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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什么税:论抗日根据地的国民经济体系与课税对象的确立

作者

胡荣明 男,1981年出生,江西余江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税法律文化研究。
Hu Rong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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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什么税:论抗日根据地的国民经济体系与课税对象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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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什么税:论抗日根据地的国民经济体系与课税对象的确立

引言

分类是人类认知与社会实践的重要环节,税收体系的建构亦不能不充分发挥分类的功能。举凡征什么税、由谁纳税、谁负责征税以及适用什么税率等税制基本要素的确立都与分类息息相关,离不开分类的作用。税收体系的建构,实可视为一种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分类的过程。而且一般来说,统治者在税制创行伊始,首要工作就是根据一定的税收政策,从征税范围尤其是课税对象这一基本要素出发,思考可以(或应该)征什么税。这种思考与选择既有赖于对国民经济的系统分类,也是对国民经济体系的再分类。因为如果没有对各种可能成为课税对象的物品、收入或行为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区分,一方面,在纷繁复杂的国民经济体系中,统治者将难以清晰地识别出征税的客观目的物,以实现提取赋税的目的;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将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因此,从分类的视角对税收体系进行研究,无疑是理解税制构造的一条有效路径。

对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税制设计者来说,虽然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结构类型相对简单,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有关国民经济行业的分类标准,社会经济生活中丰富而复杂的“地方性知识”普遍存在。因此,如何清晰界定与有效识别课税对象所涉及的物品、收入或行为,实在是一个颇为棘手而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此而言,各抗日根据地都能本着扩大税源、发展经济与保护民生的税制理念,在制定施行“救国公粮”“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农业统一累进税”等税收制度的过程中,从各自的政权建设情况和所处的环境出发,相互借鉴学习,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与本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课税对象”设置系统,体现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卓越的财税汲取能力,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不无遗憾的是,上述问题尚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文章将根据相关已刊档案文献资料,主要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以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设定的“征税范围”为基本线索,同时结合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以及陕甘宁边区先后颁行的十余种税制条文,并适当联系南京国民政府税收法制中的有关规定,努力揭示抗日根据地税制课税对象的设定原则及其与根据地国民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以求辨明抗日根据地税制在中国税制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历史地位。

一 财产税与所得税:抗日根据地税制体系的基本构成

在财税学领域,税制结构一般也被称为税制体系,是一国税种设置、各税种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本文所称“税制结构”含义相对较窄,主要指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救国公粮”“统一累进税”“统一救国公粮”以及“农业统一累进税”等税制内部的税种设置及其相关问题。

从名称来看,上述税制似乎各为一独立的税种,但由于并非仅以一类课税对象为基础,因此与单一的土地税、财产税、所得税等较为单纯的税种构成形式相比,它们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单一税制。实际上,由于贯彻了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的“统一累进税”这一税收基本原则,所以这些“单一”税制往往是由多个税种“统一”组合而成,各自本身即为一个由层次分明的多个税种构成的税收体系。因此,在对这些税制所涉及的繁杂的课税对象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些税制中具体税种的分类、布局及构成,即每一税制中由哪些税种构成,以哪一种或哪几个税种为主,相互之间如何配合等问题进行梳理。在这方面,晋察冀边区税制建设尤其是“统一累进税”最具典型性。

早在1938年,晋察冀边区就开征一种名为“村合理负担”的税收,该税制虽然没有具体条款对征税范围进行列举,但从实施办法关于负担分数计算的说明中可以发现,“村合理负担”的课税对象相当宽泛,涵盖了土地、地租以及农业收入和其他资产、收入。因此,“村合理负担”可以看成是一种融合“财产税”与“所得税”而成的税收体系。在此后边区的税政构想中,1938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对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作出决议,曾一度主张“征收新税,废除一切苛杂的间接税,创立新的合理的直接税”,具体税种则包括“一般财产税(包括地产税)”“遗产税”“所得税”。另外,该决议还表示要以最高税率对奢侈品、娱乐品等征收“特种消费税”,同时要征收“动产超过税”。在1940年9月1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彭真则进一步明确了施行“统一累进税”的规划。从此后的制度实践来看,前一税政构想只有部分得以实现,比如直至抗战结束,晋察冀边区也没有开征“遗产税”,而所谓“特种消费税”亦是将其有关限制奢侈品、娱乐品的精神融汇于出入口税之中。与之对应,“一般财产税(包括地产税)”与“所得税”以及“动产超过税”等,则通过统一于“统一累进税”中得以落地而实现了制度化。

