣经是上帝话语的容器,具有最完备的真理和最终权威,否认独立于圣经之外的教会传统。圣经权威是教皇、公会议和神学家权威的来源与基础,其他一切权威从属于圣经权威。圣经权威是唯一和无条件的,而教皇、公会议和神学家的权威都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根据圣经确立的教会传统以及宗教会议制定的与圣经一致的信经才是权威的,于是他接受了早期教会关于三位一体和基督论的基本教义以及婴儿受洗的圣礼传统,对圣经的传统解释的坚守使路德神学以及宪制的宗教改革运动具有保守的一面。因此,“他的神学著作都是以圣经的权威及教会传统遗传的权威为先决条件的”。圣经构成了路德神学的基石。再次,圣经是教会早期创立并制定其正典的,诉诸圣经权威的解决方法是不能彻底驳倒持有教会传统的天主教的,这从逻辑上必然需要“把圣经的权威建基于其与上帝话语的关系上”。路德神学的出发点是上帝之道和福音,将福音作为最高权威来看待圣经,用基督中心和福音中心来解释圣经,从而将上帝之道作为解释圣经的新原则,突破了天主教神学的解释体系。他认为,上帝之道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上帝从无中创造万物所显现的力量,具有时间上的在先性,但是从人的认识秩序来讲,只有通过道成肉身和耶稣基督的历史事件才能认识到三位一体的教义。因此,圣经是指向基督的,上帝之道和福音是解释圣经的内在标准。而福音真正的表现形式是使徒的口头相传,而后因为防止福音被歪曲的紧急事件才形成文字形式的圣经,所以,上帝之道(福音)是最高权威,圣经是承载上帝之道的。路德进一步从上帝之道和圣灵的内在关系来理解圣经,他把两者区分为外在之道和内在之道——通过道成肉身、人性和历史性的基督实现人与上帝的外在沟通以及人对上帝的外在接受,而圣灵起着内在之道的作用。一方面,内在之道(圣灵)在心灵中发挥作用是依赖于先听到的外在之道,“圣灵通过外在之道而起作用这一事实保留了上帝在律法和福音里所说的意思明确的道”。另一方面,圣灵通过外在之道变为内在之道,是福音在人心中的自我见证。因此,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福音,是解释圣经的唯一钥匙”,但是“必须在圣灵的指引下,才能解释圣经”。总之,路德把上帝之道和福音作为最高权威,以福音中心和基督中心来解释圣经而与天主教和激进改教家在圣经权威的理解上分道扬镳。路德对圣经各卷进行区分以便确立“正典中的正典”,“开始对圣经各卷进行一种半宗教的、半历史的批判”。他认为“《以斯帖记》和约翰的《启示录》并不真正属于圣经”,“第四福音书在价值上和权威上超过同观福音”,“《雅各书》完全没有福音的性质”;最后,在圣经的解释权问题上,路德早期为反对天主教教皇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专制做法而强调每个敬虔的基督徒都有权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是清楚明白的,每个敬虔的基督徒都可以阅读圣经并完全明白其意义。在释经乐观主义的影响下,路德把圣经翻译为德文。但路德与茨温利对圣经经文的理解分歧造成了圣礼分歧乃至新教分裂,使新教开始寻求对圣经的权威解释——一种方法是“教理问答式”取向,路德的《小教理问答》和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可以视为理解圣经的权威指南;另一种方法是“政治化诠释”,世俗权威(如苏黎世的市议会)有权诠释圣经。释经从个人主义向集体权威的倒向,无论寻找的是神学权威还是政治权威,都是宪制的宗教改革在以新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中的逻辑必然,而继续强调释经的个人主义为激进的宗教改革者所捍卫。“信义宗的宗教改革作为一个如此强调圣经重要性的运动,竟然在后来拒绝让教育程度较低的信众来直接运用同一部圣经,原因是害怕他们会作出错误的解释(换言之,即得出与宪制的改教家不同的诠释),这可以说是一种讽刺。”在信仰社会里,释经的个人主义原则与建制教会在本质上是相冲突的,使信仰团契走上了从教会到教派的发展道路。

