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家族与血统

对中国国家历史的认识，关于“国”说之甚详，关于“家”则言之甚略。即便言家，也多集中在家族，而且多限于家族外部，尚未进入家族堂奥。其实，还有一点亦不可忽略，即人们关注的古代大族多居乡里，很少有居住在通邑大都，更少有生活于京城者。总之，古代没有一个案例或一本史书，向我们呈现家族内部生活、管理、婚姻、生育、教育、祭祀、丧礼、礼仪、等级、救济、宗教、经济、娱乐等活动的方方面面，以及家族和官府、社会、城乡之间广泛而复杂的联系。《红楼梦》则以特殊方式向人们展示这一切。清人云：“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世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

但《红楼梦》毕竟只是家族小说，而非家族史。它呈现的不是家族史的事实，而是家族史的语境。《红楼梦》不仅展示出家族内部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它通过家族生活的内部矛盾揭示出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这种社会性质立足于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而得以重新诠释和界定。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并未分化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故社会乃家之集合，家族乃社会结构之主体。家将个人攒聚在一起，家族将小家攒聚到一起，国家将家族攒聚在一起。但这并非一种简单的金字塔结构。因为皇权秩序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制度性的平面化功能，即以皇帝为轴心的皇权秩序同时拥有对个人和家族的直接控制和全面支配能力。

家族取决于血缘，并依赖于孝道。此谓家族世界的三位一体。“人的血脉是由父亲传给儿子的，不论这种血统经过多少世代也不丧失血缘的同一性；而且这种血缘是生命的本源或生命本身，每个人的本性由此所规定。”至于“作为构成自古以来伦理体系核心的至高道德的‘孝’”，其功能不外乎要求人们“作出与之相称的行为的规范”，以延续其家族统绪。如此，重血统而重家族，重家族而重孝道，重孝道而重人伦。于是，人伦成为纲常之本和政体之源。这是家天下观念的逻辑起点。

“家天下”概念中，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平衡。人们多关注天下而忽视家。其实，家既是名词（“一家天下”），又是副词（“家的天下”），还是定语（“这一家的天下”），从而限定了天下的归属和性质。这使家在前中国始终是一个最具支配性和影响力的核心价值观念。

从家的角度看，家天下有二义。首先，家天下统治天下，家天下意即天下乃一家之财产和统治对象。要想保证一世、二世乃至百世地传诸永久，就必须采用家族世袭的方式。换言之，唯有世袭才能确保家天下之统治权。可见，家族世袭既是家天下之特征，更是家天下之保证。其次，家天下的统治对象也是，即编户民。所谓编户民之户就是家。合而观之，家天下意味着既有一个统治天下的天家，又有无数被统治的民家。

究其实，家天下更像是一种想象中的一家血统化的天下，即用一家血统来化天下。皇帝姓氏是一等姓氏，和皇帝一个姓氏的百姓可以免除劳役或赋税，和皇帝同姓的民众即便犯法也能得到从轻处罚等。这类规定和做法并不限于唐朝。至于皇帝给大臣赐姓，就是更为常见的做法。本质上，这皆是一种血统崇拜，或血统论的政治影响。

重血统的不二之选就是多子，多子就必须多妻。在多妻的前提下，多子就不一定必须严格恪守嫡长子的规矩。这样，嫡庶之间、长幼之间在客观上便形成了某种平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自上而下表现出两个特点。就王室或皇室而言，凡王子或皇子皆有机会上位；就民间和世族而言，众子皆有权继承家产，不存在长子独占、余子皆贫的局面。这样，家族血统就会自然呈现一种扇形放射状的扩大趋势，即家族血统会越来越多。在这种约定俗成的家族惯例中，女性子孙是以副产品的形式与男性子孙的正产品相互配套，通过和其他家族的广泛联姻，而扩大和传播家族的血统因子和影响。概言之，家族内部诸子平分家产和家族外部众女广泛联姻，这两条路径构成了血统延续的主次脉络。

祖先崇拜源于血统崇拜，而非相反。祖先崇拜的逻辑不在于他是“我”祖先，而在于“我”是他子孙，即重点不在“祖”，而在“我”。因为只有崇拜祖先，才能表明“我”血统的纯正。根据血统，才有正统。可见正统性权威源于血统论观念。血统崇拜是因为血统能带来权力、财富和安全感。所谓“多子多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扩大血统的直接方式就是对内多妻、对外联姻。这样，家族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便相互匹配。基于血统，家族自身关系和家族之间关系实现了“强强联合”的“双赢”局面。中古世家大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以及《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皆属于纯正的血统论实践。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关系皆蕴含血统因素和血统性。其本质在于，以血缘统摄各种关系。这是一种血缘的统系性功能。