从具体的税制条文来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1940年11月10日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边区之经常费、临时费悉依本办法向财产所有人、收入所得人统一累进直接征收之”,并在第4、第5条以列举方式分别规定了各种资产与收入的征免情况,同时第6条规定:“统一累进税之农业部分,以资产与收入合算为原则,工商业部分及其他资产收入,以资产收入分算为原则。”为此,刘澜涛认为“把所有资产与收入应纳的税,都统一于一种税中”,使得统一累进税“带有单一税的性质”。此后,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经历数次修改,主要有1941年3月22日修正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A)以及1942年5月2日二次修正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B),除了后者第4条改“资产”为“财产”从而使法规文本用词更加统一规范外,它们融合“财产税”与“所得税”为一复合税制的精神一直没有变。1943年2月4日第三次修正公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C)甚至更进一步,乃融“财产税、所得税、营业税”的基本精神为一税。

可见,从税制名称来看,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是具有“单一税”的性质,但实为融合诸多不同税种而成的复合税制,这使得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制的内部构造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可塑性。因此,其他抗日根据地在进行税制建设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其各自的财政目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援引、仿效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的构造形式,甚至作出改造。所以,它们各自的税收体系在内部结构中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许多差异。在这方面,晋冀鲁豫边区就特别注重在吸收晋察冀边区税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对税种设置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因此其税制结构与晋察冀边区相比显得更为复杂而多元。

先看晋冀鲁豫边区内部各根据地的税制建设情况。1941年7月14日,晋冀豫边区颁行《晋冀豫边区合理负担征收暂行办法(草案)》(D),虽名为“合理负担”,但它大量吸收与借鉴了1941年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的有关术语与规定,其中该办法第3条就表示:“本区征收款及地方款项向财产所有人、收入所得人分别计算直接征收。”因此,该“合理负担”与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一样,乃是一种财产税与所得税相结合的复合税制。不过,该办法在税率形式方面,则采用了与晋察冀边区1941年统一累进税有所不同的“资产”以比例计算征收而“收入”以累进计算征收的办法。再看冀鲁豫区1942年7月13日新颁行的《冀鲁豫区新合理负担暂行办法》(E),该办法第3条规定:“本边区人民之土地、工商业、债权、人力及其他资产之收入要计算,其资产部分则不计负担”。可见虽都名为“合理负担”,但在税制结构方面,冀鲁豫新区新合理负担与晋冀豫边区合理负担不同,乃为一种所得税。当然,两者对于“收入”的范围界定还是比较一致的。再看冀南区1942年颁行的《新修冀南区公平负担暂行办法》(F),从该办法“资产负担及免税之规定”的设置来看,此“公平负担”又只是一种复合财产税,其课税对象包括土地与“动产”两部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此前亦曾有人在论述晋察冀边区税收时使用过“动产”概念,但就笔者目力所及,该办法是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首次明确将“动产”设置为课税对象并作出清晰界定与分类的税制。

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内部各根据地之间,即便从整个边区层面来看,其前后出现的税制构造变化亦较大。如晋冀鲁豫边区于1943年4月25日公布的《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G)第2条就规定:“边区经常、临时和地方合法开支,均依本税则向土地所有人、收入所得人累进直接征收之。”同时第6条进一步规定:“各种资产除耕地外,其他一律免税。”可见,该暂行税是一种土地财产税与所得税相结合而成的复合税制,有别于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此后,由于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贯彻,土地进一步分散,中农、贫农成为土地的主要占有者,继续将土地分别计算资产税和收入税已失去实际意义。因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1945年7月修订的《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H)第2条就规定,边区之经常和临时地方合法开支均向“收入所得人”累进直接征收之,同时第6条规定“各种资产(土地资产包括在内)均一律不征税”。可见,此时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已彻底变为一种所得税。