重新回到圣经上来,基督教经典的元叙事,从逻辑上讲是路德实现神学突破的第一步,从时间上说是路德获得新的洞见和灵性经验的起点。这同时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回到本源”的口号、对古代经典的发掘以及人文主义者回到圣经的方法,只是路德始终站在神学立场上强调圣经文本的启示维度、救赎意义和真理价值。“唯独圣经”的新教原则把圣经权威置于一切人以及宗教机构的权威之上,早期教会成为摧毁现实的罗马教会的理论武器,在实践上成为争取教会改革的不同力量加入新教阵营的有效手段。但正是在解释圣经的方法、原则和权利问题上,新教阵营因缺乏教会权威而在改革伊始便面临四分五裂的局面。圣经原则既塑造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复杂性,又孕育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无限发展性。因此,回到圣经是路德神学思考的起点,他由此集中思考上帝以及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了神学的教义突破与范式转换,而新的神学又反过来塑造了路德对圣经的理解原则和方式。

(二)神学教义的突破

“唯独圣经”的原则使路德实现了从经院哲学到圣经神学的体系变革,也促成了其从荣耀神学到十字架神学的理论转向。圣经是被圣灵所默示的记载者记述上帝自我揭示和临在世界拯救世人的知识的,“唯独圣经”的原则把神学知识的来源归于启示,从而强调自上而下的而非自下而上的对上帝的认识途径。路德认为,对上帝的认识分为一般的认识和具体的认识两个方面:一般的认识指人们通过理性之光被赋予了对上帝的一般认识,即有关上帝的存在、全知全能等形而上学属性及至善等道德属性,但局限在于不知道上帝对待罪人的态度和怀疑救赎;具体的认识则道出了上帝是什么以及上帝为我们所做的,这构成了对上帝真正和正确的认识。也可以分为对上帝的外在和内在的认识——外在的认识是理性依凭创造物的世界推断出的奖善罚恶的正义的上帝,是赋予所有人的知识;而内在的认识是超出理性的理解能力的,是上帝通过道成肉身和圣经来传达的知识,是指上帝的恩典和三位一体的位格性。路德也称其为“通过律法”的认识和“通过福音”的认识:“理性只能达到律法的水平,而不能达到福音的高度。哲学也是如此。基于律法的认识知道的只是上帝的‘左手’,而基于福音的认识知道上帝的‘右手’。为了真正地认识上帝,人们必须‘握住他的右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上帝怎样看我们以及他对我们的打算。通过律法了解到的上帝是背对着我们的(《出埃及记》33:18~20),通过福音和基督‘我们才看到上帝的脸’。”

路德把这两种方法对立起来,并把通过这两种途径获得的神学类型对立起来。在他看来,通过前者获得的是荣耀神学,唯有通过后者才能获得十字架神学。“那以为可透过外显之事物来清晰窥见上帝隐藏之事物的人,不配称为神学家。……然而,那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上帝外显之事物的人,就配称为神学家。”路德认为,上帝的可见之物是有关上帝的人性、软弱性和愚拙的,上帝就是让人们借助苦难去认识他,并透过可见之物去认识他的智慧。“除非人能在十字架的谦卑和羞辱中去认识上帝,否则无人能在上帝的荣耀和权威中去认识祂。”因此,路德把荣耀神学与十字架神学对立起来:“荣耀神学家称恶为善,称善为恶;十字架神学家正确道出事物的真相。”十字架神学就是要借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去了解“隐藏于苦难中的上帝”。

