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为何救不了南宋

来源：看点快报

发布时间 2019-12-19 15:38   浏览量 299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不治……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是苏辙在名篇《上皇帝书》中写下的话，直斥宋代“重文抑武”之弊。

“重文抑武”是宋代的“祖宗之法”，亦被视为亡国之因。通过评书、戏曲、民间传说等渲染，这一误会至今流传。

由此引发几个常识性的问题：

首先，“重文抑武”之偏，一望即知，宋代皇帝们难道都是傻子？

其次，宋代外患不断，为何还要“抑武”？

其三，某皇帝的个人好恶，就能让“抑武”变成长期国策？

回到史料层面，就会发现，宋代是个高度“重武”的朝代，为此投入较多资源：

宋真宗、宋仁宗时，账面上常备军数量达100多万（未必真实，对比东汉时，中央掌握的常备军仅4万多人），宋神宗时期，账面上的民兵竟达700多万（学界争议较大，主流意见认为不可能这么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办定期武举的朝代，在宋仁宗时期，还编纂出第一部官方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

虽然在事实上，宋代“重武”，可在文化上、制度安排上，却又不尊重武官的职业素养，对武官群体采取了猜疑、控制、压抑、贬低的态度。

学者方震华发现，这并非某位皇帝的脑筋急转弯，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积累，渐次形成。在此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文臣、武将自我文化认同的博弈，均发挥了重大作用。于是，便有了《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物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它精描出文武变迁的动态过程。

本书魅力在于：

其一，展现出专业史家的通史视野，足以打破种种执念，有助于读者超越“制度决定论”的认识误区。

其二，在“文武分途”这一重大的专业分化中，传统管理方式、政治思维、哲学视野、社会发展的短板充分暴露，专业分工未带来更高效率，反而加剧冲突，最终落入“文武相害”的格局。在专业分工日趋精细的当代，反思这段历史，仍有意义。

为此，特专访了方震华先生。

著名学者方震华先生。

“重文轻武”始于后周

问：您是如何关注起宋代“重文轻武”这一领域的？

方震华：20年前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提起宋代，人们便会注意到，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军事力量却很孱弱，因此产生“重文轻武”的印象。

其实宋代统治阶层从未轻视军事的重要性，但长期压抑武官，其中缘由，要从文武关系的演变来看。

唐初，名臣多“才兼文武”，有军功者也可当宰相。不少官员切换于文职、武职之间，即“出将入相”。唐代法律等级森严，士农工商各有其法，可在唐律中，习文和习武的待遇完全一致。

唐代中期时，文武开始分途，形成各自的文化认同。安史之乱后，武官、宦官开始掌控权力，文武分歧加剧，互相猜疑、厌恶。黄巢之乱后，武官以暴力对付文官，出现了“白马之祸”（军阀朱温因一句话，在白马驿屠杀了30多名号称“清流”的文官）等。

中兴四将图（局部），其中武将均儒生打扮，随从才携带武器

唐代灭亡后，中国北方进入武人政治时代，皇帝、高官都是武人，为使权力合法化，武人不得不与文官合作，出现了一批“文儒化”武人。他们为战胜其他武人，与文人深度合作。到后周之后时，皇帝提升文臣的权力和地位，文官又敢公开批评武人了，出现了“重文抑武”的趋势，北宋君主只是继承了后周的做法。

文武分途经多年积累，文官与武官不只是在职掌上有区别，在价值观、行为模式上也产生了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成为权力争夺的工具，所以北宋文官将武官一律说成是贪婪、不知礼义，认为武将建立军功，非国家之福。

到宋真宗、宋仁宗时，这种文化认同落实到制度安排中。比如丁忧，文官必须守制3年，武官则不强迫，因为后者被视为“不知礼义”；再如退休，文官到70岁则强制退休，武官无所谓，因武官贪图薪俸；还有恩荫，过去文官后代多恩荫为武官，到宋仁宗时，文官后代只能恩荫为文官，武官后代只能恩荫为武官。