与晋冀鲁豫边区类似,晋绥边区的税制建设及其构造亦多变而复杂。比如1941年11月1日颁行的《晋西北征收抗日救国公粮条例》(I)第2条曾规定,根据晋西北人民“收入状况”与“产粮情形”征收救国公粮。可见,晋西北“救国公粮”不仅对农业所得(即产粮)征税,还对其收入征税,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所得税。此后,1942年10月1日施行的《晋西北1942年度修正救国公粮条例》(J)虽然表示在收入计算中要“参照生产之情形及财产之有无多寡”,但仍是以人民之收入多寡,按人民收入比例征收。至1943年秋,晋绥边区在吸收统一累进税制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公布施行了《晋绥边区统一救国公粮征收条例》(K),该条例规定“统一公粮征收后,田赋村摊款”将不再征收,同时,为求得人民负担之真正公平合理,该条例第4条规定“公粮之征收以人民之收入为主,财产为辅,按累进办法征收”,而第5条进一步规定“但同一收入及财产在同年内,不得重复征收公粮”。要之,恰如该条例第7条所言:“凡晋西北人民,无论从事何种事业之收入及财产,除法令规定免减者外,均须照本条例完纳公粮”。可见,该统一救国公粮为所得税与财产税混合税制。此后,晋绥边区政府在1944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对统一救国公粮条例又进行了修订,1944年11月20日公布的《晋绥边区统一救国公粮征收条例》(L)中的第4条就规定:“工商业者完纳营业税不征公粮。”因此,晋绥边区税制经历了从所得税到“统一”所得税与财产税为一种“统一救国公粮”的过程。

与晋绥边区相比,“救国公粮”是陕甘宁边区较早施行的主要税收。对于“救国公粮”的征税范围,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救国公粮征收条例》(M)曾规定,以每年秋收后每人平均实际收获为征粮对象。此后1941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1941年度征收救国公粮条例》(N)则进一步规定,“救国公粮”的课税对象是“耕种所得之一切农产物”、“出租土地或耕牛所得之租金或租粟”以及“未纳其他税收之农业副产所得之纯收益”等农地收益。这一规定为此后陕甘宁边区历年救国公粮条例所沿用。可见,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实为一种农业所得税,只是与晋西北“救国公粮”相比,其征税范围更为狭窄。至抗日战争中后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吸收晋察冀边区税制建设的经验,开始致力于推行“统一累进税”。其中1943年9月11日制颁试行的《陕甘宁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O)中就规定“农业统一累进税得就人民之资产与收入合并征收”,其计征方式为“土地部分以资产与收入合算”而“其他部分以资产与收入分算”。至第二年即1944年,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提出修正的《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条例》(P)则规定“农业统一累进税就人民之土地与收入合并征收”,也就是说,“农业统一累进税”实为一种土地财产税与农业所得税相结合的复合税制。

总之,作为中国税收近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抗日根据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主体税具有不同的内部构造,但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所得税与财产税相结合的双主体税的税制,这一类最为普遍,包括(ABCDGKLOP)等9种税制,这其中还没有将晋察冀边区曾经实行的“村合理负担”计算在内;第二类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的税制,这一类也相当多,包括(EHIJMN)等6种税制;第三类是以财产税为主体的税制,此类型较少,只有1942年《新修冀南区公平负担暂行办法》(F)1种。在这些税制中,以晋察冀边区一贯坚持所得税与财产税相结合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最为特殊,虽然其他地区也曾实行过双主体税制结构,但它们所设置的课税财产范围大为缩减。另外,虽然所得税是抗日根据地各种税制普遍实行的税种,但各税制对于所得的界定则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值得深入比较。以下将分别从财产与所得的分类情况出发,考察抗日根据地各税制对于课税对象的设置情况,并着重梳理这些财产、收入的具体界定标准与识别标志。