十字架神学表达了路德对基督教启示逻辑深刻而独到的理解。首先是启示的吊诡性。路德使用似是而非(paradox)的表达方式或“背反的启示”(revelation of contrariness)来描述上帝的启示。上帝向人启示自身的地方是其荣耀之背反,谦卑己身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屈辱和苦难作为自我彰显。“上帝的奥秘绝非人类理性所能揣度,上帝的荣耀与基督的苦难恰恰构成了一种‘背反的启示’:上帝在隐匿中彰显,在苦难中展现荣耀,在屈辱中显示崇高,在卑微中表现伟大。基督向死而生,在否定自身中肯定自身。”因而,神学的出发点应该是基督和十字架,而不是自然和理性。由于人的罪性破坏了理性,荣耀神学家依凭理性直接认识上帝的智慧并窥探上帝的奥秘,在路德看来寻找到的只能是魔鬼。其次是启示的限定性。路德认为,我们只能在上帝指定的地方与他相见,应该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里寻找真正的神学和对上帝的认识。“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8节)也记载,当腓力按照荣耀神学提出‘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的时候,基督马上就把从其他地方寻找上帝的念头转向祂自己,祂说:‘腓力,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约14:9)由此可知,真正的神学及认识上帝的道理是在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正如《约翰福音》十章(约14:6)所言:‘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门。’(约10:9)”实际上,路德强调的是“特殊的启示”,指上帝在某一特定时间向某一特定人或民族显明自己,主要以救赎历史、上帝之道和圣经的形式出现。对启示神学而言,“特殊启示”是必需和在先的,是“普遍启示”(见于世界、人类与人类历史领域)的基础与前提。最后是启示的中介性。路德认为,圣经讲述的启示历史表明上帝是通过外衣、面具和伪装向罪人传达启示知识的,主要通过先知、肉身、道和圣事降临于世。即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神圣中介,罪人唯有通过基督来认识启示出来的上帝,基督是上帝知识的源泉和内容,而不是依靠人类自身去认识上帝,得到的是自有的、绝对的、威严的、赤裸的上帝。在此,路德对启示逻辑的外显与隐藏的辩证性思考使其在圣经里直达中世纪神学中一直被遮蔽的苦难的上帝,并将此作为与经院哲学所追求的绝对上帝的分水岭。

十字架神学作为神学教义的突破不仅表明了路德对以经院哲学为代表的荣耀神学的批判,而且表明了他对经院哲学所体现的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模式的否定与重建。荣耀神学是透过上帝的事工去认识神,十字架神学则是透过上帝的苦难来认识神。“路德的‘事工’不仅指上帝的工作,也指人的工作。‘苦难’也指上帝和人的苦难。”“对路德来说,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和对正确的伦理态度的考虑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一致的。荣耀神学和十字架神学包含了这两方面。自然神学和通过创造的事工来认识上帝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以及道德家的善功得救论同属一类,它们都使人上升到上帝的高度。”路德揭示了经院哲学中理性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内在相通之处,理性主义是凭借上帝的作为来认识上帝的自然神学,道德主义是人依靠善行而称义得救的神人协作说,“伦理学与知识论并不是毫不相干地简单地并列在一起,而是一起归属于那种想要与绝对的上帝直接交通的渴望,这种渴望构成了荣耀的神学”。荣耀神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神学形态,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要使人成为上帝,而不是让上帝成为上帝;十字架神学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形态,是要让上帝成为上帝。十字架神学体现了路德对神学的任务和方法的新认识,并由此带来了对神学与哲学、信仰与理性之间关系的新理解。路德认为,真正的神学是十字架神学,把人对上帝的认识路径归于启示出来的上帝、基督与圣经,从否认理性对上帝的自然认识和自由意志在救赎事务上以善功称义进而否认哲学作为神学入门的工具价值,因为哲学追求的是不同于圣经的绝对的上帝,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是把人自身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十字架神学中启示的矛盾性直接反映在信仰和理性的吊诡关系上:信仰即以似是而非的方式相信上帝之道和福音,信仰在本质上是与理性、经验和现实相冲突和对立的,信仰是超越人的理性能力和现实经验的,因此信仰在根本上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另外,理性是上帝恩赐于人的天赋,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而使人有了治理世界的职责,于是理性合法的权限在人的现世生活和世俗事务之内并拥有最高权威,但人在堕落之后僭越的理性获得了对上帝的律法认识(自然神学与神恩协作说)而把人提升到上帝的位置,唯有通过信仰和以信仰为前提的理性才是有助于信仰的,信仰之中的理性帮助信仰去正确理解圣经。由此,路德在决定自身命运的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回答道:“除非用圣经的明证或清晰的理性说服我……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撤销任何东西。”所以,正如路德认为理性有双重的用处——“路德在谈到理性时称它为‘婊子’,而同时又称它为‘很有用的工具’”——一样,哲学同样有双重的功用——神学与哲学具有同一的上帝主题而存有学科的联系,把哲学对上帝律法的认识和十字架神学对上帝福音的认识进行对比从而反对经院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由此,路德斩断了经院哲学通过人的理性和道德直接与上帝相交的人文主义路径,打破了哲学与神学联盟的经院式文化结构——经院哲学在“信仰寻求理解”的目的下把哲学作为神学的解释工具,形成了哲学服务于神学并低于神学的神学形而上学体系的文化结构。十字架神学从神学的本性出发对神学自律、自主的要求使中世纪末期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模式从联盟到分离的趋向得以实现。至此,分离成为现代性文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潮流。

