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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基于资金方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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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基于资金方面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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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基于资金方面的考察

对于近代企业而言,无论是创办还是发展,资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近代股份制公司亦受此影响颇大。晚清以来随着国内第一批公司的产生,以股份制为主的资金集结方式开始出现。由于当时国内风气未开,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仍没有完全消除,很多公司在招股过程中屡受挫折。近代企业的创办者只好通过亲朋好友四处拉股,“因友及友辗转邀集”,结果虽工厂勉强开办,但规模亦大受限制。[]另有很多企业为解决资金问题,只好求助于官方或外国资本,却也因此遭遇到了官方的任意干预以及外国经济势力的渗透。

由此可见,企业面临资金问题时多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钱庄等传统储蓄机构囿于经营观念,很少对近代企业提供借贷。即使提供借贷,亦多看重个人信用,范围颇小。[]近代新式银行的出现,使公司面临的资金问题有了解决的希望。近代银行具备传统储蓄机构所没有的优势,使得它们能够在短时间内聚拢起规模庞大的社会闲散资金。这些条件都为缓解近代企业的资金困难奠定了基础。

当时很多实业家均注意到了银行对近代企业的重要作用,开办过诸多大企业的周学熙就指出:“金融机关之于实业发展,实大有密切之关系,盖必先有健全之金融,而后能有奋兴之实业,此全在主持营运者,善于利用及维护之而已。”[]很多银行也同样意识到与工商业建立密切关系的益处,如金城银行就认为:“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而投资之目的有二:(1)专谋营业上之利益;(2)助长工商事业之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思想意识的基础上,银行与近代企业逐渐建立起一种互惠互利的借贷关系。对于中兴煤矿公司来说,它由一家最初资金规模很小的煤矿,一跃成为股本1000万元(实收750万元)、最高年产量可达173万吨的国人自办最大煤矿,其发展壮大自然也离不开银行的强力支持。实际上,它与银行之间的关系远较一般企业密切,银行在中兴公司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为重要的作用,从而构成该公司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社会资本力量。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考察银行与中兴公司之间的密切关系。

一 中兴煤矿公司与近代银行之间的关系

对于中兴公司来说,自其前身中兴矿局开办以来,始终面临着招股不足的困难。就中兴矿局而言,其股东大多与淮军关系密切。这些人或曾为淮军统领,或曾为李鸿章幕僚及其亲属,通过战争、赏赐聚集起较多的个人财富,成为当时社会中较为富裕的阶层。同时他们对投资新式企业并不排斥,又有淮军“盛字营”官员张莲芬作为纽带,在亲朋故旧的拉拢下,纷纷投资中兴矿局。[]1899年中兴公司成立之初,议定以中兴矿局原有机器设备为旧股,因此保留了矿局诸多旧股东。公司开办以来,最初议定股本总额200万元,其中华股六成,德股四成。但因德人嫌条件过于苛刻,不愿投资,德股并未招足,另外华股的募集亦不顺利。当时中兴公司虽得到山东巡抚的支持,准许山东矿业道朱钟琪帮忙招股,但效果并不明显。他们所依赖的招股途径,仍然是通过亲朋好友四处拉股。典型如民国时期有名的江浙银行家——叶揆初,他最初的身份为山东矿业道、公司股东朱钟琪的女婿。他赴济南拜见岳父的时候,先后结识了与朱关系密切的赵尔巽、张莲芬等中兴股东,之后便被拉入中兴公司作股东。[]

这种传统的资金集结方式虽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毕竟范围有限。公司股东费尽唇舌,所得股本尚与原定总额相差100余万元。钱庄虽然曾帮助公司在各地募股,代收股金,但囿于种种原因,并未对公司进行直接借贷。在这种情况下,中兴公司窘迫至极,差点因股款不足而被迫中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津浦路局作保,中兴公司向直隶保商银行及交通银行求助,方安渡难关,这次接触亦为中兴公司与近代银行接触的开始。