二 抗日根据地的财产类型与财产税的课税对象

根据财税学通说,所谓财产税,乃是“对财产所有人、占用人或使用人所拥有或支配的应税财产,就其价值(或增值额)或数量所课征的一类税的总称”。而财产(在抗日根据地税制中多称“资产”)是指法人或自然人在某一时点所占有及可支配的经济资源。由于现实生活中财产的可分类性,而且不同时期或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财产分类方法,所以“财产税”亦因其对具体课税对象的选择而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一般而言,不动产与动产是人们根据可否移动而形成两种常见的财产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亦为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所采用。为此,以下将从这两种基本类型出发,系统考察所得税与财产税相结合的双主体税的税制(ABCDGKLOP)与以财产税为主体的税制(F)共计10种税制及其对应的实施细则中所涉及的财产种类及税收征免情况。

(一)不动产的财产税征免情况

作为财产的主要类型,不动产是指依自然性质或法律规定不可移动的财产,其具体又可分为土地与房屋、林木、矿产乃至畜养等土地定着物。与之对应,乃有以不动产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是为不动产税。从历史来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动产税的主要课税对象经历了一定的变化。如早期以土地、牲畜为主要课税对象,而在现代社会则主要是土地、房屋及机动车辆等固定财产。在抗日根据地税制中的财产税部分,“土地”尤其是“耕地”或“可耕地”成为最主要的课税对象,房屋、林木、矿山与畜养等土地定着物则大多属于免税项目。

1.土地是财产税的主要课税对象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发展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财富的来源。为此,统治者很早就通过征收土地税的方式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他们以土地为征税对象,从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手中抽取部分土地收益,以充实国库。一般来说,对土地的课税要以土地制度为基础——包括反映生产技术水平的以“地力”为基础的土地利用制度与反映生产关系的以“地权”为核心的土地社会制度,它们对土地税收的性质、征收方式和办法等问题都会产生影响,以下将主要从土地资源的经济利用方式出发,梳理抗日根据地税制对各类土地资源尤其是农业用地的财产税征免情况(表1)。

表1 抗日根据地的土地分类与财产税征免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这10种设有财产税的抗日根据地税制文本中,有5种一般性地将“土地”设置为课税对象(ADGKL),其他5种的规定则更为细化,它们或以“耕地”(BCG),或以“适宜耕作之土地”(O),又或以“已耕或可耕之土地”(P)作为财产税的课税对象。另外,在这10种税制中,有4种没有进一步列举免税土地类型(ADGO),其他6种所列举的免税土地则有21项之多。在这21项“土地”中,根据现代土地经济学的分类方式,有属于林地的“林木地”“蒲苇地”“山坡药材地”(BC)——1944年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称为“森林地”(P)。有属于草地的“畜牧地”(P)。有与水域密切相关的“荒滩”和“渠地”(BC)以及“洼地”“河占地”“堤地”(F)等。还有属于生活用地的“住宅地”(BC)——1942年新修冀南区公平负担与1944年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称为“房基地”(FP),“坟墓地”作为生活用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亦为免税之地(P),而交通用地如“公路铁路及沟壕占地”亦免税(F)。还有“难利用之地”如“沙地”“碱地”(F)。此外,各税制大都有关于“荒地”“轮荒地”“生荒”“熟荒”“新垦荒地”的免税规定。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虽然有税制文本只是笼统地规定要对“土地”课征财产税,亦有税制文本明确规定荒地、轮荒地、荒滩、荒山、新垦荒地、林木地、蒲苇地、山坡药材地以及渠地等免征财产税,但是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又往往通过施行细则的方式,对各类土地进行扩充与限定性的解释,或补充设置免税“土地”,又或对免税“土地”进行限制。此类规定极为繁复,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对于土地及土地财产税认识的加深。在这方面,晋察冀边区税制对于“土地”财产税的设置情形可以说较具代表性。

对于应该将何种土地纳入财产税的征收范围,1939年10月《冀中村合理负担办法》“附注”的第7条曾规定:“河地、沙地、水荒等地亩概不计算摊派,其余能生产之地亩一律摊派。”在这里,“能生产”成为对“土地”课征财产税的标准,是“地亩”应负担“合理负担”的一个重要的生效要件。也就是说,“河地、沙地、水荒等地亩”之所以不计算摊派,乃是因为其不能“生产”。对此,1939年《晋察冀边区平山县村合理负担办法》在计算村合理负担家户田亩数时,就明确表示“不能生产”者不计总值与收入。它们所谓“能生产”与“不能生产”,应当是指能否耕种。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1940年颁行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却并没有延续这种对于“土地”的界定,其第4条第1款只是规定“凡土地……悉依本办法征税”。从税制的可操作性来看,这种一般性的“土地”概念显然过于宽泛。为此,1940年《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施行细则》第2条对暂行办法所称“土地”作了限定性解释。