因此,十字架神学是路德神学的基础与支柱,是其提出新教基本教义的理论源泉,是他判断其他一切神学思想的标准与尺度,也是其最终与天主教、新教分裂的理论根源。从十字架神学出发来理解路德,便能明白路德一生反对经院哲学与教会、教皇权威,也反对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新教的理性主义与极端教派的深层理论动因。在此意义上,十字架神学可谓路德教义突破之所在。正是基于十字架神学所具有的神学变革意义,路德神学才与中世纪末期的唯名论、神秘主义、人文主义、改革先驱等改革方案区别开来,并真正获致了对天主教神学与教会体系的突破及变革。在信仰社会里,神学作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是其他一切文化形式的内核和根基,是实现文化统一性的力量所在,是形塑文化结构及倾向的根本动力。十字架神学所实现的神学变革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结构性变革,路德以其先知气质率先从神学立场出发,以宗教改革运动为成果促成了西方文化的转型与现代性文化的兴起,并预示了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基本走向——哲学与神学在自主性的要求下不断分离的现代性文化境遇。

(三)思维方式的转向

十字架神学的新洞见不单单导致了西方文化结构的变革——神学与哲学的学科分离,更深刻地导引了神学思维方式的转向——在分离的文化结构里,基督教神学理论克服了哲学思维方式所造成的理解障碍。神学领域的去哲学化实际上是去哲学思维化。十字架神学在对上帝的理解以及上帝与人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中主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思维转向:神学的出发点从人转向神从而表现为上帝中心论和基督中心论的神学形态;基督教人学从希腊文化转向犹太文化从而表现为整体人性观的人学样式;神人关系的恰当关系的转向从而表现为基于创造同时指向救赎的福音范式。