张莲芬病逝之后,公司因发生矿难,资金严重缺乏,为此公司招入北洋要员股本,情况方得到缓和。之后随着业务的开展及股东主体的变化,公司总经理处由济南迁至天津,开始与天津各银行发生关联。中兴公司与当地有名的“北四行”(即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往来频繁,逐渐建立起一种较为持久的合作关系。1928年“整理中兴案”发生时,上述银行在争取公司矿产发还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案发生之后,中兴公司将总经理处从天津迁至上海,中兴公司总经理朱启钤亦主动退位让贤,举荐上海银行界重要人物钱新之担任公司总经理,并邀请周作民等银行界人物出任董事。之后,中兴公司借助银行界的势力,实现了自身发展的又一次飞跃。由此可见,银行在中兴公司发展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银行不仅为公司提供业务发展所必需的资金,之后更是对中兴公司进行投资,双方逐渐合为一体,自此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从当时的形势看来,银行是中兴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力量,屡屡救公司于危难之中。概而论之,当时银行与中兴煤矿公司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一)借、贷款及往来透支

对于银行来说,放款是其营业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李一翔的定义,放款是指“银行将其所集中的社会资金按一定的利率放给资金需用者,并约定期限按时归还”。[]放款一般可分为信用放款与抵押放款两种。信用放款中的“信用”指对人信用,一般不需要抵押物品,单凭信用即可直接进行借贷,因此又称无抵押放款。近代银行对信用放款比较谨慎,如金城银行“对于个人之信用放款及透支,以不承做为原则”,只有经过信用调查之殷实公司商号,酌量情形,方能承做。[]至于抵押放款,近代有人专门进行过描述:“(抵押放款)系放款之订明一定期限,且向借款人征取抵押品者也。抵押品大都为有价证券,或商品。放款届时不还,可以变价清偿。故虽留意其人,尤当以物为重。宜慎择品物种类,以易于出售,及价格稳定为标准。抵押品通例,按市价七折。如价有变动,可以随时增减其数量。”[]由此可见,抵押借款的抵押品大致以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商品为主,但在实际操作中,亦不乏以矿厂、机器设备、土地等为抵押者。

换个角度,银行的放款对公司来说就是借款。对于中兴公司来说,早期通过信用借款的比重较大,如前述公司通过津浦铁路局作为中介向直隶保商银行及交通银行借款的例子。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一日甚于一日,上述缺乏资金的现象愈加频繁出现。1916年公司营业因矿难而陷入停顿,总经理张莲芬亦积劳成疾而病逝,公司资金严重缺乏,生存受到极大考验。在股东任凤苞的引荐下,黎元洪等北洋大员纷纷投资中兴,一举解决了公司的资金困难,同时亦使得公司的股东主体发生变化。由于新股东大多住在天津,为图便利,公司将总经理处由济南搬到天津。然而这次招股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公司的资金问题。随着业务的扩展,公司管理层将大量股本投放在新大井的挖掘以及机器设备的购买上,经常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不得不向银行求助。

当时公司总经理处搬迁至天津,公司股东中亦有很大比例为在天津做寓公的北洋政府要员,他们同时是各商业银行的大股东,因此这一时期公司与天津各银行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其中的“北四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业银行与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交通银行不同,它们更强调以利益为最高追求目标,更具有商业化色彩。对于它们来说,由于本身资金不如官办银行雄厚,亦缺少政府的大批拨款,因此确保资金的安全成为它们借贷时非常重要的考虑。为求谨慎,他们与中兴公司之间的业务更多以短期借款为主,且借款性质多为抵押借款。当时中兴公司与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及四行储蓄会之间经常发生借贷往来,这类借款通常以公司存煤为担保物,大多属于短期借款,由各行联合提供借贷,数额由各行分担。[]通过这种方式,银行将放款的风险降到最低。

