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汉《郊祀歌》“四时”“五帝”乐歌创制的祭祀渊源和观念背景
摘要
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四时歌、五帝歌是具有复合功能的国家祭祀乐章。作为一组独立歌诗，西汉时代四时歌用于祭祀最高神“太一”，以及天子迎四时仪式。四时歌直接源出“邹子乐”，与邹衍的阴阳观念、齐地祭“四时主”的区域文化有关；同时，周代的“祭时”（祭四时、阴阳）与“时祭”（祭祀活动分布于四季）可认为是四时歌之远源。两汉政治领域中“顺四时”以行政令的观念和实践，是四时歌拥有较高音乐地位、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五帝祭祀乐歌在四时歌基础上形成，周代的五帝祭祀、秦人祭祀四帝是其祭祀渊源。西汉五帝歌以黄帝歌居首位，并不符合《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五帝排序。其间原因，或与汉武帝求长生、崇拜黄帝有关。西汉以后，历代五帝乐歌结构大多遵从《月令》之说，以黄帝居中。东汉迎气礼增加“先立秋十八日”这一节时，将黄帝与特定节时相配，最终解决了五帝与四时不一一匹配的矛盾。此后，五帝歌在古代郊祀乐章中地位突出。四时歌从最初的独立乐章至完全纳入五帝歌，实则意味着退出国家祭祀乐章序列。南朝至唐，历代皆有五帝乐歌，其基本形态源出汉《郊祀歌》，但进一步将五帝与五色、五数、五音结合，遂在乐章结构、音乐形式、歌辞体式等方面更体现出五行统合之观念。
作者
王志清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乐府学，主要成果有《齐梁乐府诗研究》《东晋南朝音乐文化研究》等。《汉书·礼乐志》著录的汉《郊祀歌》十九章为西汉国家祭祀乐章。按《礼乐志》，每首乐歌名下皆标注序号；且第一首《练时日》为迎神曲，最后一首《赤蛟》为送神曲，似为一组有序编排的完整乐章。迎神曲后，即为《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章。清人朱乾认为：“中惟《帝临》五章近古，想是旧时祀五畤之作，非武帝时诗也。”（清）朱乾：《乐府正义》卷一，乾隆五十四年刊，秬香堂藏版，浙江省图书馆藏，第17页。转引自张树国《楚骚谶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形态与〈诗〉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第262～263页。当代学者基本认定五章产生于汉武帝时，但在具体时间上有不同看法。王福利认为：“邹子乐”之音乐当为战国时邹衍所作，歌词则为汉人之作。参见王福利《汉郊祀歌中“邹子乐”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吴相洲主编《乐府学》第3辑，学苑出版社，2008。赵敏俐认为：《郊祀歌》十九章诸诗，如果从时间上来看，产生最早的当是《帝临》等五首“邹子乐”。参见赵敏俐《汉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第152页。张树国认为：创制于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祀上帝于泰山明堂时。其根据是《帝临》“制数以五”反映了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之事；《西颢》“隅辟越远，四貉咸服”与武帝灭南越、迁东越、平朝鲜的武功有关。参见张树国《楚骚谶纬易占与仪式乐歌——西汉诗歌形态与〈诗〉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这五章被认为是祭祀五帝乐章，如《南齐书·乐志》所言：“明堂歌辞，祀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南齐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2，第172页。同时，据《史记·乐书》，五章除《帝临》外，其余四首又为完整的四时乐章，用于甘泉祭祀“太一”。“太一”是汉武帝“定郊祀之礼”确立的最高神，十九章中本有专门祭祀太一的乐章《惟泰元》《天地》等，然《乐书》未提。故《帝临》等五章具有复合性的祭祀歌诗功能，且在国家祭祀仪式中音乐地位较高。四时歌、五帝歌既被用于国家祭祀，故有必要分别追溯四时祭祀、五帝祭祀渊源，且应联系两汉社会的信仰与政治等观念背景，以解释五章歌诗的特殊性。《郊祀歌》十九章是汉诗研究的热点，成果丰富，但对这组乐歌创制的祭祀渊源、观念背景以及乐歌结构、后世沿袭等情况的探讨尚有发挥余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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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一 汉以前四时祭祀溯源
- 二 汉代社会“顺四时”观念、四时迎气礼及“四时歌”
- 三 五帝祭祀与五帝乐歌
- 四 汉以后“四时歌”“五帝歌”的沿袭与变化
- 五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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