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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语境中的语言、文学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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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语境中的语言、文学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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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语境中的语言、文学与写作

遗弃自己的母语,而投入另一门语言的怀抱,这种行为有悖于天性和道德。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认为,语言是根据某些结构原则,由变动的组合所表达的形式成分构成的语言“系统”。人类正是通过对此系统的运用而界定自身,表述周围的世界:“语言提供了一个言说的工具,主体借此释放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如果语言可作为一个系统被研究,它就不应与其使用者割裂开来。语言不仅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抽象系统,也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精神、文化和社会之中的系统。在对小说对话性的研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颠覆了语言作为抽象系统的严苛定义,阐述了将语言研究置于文化和社会框架中的重要性。巴赫金对这种语言的单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语言作为单一形式的概念并非必然的事实,而是由那些在话语多样性方面研究乏术的语言学家提出的假设。

正如丹尼尔·库内内(Daniel Kunene)所说,“语言是作家展现自己灵魂的手段;同样,作家的语言是读者或评论家借以衡量作家传达的情感深度的工具”。库内内又说,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作家的语言,我们方能开始对作家的身份——他们的宗教信仰、传说、神话、谚语、迷信、幽默、生死观——稍稍有所认知。因此,语言似乎是文学中的决定性因素。假如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正如阿比奥拉·伊瑞利(Abiola Irele)所指出的那样,以欧洲语言书写的“非洲文学”这个术语就其目前普遍的用法而言具有指称上的模糊性。伊雷利认为“就语言构成了所有文学表达的基础结构而言,语言与文学间的联系可谓‘天生的’;因此,文学作品的统一性应更多从语言表达加以考量,而非其他标准”。

在非洲,尤其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文学写作的媒介通常不是作家的第一语言,而是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强加在本土语言之上的外来的欧洲语言。诚如尚塔尔·萨布斯(Chantal Zabus)所说,“在非洲,语言的多样性以及伴随而来的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不仅为催生语言的猜想(linguistic conjectures)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给那些迫切需要在小说中表现后殖民社会复杂性的欧洲语言作家带来了挑战和不适”。语言问题对讨论任何文学都具有重要性,而对非洲文学而言更是如此,它是讨论非洲文学的核心问题。既然脱离语言环境讨论文学是难以想象的,那么有关语言的问题在任何文学讨论中都会出现。但当涉及非洲文学时,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便骤然上升。由于多种语言的存在以及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即使在欧洲语言侵入非洲大陆之前,多数非洲人也具有双语或多语的能力。但是,这些语言并无价值大小或等级高下之分,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使用何种语言取决于言说者所身处的语言环境。殖民主义导致了欧洲语言的侵入,改变了非洲语言版图。虽然非洲依旧存在多语言并存的特征,但语言环境发生了重组。由此,欧洲语言取得了强势地位,成为官方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欧洲语言获得了特权地位,用于多数的正式场合。

在有关非洲文学的讨论中,选用哪种语言作为文学写作媒介的问题反复被提出。20世纪60年代以降,围绕这个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和批评,证明这场争论具有社会历史意义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Ngugi wa Thiong'o)认为以非洲语言写作是保存非洲文学身份的唯一办法。但是,该主张要求在新的非洲国家中承认各种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s)的存在。然而,阿比奥拉·伊瑞利等评论家对民族文学的概念提出质疑。借用伊瑞利的表述,

欧洲语言文学在非洲……并无普遍性,尚未达到这样的地位,这主要因为欧洲语言至多只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它们并非所强加于的那些社会和文化所固有的语言,而且从欧洲语言文学这一表述来看也不具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性。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在引用率极高的《非洲文学的穷途末路》这篇文学批评文章中,欧比亚江瓦·瓦里(Obiajunwa Wali)声称,任何非洲文学如不使用非洲语言都不能发展,他断言:“在[非洲]作家和他们的西方催生婆接受真正的非洲文学必须以非洲语言书写这一事实之前,他们只能走进死胡同,只能导致思维枯竭、乏于创新和挫败沮丧的结局。”自此,很多有关非洲文学语言的问题被不断提出。语言是否应该成为非洲文学的决定性特征?非洲作家以外文写作是否可以接受?瓦里的观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大部分非洲知识分子青睐欧洲语言,即便日后致力于发展非洲本土语言文学的恩古吉·瓦·提昂戈当时也偏向英文,因为“英文的词汇量很大”。

以上分析表明,文学语言在非洲不仅是语言事件,也是政治事件。1977年,恩古吉决定转而使用吉库尤语写作小说和戏剧,这戏剧性地凸显了当代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所包含的政治属性。“我相信,”恩古吉在《思想的去殖民化》一书中解释道,“我以吉库尤语——一门肯尼亚语言和非洲语言——写作是肯尼亚和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恩古吉为了在非洲文学中使用非洲语言所进行的长期努力与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相关联,即语言建构了文化还是为文化所建构?在《思想的去殖民化》中,恩古吉就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如下考量:

文化体现了道德、伦理和美学等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好比一组精神眼镜,透过它们[人类]可观察自身及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身份的基础,即对其作为人类成员的特殊身份的感知。而这一切都由语言传达。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的集体记忆之总汇。语言使文化的创生成为可能,因此文化与语言几乎无法区分。

恩古吉总结道:“我们所构成的人类社会具有特定形式和个性、特定历史以及与世界的特定关系,而语言与人类社会是无法割裂的。”对恩古吉而言,语言也在较为个人的层面上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作为文化的语言因此斡旋于我和我的自我之间、我的自我和他人的自我之间、我和自然之间。语言始终对我的存在进行干预。”在他看来,语言一直是殖民者颠覆非洲人的思想和性格的主要工具。因此,回归非洲语言象征着在一个语言多元和文化多元的世界中重新彰显自我身份。如同其他关注非洲文学概念本身的作家一样,恩古吉对于语言的执着代表了他对语言作为文学一大功能的焦虑和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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