这时期天津各行与中兴公司在放款与透支方面往来较为频繁,如1921年12月29日中兴公司与金城银行签订定期借款合同,借洋30万元,以公司与顺昌煤号、同盛源煤号之间的售煤合同为担保。[]此后,金城与盐业、中南三行合放中兴煤矿公司借款及往来透支共40万元,订期一年,其中30万元为定期借款,10万元为往来透支,以指定存煤为担保。[]1925年11月1日,三行又与中兴缔结契约,借给公司100万元,以镇兴、同义、南京同盛源三家煤号的售煤合同为担保,分3期交款。次年双方又重新修约展期,并将津浦路局抵押给中兴公司的德发债票25万英镑为增加担保物。此项借款于1926年7月16日归还,中兴公司因即将通过银行发行公司债,遂将上项借款清理并付清所欠借款本息100余万元,其中利息及展期利息共计5万元。[]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类放款利息颇高,银行从中获得较高利润,并可以从中获得一定时期内中兴公司存款业务的垄断权。[]金城银行对中兴煤矿的放款情况如表3-1所示。

表3-1 金城银行对中兴煤矿的放款情况

当时各行与中兴公司在银行账户往来时经常出现透支现象。各行对透支额度一般都有限定,如金城银行将中兴透支额度限定在15万元,一旦超过此额度,银行便会要求公司立刻拨还多余额数。[]截至1929年6月底,中兴公司共欠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往来透支款本息37.6992万元。公司与该行于同年8月底订立新的往来透支借款条件,公司将之前所欠2万余元归还,余下的35万元归入新往来透支账内。该矿透支款两项担保品均为商家及银团应缴煤价,至于利息则较之前更加优惠,为月息8厘半。[]当时中兴公司在各行透支额及往来欠款颇多,这可以从表3-2中看出。

表3-2 中兴公司负债约数

表3-2 中兴公司负债约数-续表

(二)以公司债发行为中心的考察

除了直接的借贷款及往来透支之外,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另有其他形式,亦值得重视,其中一种形式为公司债。所谓公司债,英文名为bonds或corporate bonds,是指股份制公司如遇资金需要时,依一定形式从公众或某特定人借入一定金额并约定偿还日期的有价证券。[]在近代中国,公司债出现的时间较晚,且大多通过银行发行。究其原因,“吾国公司实况,未必为社会所共知,信誉未孚,其发行之债券,自不易直接向公众出售”。[]对于近代企业而言,发行公司债是它们面临资金困难时的一种较优选择,有利于减少人们投资的风险,利于公司短期内募集到更多的资金,便于企业运营。[]当时我国公司债发行的概况,可通过时人的一份调查得知:“我国公司债,素不发达。昔时发行者,仅通泰盐垦公司、纬成公司、北京电车公司、中兴煤矿公司等数种。此中除中兴公司之第一次公司债已于二十四年一月偿清外,通泰、纬成等公司,已陷入无确实担保状态。最近两年,风气一变,公司债之发行又盛。计先后有六河沟煤矿、闸北水电、启新洋灰、民生实业、江南铁路、茂昌、先施、大通煤矿等八家。在计划中者,亦有既济水电(汉口,总额六百万元)、永利化学工业(天津,总额五百五十万元)、利用造纸(镇江,总额六万元)等数家。”[]其中,就提及了中兴煤矿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且业绩在同类债券中尚属不错。下面我们就来具体考察一下中兴公司债发行的前因后果及其具体走向。

中兴煤矿的公司债,发行于1926年6月。当时公司受战火影响,运输阻滞,销量骤减,资金周转困难,因此需要大笔资金注入。根据公司当时的描述,“乃自十三年冬,战事卒起,亘续几及两年之久,其间虽略经停顿,然运输迄未通畅,公司营业前途极感困难,存煤屯积,金融滞涩,始则犹恃旧存流动资金可供周转,继则惟恃银行短期借款借以支持,长此苟且补苴,殊非善策。而统筹全局,凡所以恢复营运维持工作者,在在均须现金,方有活动之余地”。[]