到宋仁宗对西夏战争时，宋朝枢密院（宋代最高军事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已都是文官，参战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也都是文臣。

宋真宗

宋仁宗

为何唐朝才出现文武分途

问：很早便有文官和武官之分，为何到唐代中期才出现文武分途？

方震华：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比如春秋时的城濮之战前，贵族赵衰推荐郄縠出任晋国的主帅，说他“说《礼》《乐》而敦《诗》《书》”。一个人喜欢儒家著作，就能当将军。

后来战争频繁，出现了职业武将，如白起、王翦、吴起等。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古代将军如伊尹、吕尚等，具有道德，所以享国长久；后来的将军如白起、王翦等，杀人太多，身灭国亡。但此时文武未分化，很多大臣“才兼文武”。著名学者邢义田先生研究发现，当时很多官员游走于文武之间，后来才逐渐形成不同的分工。

班固对后代武将评价不高。

唐代初期，文官掌兵、武将入朝参政的例子很多，文武对立不明显，中期以后，政事繁剧，文武各司其职，不仅分途，彼此间的流动也减少了。

问：历代王朝初期都是文武不分，后来出现分化，为何只提唐朝？

方震华：传统王朝都是靠暴力取得天下的，初期武人在实质上掌控了权力，但局面一稳定，统治者都会转向文治，以回归传统正统王朝的形象，不再倚重武官。但不同朝代的情况不一样，未必可一概而论。

比如东汉初年的开国功臣也是“才兼文武”，但他们本是学者，只因时代的风云际会，让他们不得不转向军事。一旦成功，他们又回到学者生活中。唐代的开国功臣则完全不同，至于元明清，开国功臣的学术素养更差。

府兵制的作用被夸大了

问：在文武分途中，府兵制衰败是否也发挥了作用？宋代、明代都曾尝试恢复府兵制，是否产生了弥合文武的作用？

方震华：这其中包含着一些误会。府兵制真那么重要吗？著名学者康乐先生的研究表明，唐代从一开始便是府兵、募兵并行。唐太宗征高句丽，即倚重募兵。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自己说：“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

后代重视府兵，是宋人美化的结果。

至于明代的卫所，虽比附于府兵，实源于元朝的军户制。朱元璋打着反元旗号，不愿承认自己在延续元制，只好伪饰为“得府兵之遗意”。其实，明代卫所的管理与元朝军户制完全一样，也是全家被划入兵户，其弊端很明显，大量相关人员会选择逃亡。终明之世，卫所一直存在，但成立几十年后，便基本崩溃，无法提供国家主要兵源。

宋朝的不幸是太超前了

问：“以文驭武”是现代社会通用的管理方式，宋代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为何效果不佳？

方震华：因为中国太早进入这一阶段，那时才十世纪，欧洲的骑士、贵族都是武人，基本不识字，会写字的多是教士，他们承担行政、文书的工作。

现代社会的“以文驭武”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条件比较成熟，宋代则条件不成熟。

过早推行“以文驭武”，产生了一个弊端，即不尊重军事专业，不承认军事工作是独立的事业。宋代文人特别重视武学，以为读了《孙子》，即可掌兵。这些文人不重视战斗技能，和基层士兵很少接触，却掌控了军事决策权，武人只有奉命执行。

才智之士都去参与科举考试，考不上的才想当武官，军队素质自然下降，这与募兵制无关，而是军队职业化水平不够。

问：宋代财政给予很大帮助，为何军队的职业化水平依然不够？

方震华：不是得到工资，军人成为职业军人了。比如宋神宗时，为强化作战能力，命令军队每天早晚必须出操两次。结果发现，士兵都变穷了。因为他们过去都兼职干别的，如今没时间了，收入大大减少。

宋神宗

欧阳修为何不择手段打压狄青

问：在文武分途中，欧阳修、范仲淹等名臣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为什么会如此？

方震华：这不奇怪，人会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看问题。权力争夺从来残酷，相比之下，欧阳修、范仲淹还算比较温和的。