1.神学的出发点从人转向神

作为启示宗教的基督教神学的出发点在哪里呢?神学最基本的观点及中心又是什么呢?路德通过对基本神学问题的思索提出了与荣耀神学(用于勾勒经院神学的实质——用人的理性去认识上帝和以人的行为去衡量与上帝的关系都是把人置于神学第一位的做法)相对照的十字架神学,并认为神学就是借着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去认识“隐藏于苦难中的上帝”。认识上帝的途径从理性到启示的回归,意味着神学的出发点从人到神的转向。因此,路德的神学形态是上帝中心论的,上帝论是路德神学的中心。“路德的上帝观念是整个人类思想史和基督教思想史中最有力量的。”究其启示逻辑的矛盾吊诡性,路德神学的上帝观也表现出矛盾吊诡的一面。第一,苦难的上帝。在上帝完美性和不可变性的观念引导下,早期的教父吸纳了希腊哲学有关上帝不动情性的观念,希腊哲学对神学的扭曲造成了千年来基督教神学对圣经描述的动情的上帝之遮蔽。“这一错误的传统神学观念已经被新教的马丁·路德推翻”,十字架神学明确了苦难的上帝观念,用“被钉死的上帝”一词表明了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包括基督的神性。第二,位格的上帝。相比上帝的形而上学属性与道德属性,路德在启示逻辑的限定中把上帝的位格属性置于首位,因为“‘特殊启示’强调的是‘关系性’或‘位格式’的上帝”。位格性的特定含义是关系性,表明上帝是有意愿和能力与他的创造物(人类)建立关系的。因此,关系性是体现上帝创造本性的最根本的属性,是救赎(作为上帝新的创造)和称义(人与上帝建立正确和公义的关系)的前提条件。路德正是从上帝三位一体的位格性与关系性出发去肯定唯独基督的中心视角,去肯定上帝与其创造的世界所具有的超越性及临在性的两层关系,去肯定以救赎中心的视角看待上帝的创造作为(创世、护佑、救赎和完美)之间的关系,去肯定上帝与人之间所应有的本质关系。第三,吊诡的上帝。矛盾吊诡的性质和辩证的方法是路德上帝论的显著特点。路德总是以奥秘和矛盾吊诡的理解方式去揭示上帝启示的外显性与隐藏性、上帝创造的全能性与受难性、上帝对人的愤怒降罪与慈爱恩典。由此,上帝从两个方面隐藏与启示自身。一方面上帝以矛盾吊诡的方式来彰显自己,以似是而非的方式在十字架的谦卑和羞辱中(以人性化的方式)与人类相会。我们唯有在上帝启示之处认识上帝,遵从上帝之道和福音去了解上帝的恩典和爱,借着基督去理解上帝的存在和创造作为。“这是为了我们着想的‘神’。这是我们对于神所应该关心的惟一方面或角度。”从十字架神学出发,路德强调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但“神的隐藏还有一个令人困惑的意义,在于路德主张,在神对福音的自我启示的背后,不知为何,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神秘大能”。随着与伊拉斯谟展开自由意志之争,路德进一步发掘了“隐藏的神”,这是双重预定论的必然推论,即在有关人的救赎、称义的结果问题上,路德始终强调神掌控和决定一切权力,上帝命定一部分人或天使去天堂,让另一部分人或天使去地狱,他从上帝的论断中推导出一个唯名论立场的“隐藏的神”。路德认为,显明的神与隐藏的神是有区别的,因为上帝之道与上帝本性是不同的,上帝本性需要去道之外寻找。“隐藏的神”具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和主权,是全能性的,甚至魔鬼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工具。因此,路德以矛盾吊诡的方式来建构充满矛盾的上帝论,来解释信经里奥秘的传统教义,如上帝绝对的超越性和内在的临在性以及全能性等。至此,路德神学已指明了神学思维的要点与本质——信仰对象及其内容(上帝或神)是第一位的、根本的及主动的,相对于信仰内容的信仰主体(人)却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及被动的。

2.基督教人学从希腊文化转向犹太文化

基督教植根于犹太教与启示文化,但传统基督教人学却倾向和依赖于希腊二元论。希腊民间宗教奥尔弗斯教的灵肉二分和灵魂不朽观念经过希腊哲学家的系统提炼与神秘改造,在基督教的希腊化时期就被纳入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灵肉区分从神学的区别滑向人类学的划分,进而导致中世纪神学在实践中形成了否定世界、否定肉体的修道主义。路德承续了具有犹太背景的保罗人学,认为人具有属灵和属肉体的两重性:“就人们称作灵魂的灵性来说,他被叫作属灵之人,里面之人,或新人。根据人称之为身体的属肉体的本性,他被叫作属血气之人,外体之人,或旧人。”保罗对人是身心的整体和统一、灵魂体的三分法是多元之自我统一的犹太式理解,促使路德把基督教人学从希腊文化灵肉二元的实体认识转变为犹太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人,肉体是除去恩典与基督的一切,是不来自信仰的整个人。“‘肉体’是肉体的公义和智慧本身,也是要通过律法称义理性的判断。因此,人里面的最好的东西和最突出的东西,保罗称之为‘肉体’,即,理性的最高智慧和律法的公义本身。”“肉体不是指人的身体的卑鄙的情欲——虽然这些情欲确实和肉体分不开——而是指追求自我称义的那整个人。”路德实际上是将信仰上帝或自我信靠作为属灵和属血气之人的区分,属血气之人指自我信靠与反叛上帝的整个人,属灵之人指信仰上帝而处在与神的关系性维度的整个人。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是从律法到福音的内在生命的更新,是从自我转向以上帝为中心去寻求称义与救赎的契机。在此,路德又指明了神学思维的另一层次——信仰主体(人)是在与信仰对象(神)的本质关系中得到理解与界定的,神学维度的人类学是不可以脱离信仰对象(神)而径直由信仰主体(人)自身来加以规定的。