由此可见,当时公司资金受运输停滞影响颇深。根据公司的营业报告,1925年公司纯益数目从上年的212万余元降到74万余元,而公司当时每月的支出就需要40万元。截至1926年6月底,中兴公司各类积欠颇多,计有银行到期借款100万元、银行透支款约25万元,以及上年股利花红75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面临多种融资选择,一种是继续向银行借贷,一种是增加股本,另外一种则是发行公司债。

公司管理层几经考虑,决定采取发行公司债的方式募集所需资金。他们当时为何舍弃其他两种方法,而中意此种方式呢?这背后,包含对公司自身的深层考虑。根据当时公司管理层的想法,“公司现在需款仅为一时救济之用,亦无永久加增资本之必要。至银行方面借款,多为短期,息重期短,殊不合算,况公司已借之债行将到期。再议续借,虽旧债可了,而转瞬新债又届还期,于公司经济周转仍觉寡助。设遇市面紧迫之时,银行界难以援助,续借未经到手而到期者必须偿还,公司必有坐困之日”。[]由此可见,公司债相较于“息重期短”的银行借款及影响股东分利的股本增加,有天然的优势。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公司于1926年6月21日联络与公司业务关系密切的五家商业银行,通过这些银行发行公司债。[]当时双方签订合同,约定发行公司债300万元,分两期执行。第一期发行200万元,其中公司自销50万元,其余150万元由五行平均分摊销售。[]该项公司债有两项抵押品作为保证,一为矿厂存煤50万吨,一为津浦铁路续借德发债券英金25万镑。[]对该项公司债的保障方法,诚如合同中所规定的那样,“于担保存煤内每运一吨,提还本基金六元;于担保存煤外,每运一吨,提付息金二元”。[]至于具体清偿办法,则规定公司第一年只需偿还利息,从第二年起则要还本付息。至于还款的具体办法,则通过抽签形式,每6个月抽签一次,借此来偿还部分本息。凡是被抽中的公司债券号码均需还本付息;没被抽中的号码则只付息,本钱到以后抽中时再行偿还。

中兴公司债的发行,对于银行和企业来说,是一次双赢的结果。对公司来说,短期内就已募足200万元,可谓迅速见效,极大缓解了资金困难问题,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扩展。对银行来说,则有双重好处。一方面,经营公司债可以使银行获得数额不菲的手续费,其中规定“由银行代募之债券,按照每次售出总额,给予百分之四,其手续费、邮电费一并包括在内”,而由公司自行招募之债券,亦需要由公司给予银行手续费百分之二。[]这样计算下来,单单手续费一项,银行就可以拿到7万元。另一方面,银行将购买公司债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如金城银行就认为,“如遇市场利率过于低廉,放款不能合算,或市场利率虽高而放款难期稳妥时,得于有价证券中择其市价稳妥而利较厚者酌为购存,专事生息”。[]对于银行而言,中兴公司信用素著,值得信赖。此项公司债又有50万吨存煤及25万英镑德发债券作为担保品,非常符合银行的要求。因此在各银行承销的中兴公司债中,绝大多数被各银行自行收购。[]然而,让各方始料不及的是,之后国内发生的巨大政治、军事变化很快使该项公司债的担保失去了着落。

就在该项公司债发行后的第二年,全国性的北伐战争爆发。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与北方的直鲁军在枣庄进行数次拉锯战,有短短一个月内“四进四出”的说法。当时中兴矿区地处枣庄,不仅矿区沦为战区,公司还直接受到各方军事力量的勒索。早在1927年,中兴公司就被迫认购二五库券100万元,以换取南方国民革命军对矿产的保护。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占领枣庄,军队驻扎矿上,革命军以“整理”为由,成立整理中兴煤矿委员会(以下简称“整委会”),掌控厂矿大权,将公司存煤运抵上海销售,此后更以“逆产”为由将中兴煤矿没收,这就是著名的“整理中兴案”。此案过程极为曲折,事态的发展将在下章详细描述,此处不赘。

