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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较为长寿的帝国,为了自证其存在的意义和正义性,都会挑一个世界历史性任务或使命,它赋予帝国一种“救世性”或“宇宙论”意义。霸权强国无须使命,而帝国则不能没有使命。霸权强国必须在同竞争对手的争霸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在竞争中,自然完全可能运用到意识形态权力,但它主要还是在外交政治中发挥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帝国使命面向帝国之内的子民,尤其是帝国中心的民众。不过,最关键的是,帝国使命其实是政治精英层的一种自我暗示。他们通过这种暗示,汲取继续推进帝国大业的信念和能量。

当然,我们可以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去研究帝国使命,探讨世界帝国的救世伟业或受命于天的大任,进而按图索骥,试着找出帝国主义行动的硬核,而我们发现,这硬核往往都披着并不光彩的物质利益的外衣。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部分提到[]:我们不妨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政治和社会行为体对自己所设目标及目的之局限性的一种(必要的)自我欺骗。[]如果我们这样解读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批判说或许倒是能为我们研究帝国使命提供一个创造性视角,让人豁然开朗。但是,人们很容易将意识形态等同于一小撮当权者及其御用知识分子惯用的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伎俩,在广大民众面前极力掩盖其帝国政治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图。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仿佛变回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神父欺骗论”了。有鉴于此,本书在原则上放弃了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探讨帝国使命问题。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了的意识形态批判说常常会引起对帝国政治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认为帝国政治不过是少数几个行为体力图实现私利罢了。

跟意识形态批判说的惯常推测截然相反的是,帝国使命确实也会衍生出一种自我约束力和自赋义务。显然这是拿帝国行为体的直接物质利益所无法解释的,因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些约束和义务无疑都属于资源浪费。帝国使命要求其主人公们肩负起实现帝国宏图大计的重责,而那宏图大计 又绝非朝夕之间一蹴可就。故而它会大大超出一切个人私利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帝国使命看作一种工具手段,借助此术,一个志在千秋的帝国将其行动逻辑强加给那些出现在帝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权者:这种使命要求当权者,若想要推行帝国政策,则须搁置一己之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的使命特别以帝国精英为对象。

帝国借助了使命这一工具,委其政治和社会精英层大义在心、重任在肩;且防止精英为图眼前私利而罔顾帝国的千秋大业、生死存亡。这个隐喻说法,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帝国精英不同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协作:帝国“决策精英”在短期须依赖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记者等在内的帝国“宣传精英”的支持。依靠他们为大众鼓吹一种帝国愿景或幻景,美化乃至神化“决策精英”的权力,并为其正义性摇旗呐喊。不过这种愿景或幻景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同时还有一种制约决策的自我约束力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并无权力的知识分子也能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在古罗马,聚集在盖乌斯·梅塞纳斯(C. Clinius Maecenas)周围的诗人圈子就曾为新秩序所用。在中国,起到类似作用的是孔子和他的儒家弟子们,在西班牙,则是萨拉曼卡学派的那些新经院哲学家们。在英国,大任落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肩上;在苏联,则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挑起这一大梁。而在今天的在美国,则是那些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和政论家为政权鸣锣开道:首先,他们抛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该担负何种世界政治使命的问题,另外,他们取得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把脉诊断的权职——且不论他们下的诊断究竟是对是错。

虽然,帝国使命确实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合法性提供了自我辩护,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说得直白点,借助帝国使命,帝国合法性的自我证明得以转变为帝国的自我神圣化。帝国的准宗教性意义设定促使那些政治当权者和社会显贵在做决策时不致太过随意和武断。即便他们重权在握,但他们终究还是帝国权力的一部分。为了达致这种超脱个人意图的高义,必须赋予帝国使命一种神圣光芒,让使命高高凌驾于日常政治俗务之上。这一点在罗马帝国的使命中表露无遗:在地中海及周围地区实现和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

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地中海驱逐海盗和在东面结束霸权战争无疑完全符合罗马的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贸易风险就降到了最低,投资环境变得更为安全。但是,也不排除商人同海盗合作,[]以及金融家大发战争横财的情形。也就是说,海上航道的安危、和平局面稳定与否,其实取决于利益集团以及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因此,帝国不能将其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建立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帝国使命必须摆脱行为体利益波动不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即可搬出使命神圣化这一利器了。正因如此,古罗马帝国为达目的,将和平神圣化了。屋大维建造和平祭坛就是将这一信念具象化。所以,这位罗马第一公民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毅然以帝国大业为己任,而这也是每一位希望赢得民心、获得元老院认可的皇帝都必须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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