3.神人关系的转向

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下,神人关系首先是创世主与被创造物之间的本质关系——上帝通过“从无中创造万物”的创世活动、对世界与人的持续护佑及看管、对具有上帝形象的人堕落之后的救赎和在末日里达到完美的一系列创造而体现出不同面相的神人关系,从创造的本质内涵出发,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绝对的超越性一面,又有积极的临在性一面。具有上帝形象的人本来与上帝处在和谐的关系中,但亚当堕落之后人最基本的罪是不信上帝并视自我为中心。十字架神学揭示了“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作为上帝牺牲人子来救赎有罪之人的客观事实,而人与上帝的疏离也导致从人的角度来认识上帝的不可行,人只有意识到自身全然败坏的罪性和理性的无能,在倒空自己和“虚己”的前提下才能转向上帝与信仰之途。“虚己”意味着对人性的悲观主义态度,逆转了之前经院哲学、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等对人性持有的乐观主义传统。在此,路德直指神学思维的实质——信仰对象(神)与信仰主体(人)之间的本质关系是建立在信仰对象的存在、活动和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其中上帝的创造活动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决定性,而与之相对的人的信仰活动具有被动性和消极性。但是上帝的主动性与人的被动性的解释进路很难解决神学的所有问题,人的自由意志始终是这种神学最大的挑战。路德论及意志的奴役状态时就不得不引进具有唯名论立场的“隐藏的神”观念,而其神学中上帝之道与上帝本性之间的矛盾则任由上帝的矛盾吊诡性和奥秘性的解释来规避。

由此可见,十字架神学可谓一种新的神学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神本主义取向的神学思维。路德神学研究者阿尔托依兹曾就此感慨:“路德神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如同十字架神学与荣耀神学是相对立的一样,路德神学与天主教神学的思维也是对立的——神本主义取向的神学思维对抗于人文主义取向的神学思维。简言之,神本主义的神学思维是从虚无主义的信仰立场出发把上帝或神作为前提、第一位和主动性的,并从神的视角来理解人以及人与上帝的本质关系,从而表现为以神为本、以神为主体及以神为目的的基本逻辑。而神学思维方式的转向与建构,最终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福音范式转换。因此,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路德所开创的福音范式是神本主义的。

(四)神学范式的转换

路德神学有两个重要的理论洞见——十字架神学与“因信称义”的救赎论,从逻辑上讲,十字架神学是因信称义教义的理论根基,因信称义教义是十字架神学的中心归宿。十字架神学对上帝的全新理解和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是因信称义理论最终得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前提,而因信称义理论表现了对“十字架”象征的救赎维度的理解。也就是说,十字架神学实现了从神到人的认识途径的转向而把上帝的创造工作作为神本主义取向的神学思维的逻辑起点,而因信称义教义从救赎是新的创造的开端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救赎与创造之间关系的内在张力。因此,救赎论是路德神学的中心,救赎维度是理解上帝、十字架等神学概念的中心维度。