血统论和家天下皆是观念支配历史的经典例子。比如，祖先崇拜、家族、多妻、平分家产、正统论，皆源于血统论。又如，从家孝到国孝，从家族伦理的孝顺到官场规矩的孝敬，同样贯穿了家天下的逻辑。家、家族、世家大族、国家，既是古代政治概念的关键词，也是古代民间话语的常用语。

02

家族与奴性

专制社会的社会基础是由主奴关系构成的奴性社会。主奴关系的核心价值是“义”。主奴关系是民间社会的基本关系。换言之，专制社会的民间基础是奴性社会。就是说，国家层面的专制社会之下，即民间层面还存在一个更为广阔和深厚的奴性社会结构。从国家层面看，是专制社会；从民间层面看，是奴性社会。二者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兼容性。一方面，专制者和被专制者之间就是主奴关系；另一方面，主子和奴才之间就是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

专制社会和奴性社会互为因果且相互匹配。专制产生奴性，奴性也必然产生专制。奴性社会的人的正常选择就是拥护专制，反对专制则成异端；专制社会的人的合理取向就是欣赏奴性，批判奴性则成另类。一般说来，我们用专制社会概念描述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态势，以及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全面性支配状态。同时，我们用奴性社会概念主要描述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日常生活状态。

家天下对应着专制社会，家族世界对应着奴性社会。直观看，家天下的专制社会和家族世界的奴性社会之关系，就像冰峰和冰山之关系。专制社会和家族社会不是并列关系。家族社会既是专制社会的基础，又是专制社会的一部分。所谓家族社会，是以家为单位，以家族形态出现的奴性社会。家族之所以必然产生奴性，实乃礼制之故。因为礼制之本质恰是一种“柔性专制”，即以亲情面目示人的大家长制。一家之众必须听命于大家长。大家长的权力就是家族内部的专制权力，即宗法性的专制权力，它构成了政体性的皇权专制的社会基础，同时，它又是皇权社会的一部分。

礼以高低贵贱区分世界万物，并规范人际关系。除了军礼，其余四礼在家族生活中无处不在。家族秩序就是一种礼制秩序。其本质不在于奴隶的身份命名，而在于奴性的自我认同。所以，前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不是家内奴隶，而是家族奴性。在贾府这个奴性社会，人人皆有奴性。贾宝玉也不例外。他畏惧贾政，敬畏贾母和王夫人。至于贾母，作为贾府的最高权威，她敬仰的对象是元妃及其所代表的皇权和朝廷。至于元妃则依附皇帝，皇帝则需要敬拜母后。如此，家族的奴性社会和国家的专制社会实现了无缝对接或同种嫁接。此为全面奴性，亦为全面专制。

“奴性社会”比“身份社会”或“等级社会”这类概念更具实质性，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所谓身份，身份之间的差异如何本质性地确认？所谓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如何本质性地体现？

所谓社会形态命名，并无一定之规，大多约定俗成。只是到了现代，特别是到了中国，人们才有意识地要给中国古代的社会性质进行自觉命名。不知为何，人们似乎喜欢选择主体性命名的方式，就像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偏爱使用某些主体性名词，而将中国古代称作“官僚社会”或“士绅社会”或“小农社会”等，更有人采用复合型概念，将中国古代称为“封建地主制社会”或“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宗法地主社会”、“帝国农民社会”等。这就将古代社会形态命名变成一种古代社会性质的全面定义。结果是既不全面，又不简洁，更不方便。作为一种直观且精炼的历史概念，很不实用。从形式上看，显得不伦不类。一般说来，命名社会形态，只需抓住特征或性质即可，像西方“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皆是如此。基于此，将中国古代称作“皇权社会”或“专制社会”或“帝制社会”就要好得多，虽然未必最好。

严格说来，皇权时代，皇帝直接对应的并非个人，而是家族，至少也是一个家庭。家始终是皇权秩序的基本单位。就是说，皇权秩序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家族社会是一个奴性社会。如此，家族式的奴性社会构成了皇权主义的社会秩序，家族式的奴性主义构成了皇权秩序的社会伦理。换言之，皇权秩序的本质是皇帝治下的奴性社会。

皇权秩序是一个包含四重世界的复杂结构，即庙堂世界、江湖世界、祠堂世界、寺院世界，分别表征朝廷、绿林、家族、宗教。当然，主导性的是朝廷。对朝廷来说，绿林是一个可控的破坏力量，家族是一个可靠的基础力量，宗教是一个可信的支持力量。其中绿林和宗教都自觉地切断家的联系，努力保持自己无家的存在状态。这使国家和家族之间具有最大的同构性和认同感。