首先,该细则明确指出,所谓“土地”系指“供耕作用之耕地”;其次,该细则补充规定了应予免税的三种“土地”,分别是“供居住使用之住宅地”、“荒地、荒滩、荒山”以及“新垦荒地在三年以内者”;最后,为了防止人们曲解法令并激励垦荒,该细则又进一步对“荒地”的认定条件进行了规范,指出只有“不能耕作的土地”才能称为“荒地”,因“怠于耕作而致荒废”的土地不能算是“荒地”,“仍应按耕地估计其可能之生产粮食征税”。也许是由于沿用了此一细则规定,所以1941年《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仍只是规定“凡土地……悉依本办法征税”(A)。在第三次修正前夕的1942年3月1日财政科长联席会议上,宋劭文也还是一般性地表示“土地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资产或财产”需要征税。

迨至1942年5月2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于“土地”课税的认识显然进一步加深并在具体的税制文本中得以体现出来。一方面,二次修正颁布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则》规定对“耕地”征财产税(B),而且同期修正公布的施行细则又对何谓“耕地”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耕地”系指“可能耕作之土地”,因此“公田、私田、学田、场地、代管或没收汉奸之土地”一律要征财产税。在这些土地类型中,除“场地”外,其他诸如“公田”“私田”的分类更多的是根据土地产权的性质所作的分类。另外,“因敌寇强修汽路、碉堡、封锁沟等所占之土地”,因为客观上无法耕作,所以“暂免财产税”。其实,早在2月2日的北岳区各县士绅参观团恳谈会上,针对士绅提出的“敌人修汽车路,挖封锁沟,所占的土地统累税是否仍应计算”的问题,宋劭文曾表示:“依我们的规定是要计算的,但用另外的方法去补救。因为这块地虽被修了路挖了沟,但仍然保有地主的所有权——我想大家一定不会承认是敌人的,土地所有者应该和敌人斗争,应该积极的用平满掘路等办法把地拿回来,当然临时可以斟酌情形予以减免负担的。”另一方面,该税则又在1940年施行细则的基础上,在“住宅地”“荒地”“荒滩”“荒山”“三年以内之新垦荒地”外,将“轮荒地、林木地、蒲苇地、山坡药材地、渠地”等土地类型作为免税对象,在税则文本中进一步扩大了免税土地的范围(B)。根据同期修正公布施行细则的解释,“荒地”“荒滩”乃是指“不能耕作或未垦”之土地,而“林木地、蒲苇地、山坡药材地”是指“不能种植谷物”而“专为林木、蒲苇、药材之栽培”之地。同时,该细则又对“荒地”作了“生荒”与“熟荒”的区分,其中“新垦荒地”是就“生荒新垦者而言”,而“熟荒重修”“不得以新垦荒地论”而需照征财产税。

到1943年2月4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公布由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于同年1月21日通过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税制》及其施行细则,该税则关于土地财产税的规定基本沿袭了此前一年的办法,只是将此前“新垦荒地不满三年”中的时间期限删除而直接规定“新垦荒地”免征财产税(C)。另外,施行细则对“荒地”“荒滩”等的解释沿用了此前的细则解释,不同之处在于进一步规定“轮荒地”的认定原则:“连续耕作最多不超过三年,即须荒废三年以上始能再种之山坡地、沙板地”,“其能连续耕作在三年以上或中间休息时间不足三年者,如轮作地、留麦地等,不能以轮荒地论”。

