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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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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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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导论部分对研究涉及的相关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包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问题、意义和创新,还将对研究的数据、研究思路设计和写作内容安排进行介绍。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就业分层的背景

本书的背景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割的社会不平等历史和现状介绍;另一个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特征、存在的问题等基本概况介绍。

户籍制度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

户籍制度被广泛认为是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基础,从新中国成立到本研究数据所反映的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本部分先对户籍制度的起源、历史变迁进行简要介绍;之后,本部分将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介绍,主要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变化来描述中国社会不平等。

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上,中国实施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通过城乡、地域、经济领域、所有制性质和工作单位等划分,按照对工业化的重要性和贡献程度进行资源的分配。其中,城乡之间的区隔和划分是计划经济和资源分配体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将各项资源优先和倾向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户籍制度与劳动就业等其他制度一起限制了人们的流动,通过教育、就业、社会福利等区隔性的资源配置方式,将城市与农村划分和维持为两个不同的领域。[]

1955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中国开始正式实行城乡差别化的户口登记和管理制度,依据出生地点来确定公民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户籍制度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粮食分配、劳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婚姻等,与人们的一生都密切相关的各种制度所构成的城乡分割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倾向于城市户籍人口的资源配置制度,覆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的制度让农村户籍人口长期处于社会资源享有的弱势地位,并且形成了他们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屏障。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步开展,城乡间的隔离开始逐渐被打破,城乡间也开始了人口的流动。在城乡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农民工经历了“盲流”“民工”“打工仔”“打工妹”“外来务工人员”“新产业工人”等称谓。2004年,“农民工”一词开始出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下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以及2006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中央政府具有行政法规作用的文件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乡镇企业实现的,其主要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以就近流动的方式实现就业转移。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家对农村人口外出流动限制的逐步减少,较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热潮逐渐出现。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农村外出人口只有约335万人,而同期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为2286万人,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在1995年达到6600多万人,到2004年,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达到了1.2亿人,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2004年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亿人。他们平均年龄是28岁左右,绝大多数为初中教育水平,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工作。[]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人户分离人口减去市内人户分离人口)为2.2亿人。随着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发展和各项政策性限制的逐步取消,流动人口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李培林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分为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相当生产资料并雇用他人的业主,占有少量资本的个体工商业者和完全依赖打工获取收入的劳动者。[]农民工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家乡附近乡镇企业工作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的农民工,也称“流动民工”。“农民工”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唐灿和冯小双通过对北京“河南村”的追踪观察,认为经过多年的打工生活,流动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群体内部出现了差异悬殊的等级,打破了原有的群体内部的同质性[]

纵观改革40多年的人口流动变化,呈现以下特点。流动人口迅猛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0万人到2010年的2.2亿人,人口流动已成为普遍和大规模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滞留时间越来越长,已经成为城市稳定的甚至主要的居住者和就业者;人口流动家庭化,流动人口显然已经从单人独自外出,越来越多地发展为居家迁徙,人口流动家庭化的特征逐渐显现;新生代流动人口已超过半数,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已经超过流动人口的半数,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3.64%,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规模已达1.18亿人,新生代流动人口已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

中国的户籍制度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确立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与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制度,户籍制度除了有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外,更重要的是与各类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保护和社会福利密切相关,体现了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学就业、福利保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户籍管理制度的影响。我国户籍身份的城乡划分,以及户口的地域管辖方式,通过对户籍身份认定、身份转换和自由迁徙的限制,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也形成了中国城乡间社会经济等级差别的重要背景。

中国的社会不平等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政策实施之初,收入差距是非常小的,但是这种平均的分配方式带来的却是缺乏效率的生产能力和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人均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1978年底,中国的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仅为381元;到2014年已经达到28844元[],增加了约75倍。其中,在1992年及以后,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更加明显。但是,同样在这个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也在日益加剧,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从一个中央经济集权向以市场为导向、私人经济发展的开放过程中,不平等状况迅速扩大。在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的同时,社会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也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是反映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指标之一。1978年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24。这使得当时的中国至少在货币收入方面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国家之一。衡量收入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7,持续上升到2004年的0.47,2007年家庭平均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而且在继续增加。[]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相对稳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9。[]

中国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范围大体上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1984年,总体基尼系数较低,处于0.27~0.30;第二阶段是1985~1992年,总体基尼系数较高,处于0.3~0.4;第三阶段是1993~2004年,总体基尼系数超过警戒水平,基本上在0.4以上。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在2004年时就已经达到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3左右,逐步攀升到2004年的0.44,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大岛指数(最高20%收入者的平均收入与最低20%收入者的平均收入之比)也在1989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警戒线,在2004年达到11.1。2007年第四次城乡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基尼系数为0.48,如果再将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市场价值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大概为0.52,最高10%的收入人群与最低10%的收入人群的收入比值,从1988年的7.3上升到了2007年的23.0。[]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当前不平等程度的估计存在一定差异,但从发展的趋势来看,在现有分配政策和再分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将继续扩大。[]

在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之后,国家一度停止了公布每年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直到2013年,才公布了空白了将近10年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是0.485,2006年是0.487,2007年是0.484,2008年是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是0.490,2010年是0.481,2011年是0.477,2012年是0.474。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仅限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没有将城市居民和农村村民统一进行计算,也考虑到中国城乡之间经济水平和发展差距,如果计算所有城乡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应该比0.473还要高,中国总体的收入差异还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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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第一节 人口流动与就业分层的背景
    1. 户籍制度与中国的社会不平等
    2. 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
    3. 中国的社会不平等
    4. 新生代农民工概况
  • 第二节 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数据介绍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设计
    1. 基本假设
  • 第五节 写作内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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