家天下的统治方式是大写的权力，家族世界的统治方式是小写的权力，即微权力。二者的关系极其复杂，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判别。就像“太极图”，看似黑白分明，实则深度交融。微权力本身是一种独特的权力生态体系。它不是单指小人物的权力，也不是泛称权力的末稍神经。就其本质，它更像是一种权力缝隙的权力，即那种权力缝隙中不易察觉却极端活跃并充满质感的权力。微权力并非都来自权力，很多来自身份、资历、家族、辈分、名望、学识等非权力的因素。微权力表明皇权的日常化、生活化、个人化、娱乐化、近距离化。微权力有点像皇权的黏合剂，皇权像砖石，微权力像水泥。人人都可能对皇权做出自己的想象，并以自己想象的方式行使皇权。这样，家天下的权力体系和家族世界的权力体系，构成皇权秩序的一体两面。

从家天下到家族世界，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家天下是个大的家族世界，家族世界是个小的家天下。家天下把整个天下看成自己一家之物，家族世界则把自己地盘视作自家天下。二者逻辑皆可兼容。就是说，这种逻辑具有通用性。齐家治国本为一理。国家的政治理念也是家族的价值准则。这样，专制国家产生奴性家族，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03

贾府世界的边界

贾府是一个“人口多、仆役众、世系长、姻戚广”的皇亲国戚。它的世界界限肯定不限于所在京城。它要大得多，不仅远至乡村，甚至扩及整个南方。因为，贾府世界的有效边界，需要和贾家人的足迹所至联系起来勘定。比如，贾政到江南做官，探春嫁到南蛮，贾赦、贾珍被发配“海疆效力”。所谓海疆自然也在南边。其实，还有另外两条线索，就是由刘姥姥的齐东野语和贾雨村的士人雅语构成的坐标系。贾雨村和刘姥姥构成了贾氏家族世界的上下两条线，它让人们知道了贾氏家族世界究竟有多大。

贾家世界有多大？小而言之，是宁荣二府的地盘；中而言之，是围绕贾府而居的族人和下人，以及其他比邻而居的市人所占据的大半条宁荣街；大而言之，是贾家通过做官和联姻在官场和社会上编织起来的整个关系网，包括贾元春入宫为妃，使贾家直接成了庞大的皇亲国戚中的一员；极而言之，是贾府中大量使用的洋货，以及由此产生的有关海外知识和对异域的想象。简言之，贾府这个典型的家族世界究竟有多大，这不仅指它的权势和财富，也指它的官场资源和社会人脉，还指它通过各种途径所拥有的有关外部世界的情况和信息。

“护官符”表征出贾府的关系图，同时也标画出贾府世界的版图。某种意义上，贾府几乎和中国一样大。贾府世界就是家天下。天下可大可小。大至无远弗届，小至一家一户。客观而论，贾府世界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很不易确定。不过，我们可以从内外人物两个方面来稍加了解。

首先，通过贾府人的活动内容和区域来观察贾府的世界范围。某种意义上，贾府像是一个典型的独立王国，和外界极少发生直接联系。有关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几乎是通过一种间接性的对话寥寥交代过去，比如贾琏、贾蓉等人到南方购买省亲货物和戏子，以及贾琏送林黛玉回扬州葬父。对于贾府之外世界的正面描写有几处。一是王熙凤为处理秦可卿葬礼而暂住铁槛寺，还顺带着办理了一个案子，收了三千两银子；二是贾母、王夫人等在端午节到道观看戏，热热闹闹的大场面；三是柳湘莲在郊外暴揍薛蟠；四是贾宝玉出城祭奠金钏；五是贾宝玉命焙茗出城寻找刘姥姥说的会成精的神像和庙。至于那些似乎值得大写特写的场面，却一笔带过。比如，贾宝玉到北静王府玩耍，贾宝玉代表王夫人参加舅舅王子腾的生日宴会等，均无正面描写，只是通过一件汗巾、一件大氅巧妙带过。使用这种手法的目的显然是将全书笔墨集中于贾府，而不想将枝蔓伸展于贾府之外，以免冲淡或削弱贾府独一无二的地位。为了确保贾府的中心地位或独尊地位，贾府之外发生的一切尽量不予正面描写。即便描写，也是为了从不同角度衬托贾府的绝对威势，或渲染贾府的显赫权力。基于这个考虑，所有和贾府有关的人事皆置于贾府之中展开。就是说，贾府是唯一的舞台。无论是四大家族的其他三家，还是江南甄家，皆是如此。比如，甄家只有到了贾府，才发现两家竟然惊人相似，无论是庭院格局，还是人物关系（贾母和宝玉），抑或是丫鬟的服饰装扮和言谈举止，无不一一相仿，宛若一处，最妙的竟然是通过贾宝玉做梦，安排南北两个宝玉同梦相会，惺惺相惜，神交一番。