人们喜欢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历史，希望其中人物善恶分明，像京剧的脸谱那样，一人只有一面，可人是复杂的，他可能同时拥有几十张，或者几百张脸谱。

名臣欧阳修在党争中同样不择手段。

欧阳修恶意中伤狄青，因他认为狄青是文治的威胁，所以才要不择手段打压他。

问：为了党争，宋代很多正人君子同样不择手段，这是为什么？

方震华：在传统政治结构下，缺乏一个好的机制来化解争议。政权本来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底边的人最多，他们要不断向上努力，可越向上，空间就越小，必然引发冲突，这需要一个合理的机制来解决。

宋代名将狄青，因出身士兵，饱受歧视。

该如何建立这个机制？其实现代政府也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现代国家同样充满冲突，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了。过去可能是直接上奏，现在可以采取一些迂回的方式，比如通过媒体中伤，或者通过网络释放一些假消息。

百姓为何更喜爱武将

问：南宋初期涌现出岳飞等名将，为何朝廷不加珍惜？

方震华：这就要看统治者的追求是什么了，是追求军事扩张，还是追求权力稳定。如果是后者，越是能干的军人，威胁就越大。杀了岳飞，宋高宗的权力才能稳定。

宋高宗赵构

问：受评书、民间传说等影响，许多人形成了文人误国、名将受委屈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会如此？

方震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随着书籍普及，识字人口比例增加。有文化的人数增加，文人便不一定受尊重。即使你通过了科举，别人也可能说，考试高中也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相比之下，多数普通人没有军事经验，英雄事迹在现实生活中较稀缺。特别是明清两代，多数时期是承平时代，军事上没有太多表现，所以武将的成功被大肆渲染，比如杨家将的故事，基本脱离了历史真实，却深受大众欢迎。

生活中没有魔法，所以大家才喜欢《哈利波特》，这是同样的道理。

杨家将的故事多半是民间演绎出来的，却广泛流传。

历史学者不能回答假设的问题

问：本书从一个相对长的时段来考察“重文轻武”这一传统的形成过程，这种通史的视野意义何在？

方震华：只看几个决策者的意志容易受误导，从长时段看历史可以避免这种误导。部分宋朝文人的书写确实强调宋太祖有“右文”的意图，但这种写法的目的是建立宋朝的特殊地位，不能简单的当成历史事实来看法。更何况，“右文”不必然导致“轻武”。

研究历史，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当时人的议论”和“什么是事实的描述”。

指称宋代开国之君建立“重文轻武”的国策，只是强调宋朝特性的一种简化的描述。文武分途历经从唐到宋约150年的持续发展，有许多人参与其间，这是改变的基础。只从断代史的角度去看，不易看清楚。

问：如今不少网友迷恋宋朝，认为如果不是被元朝灭亡，宋朝会完成近代转型，不知您怎么看？

方震华：网友们这么想，可能是用现代标准去看古代，目的是抒发对现状的一些感想。

专业历史学者不能回答假设性问题，假设元朝没有灭亡宋朝会如何，这种讨论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个人的想象和创作。就像有人开玩笑说，埃及艳后的鼻子再长一点，人类历史是否会改变？这是没有办法理性分析的议题。

在当前的历史类书写中，专业学者的写作只占很小一部分。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只要有市场，就会有各种说法和作品。有人愿意读，就会有人愿意写，专业史学家就算去批判，也不会产生太大结果。专业学者应尽力推广立基于理性与客观的研究，告诉读者，我们研究的成果是什么，与坊间的其他作品有何不同。

把历史知识当成应用于现实的工具，强调从历史中获得怎样的感想，这非常主观，比较接近文学创作，因为个人的感想是没法进行理性论辩的，不同的感想之间也很难分出是非对错。

文/唐山

方震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布朗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以唐、宋时期政治、军事史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