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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柳堂
吴青 江苏南通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研究领域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历史文献学。出版学术专著两部,主持多项国家与省部级课题。
王江源 山东潍坊人,历史文献学硕士,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毕业,齐鲁书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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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初名保安,后易光贤、遇春,咸丰八年(1858)改名堂,字纯斋,号勖菴,晚年又号寿馀。河南扶沟人。先世籍河东,与刘子厚同宗,后徙陕西朝邑,高祖长茂,曾祖大荣。祖父殿鳌,字伟人,嘉道间习商业于河南汝宁府,因“扶沟先贤遗乡,俗朴民醇”[],遂迁于此。父相林,亦以经商为业,虽无功名,然尤喜读书,博通典故,书法为一时之冠。柳堂兄弟四人,兄名泽,大弟名染,二弟名璿。有子一名翰华,字朴卿,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直隶候补同知。

柳堂青少年正值清末动乱之秋,咸丰八年,柳堂十六岁,十月,柳堂父兄三人被捻军所掳,身在军中八十余日,艰苦备尝,自谓“余生一大厄,而亦生平一大长进也”[]。同治十二年(1873),柳堂三十一岁,举于乡;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绪十五年(1889)四赴会试,均不第,后赴河南莲溪书院任教读,自意“此生当以教官终,必无中进士之理”。光绪十六年(1890),五赴会试,终中进士,以知县分发山东,时柳堂四十八岁,可谓大器晚成。然初至官场并不被重用,柳堂失望至极,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道:“宦场习气专事奔竞,书生本色皆以为迂……其为人讪笑如此。”[]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柳堂被山东巡抚李秉衡委以东昌府馆陶县厘局,始结束候补,到差十八日改署定陶县(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柳堂赴定陶县履任。上任伊始,以站笼处死两名强盗,官声大振,又为定陶县书院设置山长。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柳堂就任惠民县(今山东省惠民县)。下车伊始即张示严禁差书丁仆“需索安班、铺堂”等规例,又“整顿义学、劝民息讼、筹修城宾,兴经费栽护城柳、修诸庙宇诸桥梁、改立黄河调夫局、挖徒骇河淤塞”[],而最著者则河防、剿匪二事,惠民士子有“惠民数万户前不死于兵,后不累于教,皆公之赐也”[]的评价。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柳堂擒获济宁玉皇庙戕官案首——惠民县人孙玉龙而受朝廷嘉奖,擢东平州知州。光绪二十七(1901)二月柳堂赴任东平州(今山东省东平县)。柳堂上任东平,治之一如惠民。时和议甫定,州内教案四起,柳堂依次处理,“从此民教辑睦,一切交涉不难矣”[]。未料次年九月因被恶绅控告“正耗浮收”,随即被撤,后居济南南马道,借以养病。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柳堂赴任德平县(今已撤销,原属山东省德州市)。鉴于该县民风好讼,柳堂随往各集镇宣讲息讼圣谕,又“延请中西二教习购置图书百余种,以资诸生观览,四乡复增设蒙学十余处”[],士习为之一变。次年六月复惠民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调乐陵(今山东省乐陵市)。次年五月再回惠民任,时“男妇爇香迎数十里外”。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调牧济宁,以“新政”急迫,体弱不能尽职。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再调济南府章丘县(今山东章丘市),自念时局动荡,不赴,致仕,时年六十有六。清亡后,成“遗老”,寓居于济南西关二道虹桥寓所,每日徜徉于山水,纵情诗酒,民国十八年(1929)春,柳堂逝世,享年八十六岁。