其次，借助贾府大量使用的洋玩意，我们可以在贾府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一个特殊的联系方式。从汉朝开始，国人就开始了解和接触外国产品，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有玩的，有看的。到了唐朝，这些外国货和洋玩意就更多了。不光从西边来，还从南边海上来。问题是，这些外国物品究竟有多少能进入寻常百姓家，为民众所用？对绝大部分百姓来说，终其一生可能都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这些洋玩意。一般说来，洋货的客户都很稳定，固定在宫廷皇室、达官贵人、豪门富商这些人群。地域一般局限于京城和都市。无论是消费对象，还是销售地区，都很有限。即便到了清朝，这种局面并未完全改观。外国货始终都是官场和豪门相互赠送的珍奇物件。琪官“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递与宝玉道：‘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夏天系着，肌肤生香，不生汗渍。昨日北静王给我的，今日才上身’”。

虽然洋货更多了，普通人也多少能接触到一些，但真正日常使用和享受这些洋货的人还是非常稀少。像贾府这种档次的家族毕竟少之又少。在贾府，“舶来品的数量和品种之繁多，可以说达到了俯拾皆是的地步”。人们对洋货已不稀奇，甚至不用珍惜。芳官弄坏了自鸣钟，丫头们也不当回事。顺口一说，一笑了之。这里举三个例子。

晴雯服了药，至晚间又服二和，夜间虽有些汗，还未见效，仍是发烧头疼，鼻塞声重。次日，王太医又来诊视，另加减汤剂。虽然稍减了些烧，仍是头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晴雯听说，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见怎样，便又多多挑了些嗅入。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接连打了五六个嚏喷，眼泪鼻涕登时齐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拿纸来。”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醒鼻子。宝玉笑问如何，晴雯笑道：“果觉通快些，只是太阳还疼。”宝玉笑道：“越性尽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说着，便命麝月：“和二奶奶要去，就说我说了：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弗哪’，找寻一点儿。”麝月答应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节来。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儿，铰了两块指头顶大的圆式，将那药烤和了，用簪挺摊上。

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啰呢的天马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问道：“下雪呢么？”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他罢。”鸳鸯答应了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给你罢。”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

宝玉又一眼见了十锦隔子上陈设的一只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说：“那不是接他们来的船来了，湾在那里呢。”贾母忙命拿下来。

研究者注意到，“书中写贾府的豪华处，是每每拿了西洋制造品来做衬托的”。因为，《红楼梦》中的诸多西洋事物，“如宝玉房中的油画（皮画），以及大镜面板壁的西洋机括之类，绝非当时的通商货品”。

贾府有洋货、洋药，却无洋文、洋书。关键是贾府人满足于单纯使用和欣赏洋货，对外部世界却从无探究的意识，哪怕一丝好奇都没有。令人不解的是，为何贾府人从不对这些生产洋货的外部世界产生好奇，想去了解它们的情况？唯一的一次还是薛宝琴给大家提及小时候在海外见过一个外国女孩精通汉文化，才引起大家兴趣。“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儿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玛瑙、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洋锦袄袖；带着倭刀，也是镶金嵌宝的。实在画儿上的也没他好看。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字，就写的是他作的诗。”宝琴说，“记得是首五言律。外国的女子也就难为他了”。诗云：“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蒸大海，岚气接丛林。月本无今古，情缘自浅深。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众人听了，赞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众姐妹的这番感慨，似乎给人一种感觉，贾府人的眼界不仅超出中国，而且在中外之间有了某种朦胧而直观的比较。这种比较无疑将贾府世界的界限扩展到中国之外。当然，这并非一种真正的世界眼光或国际意识。它只是表明，正是通过种种具体事物和实际经历，贾府人拥有的世界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复杂、更广阔。

毫无疑问，在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之前，贾府人依然秉持那种自居世界中心而俯视世界的传统心态。它属于“竖起耳朵听世界”的“耳食时代”。客观意义上，贾府人代表耳食时代对世界有最多了解的那部分少数人。或许，贾府人也因此走在了耳食时代国人对世界有所了解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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