至此,晋察冀边区对于各类土地是否征收财产税的认识可以说已然基本定型。从表2中可以发现,其他根据地的税制文本对于课征“土地”财产税的规定,亦大都借鉴了晋察冀边区的经验,限于篇幅,兹不赘述。唯有一些税制文本对于某些特殊类型土地的规定值得特别关注,比如晋冀鲁豫边区下属冀南区1942年的《新修冀南区公平负担暂行办法》(F)及其问答对于免税土地的设定与规范就很有意思。

作为一种财产税制,“土地”乃是1942年《新修冀南区公平负担暂行办法》重要的课税对象。只是与同期或此前的税制文本相比,该办法不是列举要对哪些土地课税,而是相反地列举了众多类型的免税土地,计有“沙地”“碱地”“洼地”“河占地”“公路铁路及沟壕占地”“堤地”“房基地”“开垦不满五年之新垦地”等8种土地。从其条文来看,这些土地之所以能享受免税,乃是由于它们属于“不毛”、“不长禾苗又不出产小盐”或“毫无收益”之地。与此同时,冀南区还通过问答的方式对这些土地类型进行了更为通俗与“地方化”的解释。在问答中,虽然冀南区政府表示“不长禾苗”、“不长树木”及“不能生产”之土地即不负担,但是除了“碱地”“盐地”是“为提倡硝盐”而与暂行办法一样对“不长禾苗”的碱地、盐地不计负担外,冀南区政府不仅对暂行办法所涉其他各类免税土地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与折算方法。比如对于“宅基”“场地”,即一方面表示“宅基、场地概免负担”,另一方面又规定“宅基、场地过大,能种植禾苗蔬菜者,仍按种植部分计算负担,如打麦后种秋,收秋后种麦之场地,能生产则仍纳负担”;此项规定也适用于寨墙之内能生产之“空地”,又如对于“沙地”,该问答规定“种树桃之地一亩按一亩计算,因种桃之地是好地,不但收桃还能种禾苗。种梨及其他果木之地,按其成之多少计算负担。种树木者按其收益之多少计算负担”。对于“洼地、坑地”,亦是一方面规定“经常存水什么也不长的地不拿负担”,另一方面“常被水淹,但一年能收一季的,也就是说仅能收秋或仅能收麦的地,一亩按一亩计算”。此外,有“水田”“一亩按一亩计算,因为了奖励打井也不要他多拿”,“林木地”“坟墓地”“可以长木柴、谷物,和好地也差不多。但有的“坟墓地”因坟多有不生产谷物的,然而可以促其生产,如造林。若故意不生产不能使其不负担,所以都是一亩按一亩计算”。“河占地”“常年存水者,不能生产即不负担,如系定期走水,水流后仍可种植者,则以‘洼地’计算负担”。“堤占地”“如能生产亦须负担,不能生产者不计负担”。又如对于“敌人修的铁路、公路、沟河、围墙所占地”,一般不用计算负担,因为“敌人强占了老百姓的地和敌寇抢掠烧杀同样残暴”,所以“在被占期间免其负担”。但同时又进行了限定,认为“免负担之地应仅为被占之部分,有一分算一分,半亩算半亩”。再如对于“新垦荒之地”,按规定可以“五年内不纳税负担”,但是由于“懒汉或为逃避负担者的人故意使土地荒芜”,为了鼓励生产,乃特别规定“为逃避负担,好地使其荒芜,此仍纳负担,使其收益减少者亦不减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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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录

  • 引言
  • 一 财产税与所得税:抗日根据地税制体系的基本构成
  • 二 抗日根据地的财产类型与财产税的课税对象
    1. (一)不动产的财产税征免情况
      1. 1.土地是财产税的主要课税对象
      2. 2.土地附着物的财产税征免
    2. (二)“动产”的财产税征免
      1. 1.抗日根据地税制对于“动产”的分类模式
      2. 2.“动产”的财产税征免情况
  • 三 抗日根据地的收入类型与所得税的课税对象
    1. (一)生产经营收入的所得税征免
      1. 1.农业收入
      2. 2.营利事业收入
      3. 3.合作社与公营事业之收入
    2. (二)“人力收入”的所得税征免情况
      1. 1.作为课税对象的“人力收入”
      2. 2.属于免税对象的“人力收入”
    3. (三)“租息”类收入
  • 四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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