此案发生之后,各银行因利益牵涉不得不勉力支持、四处奔走。其中一项利益牵涉,便为上项公司债。由于此项公司债的担保品存煤被“整委会”运到上海出售,而第二担保品——德发债券也被中兴公司之前变卖以偿还公司债本息,该项公司债就此失去担保。[]“整委会”在给银行的回复中也提到,对此项公司债不再维持。[]也就是说,中兴煤矿被没收后,国民政府对于公司之前发行的公司债不再承认。对于银行来说,之前尚可获得利息的公司债,此时却有变为废纸的可能。各行受此牵连颇深,它们竭尽全力,各显神通,努力争取中兴矿产的发还。

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兴公司在缴纳军饷100万元的情况下,终于在1928年9月迎来矿产发还。但当时公司停业,“修车费用、公司债、第三期本息及总公司分厂经费、装配、捐税、运力等……在在均需巨款”。公司为求营业恢复,只得四处筹款。当时顾虑到再向银行借款很难,“公司旧债不还,再借新债,势难办到”,公司决定“收新、旧各种债务以及紧要用途归纳一起……比较凭空筹款,似易着手”。[]为此,中兴股东几经考虑,决定发行新的公司债,“以新债换旧债”。具体数额在讨论中亦几经变动,最后拟定350万元。该项新公司债拟定“以公司全部矿产、铁路、存煤、机车车辆为担保品,并以所有津浦铁路续借款、德发债券英金二十五万镑为第二担保品”。但由于公司内部及银行界对此态度不一,“嗣后在平津沪三处磋商多次,迄未就绪”,不得不就此作罢。[]

此后,公司与银行几经磋商,决定仍然维持原有公司债,不再新发公司债;同时为保障旧有公司债起见,双方决定重新确定担保品。经过发债银行与公司紧急磋商,双方决定以公司部分财产为担保品,具体包括“公司民国十六年度财产目录内所载矿产项下第五款‘电气原动部’及路产项下‘台枣路各财产’及以后附属于该两部添置之财产”。在此基础上,协议中对还本付息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规定“津浦路逐日应解中兴公司之款,拨充债券还本付息基金”,“自二十年起按未还本债券总额一百五十万元,分十次,于每年一月七日用抽签法抽还十分之一,至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一日一律还清”。[]同时为增强监管,持券人还组织专门的委员会,“派稽核一员审核账目催收提款并保管担保物等”,作为监督。[]协议签订之后,随着公司营业的逐渐恢复,中兴逐年偿还公司债,以抽签法还本付息,最终于1935年1月16日将此项公司债还清。[]此项公司债历经多年时事变迁,终于得以清偿,这在近代中国公司债发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三)股票押款及其他

1.股票押款

除去前述直接借贷以及公司债之外,另有一种较为重要的形式,那就是股票押款。根据杨荫溥的定义,抵押放款“系放款之订明一定期限,且向借款人征取抵押品者也。抵押品大都为有价证券,或商品。放款届时不还,可以变价清偿”。抵押品一般“宜慎择品物种类,以易于出售,及价格稳定为标准”,公司股票恰恰符合这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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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目录

  • 一 中兴煤矿公司与近代银行之间的关系
    1. (一)借、贷款及往来透支
    2. (二)以公司债发行为中心的考察
    3. (三)股票押款及其他
      1. 1.股票押款
      2. 2.1928年银行替公司机车垫款案
  • 二 整理中兴案:以银企关系为中心的社会资本的集中体现
    1. (一)1927年中兴收归国有风潮及公司社会资本的初次发动
    2. (二)公开层面:1928年“整理中兴案”与公司舆论的制造
      1. (1)公司及各相关团体的通电请愿
      2. (2)报纸舆论的制造及其背后力量
    3. (三)私下层面:“整理中兴案”与私人关系网的疏通
      1. 1.公司代表利用国府部门间矛盾的疏通
      2. 2.股东私人关系网及私人疏通
      3. 3.银行债权关系与国府疏通
    4. (四)“整理中兴案”结局及后续
  • 三 业务往来之外:银企关系背后的因素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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