柳堂于光绪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895—1908)担任山东州县官达十三年之久,在任期间,曾先后蒙山东巡抚李秉衡、袁世凯等荐保,迭遇覃恩,如巡抚袁世凯对他的评价是:“柳令傲吏抗上,然其强项皆为民,无为己者,终是循吏也。”又“赏戴花翎、四品衔,大计卓异”[]。每三年一次的“大计”,柳堂获得“卓异”之评,正说明其为政之廉。“卓异”是州县官考绩的第一类,根据瞿同祖的说法,“其政绩显著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向吏部推荐……每一省都有确定的推荐名额……山东、山西和河南9名,四川有11个名额。最多是直隶,有13 个名额。由此可知,州县官们跻身此一类中的机会是很少的”[]。而身为州县官的柳堂能获得“卓异”考绩,可以说其政治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柳堂任职州县官职十余年,期间亦获“卓异”,却并未得到正式擢升机会,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得袁世凯电——欲调其赴直隶(并未得正式调令,即赴德平任)。总体看来,柳堂仕途正如友人虞煊所言,“春官数上不得意,归途蹀躞劳薪劳”[],蹇滞非常。在致友人的信中,柳堂也时而表露无奈,“欲再进一阶为四参处分,竟格于例,惟有修墓一途可以脱然,又须俟大计后年终决意为之,不再恋栈也”[]。柳堂仕途不顺,除未得到上司赏识,更大的原因应与其自身性格方面有关。柳堂常以“不失河东家法”严于律己,“脾气大,好抗上”,多有得罪同年、上司之举。正如柳氏对友人所言:“知我者以为强项令,爱之敬之,不知我者以为负性使气,傲不可近,兼以弟口快心直,不知顾忌,官幕两途,得罪不知凡几。”[]其后果便是“平日所得罪者,今皆当道从中谣诼,几至祸遭不测”。[]这也是柳堂十余年知县生涯未得擢升的一个很好的解释。

柳堂受其父影响,好书成癖,多所博通,“室中卷轴多至数十万卷,暇辄手一编,朱墨淋漓”[],其存世文集名《笔谏堂全集》(以下称《全集》)。“笔谏堂”,又称“笔谏草堂”,为柳堂书斋名。“笔谏”一词由来已久,其缘于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778—865)“笔谏”事。《旧唐书·柳公权传》载:“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柳氏的祠堂名、室名等多用“笔谏”之名。柳堂六十大寿时,山东东平州学正姚子云曾为柳堂作诗:“笔谏遗风启正臣,历经宦海阅艰辛。筹添南极增双寿,篆摄东原庆六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柳堂所秉承的“笔谏”精神。柳堂意欲列河东柳氏之后,有“家于赵都镇相隔仅一河,或亦由河东而徙欤”之语,取柳公权“笔谏”典故,无疑也是向世人展示扶沟柳氏为河东柳氏一脉。

在《笔谏堂全集》上函的第一部著述——《莲溪吟草》书前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李擢英所作《全集》序及总目。由此我们可对《全集》的编纂稍有了解。李擢英(1844—1941),字子襄,河南商水人,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学士、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等要职[],晚清著名文士。李自称与柳堂“癸酉拔萃乡闱,同榜而同谱者也”,在柳堂与之书信中,亦以“同年”称之,可见两人关系比较密切。李序中叙述《全集》成书过程:

(柳君纯斋)洎其捷南宫,宰东海,文章经济所至有声,其于地方利弊民间疾苦,无不体会入微,有时笔之于书,以备考证,或作为歌咏以遗同人,久之积成卷帙,颜之曰《笔谏堂全集》,所以纪政事也。刻既成,略寄数种寓书于余,曰:意在记事,殊不美观。余受而读之,觉纯斋之性情政事历历在目,依稀联床夜雨时也。……夫纯斋之文,纯斋之心也,纯斋今日之心即当年之心也。异日者监司表率苑业愈进,亦惟举斯心措之而已。

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下浣,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大理寺少卿年如弟李擢英谨序。[]

在《牧东纪略》卷四《观风告示》中柳堂也曾自述:“本州法守河东,宦游山左,笔谏堂书罗万卷,大意略观,无棣州治逾三年,有成未逮,自分不材见弃,讵意斯篆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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