在中世纪世界解体和新世界萌芽的背景下,16世纪的时代精神在宗教事务上反映为对救赎的危机感的普遍意识,因此,救赎论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核心议题。与整个时代精神相契合,路德的一生就表现为对救赎确定性的怀疑与执着追求。因此,路德对救赎事业的个人性的宗教经验(属灵经验)是建构其神学体系的主观来源,救赎论从始至终都被设定为其神学主题。也就是说,圣经讲述了上帝创世、护佑、救赎的完整计划,路德在思虑“为我的”上帝时从人的生存向度出发,看重的是上帝的救赎意义,并把救赎看作理解上帝其他作为的基准,而最终实现了从上帝的本体论到上帝的功能论的理论转向。路德早年也亲身实践过中世纪教导的各种救赎方式(修道、忏悔、朝圣等),在上帝之义的洞见中重拾保罗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谛而走上了通过恩典因信称义的道路,并区别于中世纪天主教所奉行的因善行称义的拯救道路。上帝之义不再是中世纪神学宣讲的代表神对世人的公平的定罪与刑罚,而是慈爱怜悯的上帝自身借着基督白白赐给罪人的义。中世纪神学把人之义与上帝之义混淆并等同起来,用世俗的公义概念去界定上帝之义是上帝的神圣属性和刑罚之义,而人凭借善功去满足称义的基本先决条件就能在上帝公正的审判中得以称义;相对而言,路德从个体的生存向度出发意识到人的罪性是如此受困,除非有上帝的介入,否则人是不可能满足称义的基本先决条件的。正是以罪人的自我认知为前提条件,路德把上帝之义和人之义区分并对立起来,上帝之义代表了上帝的主动性作为,上帝把人类不配得的神圣恩典白白赐给罪人并接纳罪人。即在人如何进入与上帝正确的和公义的关系这一称义的问题上,路德认识到人的全然败坏导致了依靠自我称义的不可能,称义实际上是上帝的主动性行为。

因信称义是路德神学、新教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教义,是其他教义的理论基石。由于称义教义是主要和基本的教义,直接关系到教会的成败,通过因信称义与因善行称义的救赎论的对比,路德以因信称义教义批判了天主教教会依据因善行称义而制定的一系列救赎方式、圣礼和教会制度,并依此建构新教教会理论,同时付诸实践。因此,因信称义教义在新教及宗教改革运动中有着重要价值,对因信称义教义的解释是理解路德神学以及宗教改革运动的基础。在此,对路德因信称义教义的整体认识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层次。

1.“唯有基督”

路德走上独立的神学思考之路起始于站在信仰的立场上思考上帝对“我”的意义,因此“为我的”上帝是路德理解上帝的位格属性之全部含义的独特角度和主观尺度。从“为我的”上帝出发,路德揭示了“人—基督—上帝”三者之间的根本关系,从而形成了对基督论的新理解。传统教义里的基督论论证了基督的神性以及基督道成肉身的真实性,这些对基督的客观认识在他看来是理解基督的先决条件,而对基督的主观认识(即基督对我的意义)才是更根本的,是对救赎有决定性意义的。“为我的”上帝表现为在上帝的旨意下,人子基督为我们而来,相应的我们以认识基督上升去认识上帝、通过基督去思考上帝、“通过基督的心达到上帝之心”。正是通过基督和上帝之间的内在关联,路德意识到救赎之首要的、唯一的真理在上帝本身。“为我的”上帝借着基督成就了赦罪和救赎的先决条件和客观事实。“十字架是公义、恩典和信心存在的客观根据。”因此,路德从救赎的角度来理解基督的位格性,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宣讲福音、十字架的受死和死而复活的历史被理解为上帝主动与人和解及进行救赎的历史性事件,上帝正是通过作为中保和救世的基督与人和解的。因此,“耶稣是中保”,耶稣基督是人与上帝之间唯一的救赎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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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路德改教思想的范式转换、结构变革与观念革新
    1. 一 文化结构变革——神学与哲学的学科分离
      1. (一)释经方法的修正
      2. (二)神学教义的突破
      3. (三)思维方式的转向
      4. (四)神学范式的转换
    2. 二 社会结构变革——宗教与政治的职能分离
      1. (一)从历史性到功能性的教会定义变革
      2. (二)从七个到两个圣礼的教会实践简化
      3. (三)从“两个阶层”到“人人皆祭司”的组织形式变革
      4. (四)从“两把剑”到“两个国度”的政治原则转向
    3. 三 价值观念变革——西方现代性的早期生成
      1. (一)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2. (二)从信仰专制到信仰自由
      3. (三)从否定到肯定俗世
  • 第二节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多元化的发展路径
    1. 一 路德主义的发展与福音教派
      1. (一)人文主义
      2. (二)激进主义
      3. (三)现实反抗
    2. 二 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的发展
      1. (一)中间环节:与茨温利的圣礼之争和新教教派的分裂
      2. (二)新的综合:加尔文对新教神学系统化与实践化的发展
      3. (三)妥协发展:安立甘宗的独特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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