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为何救不了南宋

(来源: 看点快报) 2019-12-19 15:38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不治……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这是苏辙在名篇《上皇帝书》中写下的话,直斥宋代“重文抑武”之弊。

“重文抑武”是宋代的“祖宗之法”,亦被视为亡国之因。通过评书、戏曲、民间传说等渲染,这一误会至今流传。


由此引发几个常识性的问题:


首先,“重文抑武”之偏,一望即知,宋代皇帝们难道都是傻子?


其次,宋代外患不断,为何还要“抑武”?


其三,某皇帝的个人好恶,就能让“抑武”变成长期国策?


回到史料层面,就会发现,宋代是个高度“重武”的朝代,为此投入较多资源:


宋真宗、宋仁宗时,账面上常备军数量达100多万(未必真实,对比东汉时,中央掌握的常备军仅4万多人),宋神宗时期,账面上的民兵竟达700多万(学界争议较大,主流意见认为不可能这么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办定期武举的朝代,在宋仁宗时期,还编纂出第一部官方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


虽然在事实上,宋代“重武”,可在文化上、制度安排上,却又不尊重武官的职业素养,对武官群体采取了猜疑、控制、压抑、贬低的态度。


学者方震华发现,这并非某位皇帝的脑筋急转弯,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积累,渐次形成。在此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文臣、武将自我文化认同的博弈,均发挥了重大作用。于是,便有了《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物关系(875—106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它精描出文武变迁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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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魅力在于:


其一,展现出专业史家的通史视野,足以打破种种执念,有助于读者超越“制度决定论”的认识误区。


其二,在“文武分途”这一重大的专业分化中,传统管理方式、政治思维、哲学视野、社会发展的短板充分暴露,专业分工未带来更高效率,反而加剧冲突,最终落入“文武相害”的格局。在专业分工日趋精细的当代,反思这段历史,仍有意义。


为此,特专访了方震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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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方震华先生。


“重文轻武”始于后周


问:您是如何关注起宋代“重文轻武”这一领域的?


方震华:20年前开始关注这一领域。提起宋代,人们便会注意到,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军事力量却很孱弱,因此产生“重文轻武”的印象。


其实宋代统治阶层从未轻视军事的重要性,但长期压抑武官,其中缘由,要从文武关系的演变来看。


唐初,名臣多“才兼文武”,有军功者也可当宰相。不少官员切换于文职、武职之间,即“出将入相”。唐代法律等级森严,士农工商各有其法,可在唐律中,习文和习武的待遇完全一致。


唐代中期时,文武开始分途,形成各自的文化认同。安史之乱后,武官、宦官开始掌控权力,文武分歧加剧,互相猜疑、厌恶。黄巢之乱后,武官以暴力对付文官,出现了“白马之祸”(军阀朱温因一句话,在白马驿屠杀了30多名号称“清流”的文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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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四将图(局部),其中武将均儒生打扮,随从才携带武器


唐代灭亡后,中国北方进入武人政治时代,皇帝、高官都是武人,为使权力合法化,武人不得不与文官合作,出现了一批“文儒化”武人。他们为战胜其他武人,与文人深度合作。到后周之后时,皇帝提升文臣的权力和地位,文官又敢公开批评武人了,出现了“重文抑武”的趋势,北宋君主只是继承了后周的做法。


文武分途经多年积累,文官与武官不只是在职掌上有区别,在价值观、行为模式上也产生了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成为权力争夺的工具,所以北宋文官将武官一律说成是贪婪、不知礼义,认为武将建立军功,非国家之福。


到宋真宗、宋仁宗时,这种文化认同落实到制度安排中。比如丁忧,文官必须守制3年,武官则不强迫,因为后者被视为“不知礼义”;再如退休,文官到70岁则强制退休,武官无所谓,因武官贪图薪俸;还有恩荫,过去文官后代多恩荫为武官,到宋仁宗时,文官后代只能恩荫为文官,武官后代只能恩荫为武官。


到宋仁宗对西夏战争时,宋朝枢密院(宋代最高军事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已都是文官,参战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也都是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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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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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


为何唐朝才出现文武分途


问:很早便有文官和武官之分,为何到唐代中期才出现文武分途?


方震华: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


比如春秋时的城濮之战前,贵族赵衰推荐郄縠出任晋国的主帅,说他“说《礼》《乐》而敦《诗》《书》”。一个人喜欢儒家著作,就能当将军。


后来战争频繁,出现了职业武将,如白起、王翦、吴起等。班固在《汉书》中评论说,古代将军如伊尹、吕尚等,具有道德,所以享国长久;后来的将军如白起、王翦等,杀人太多,身灭国亡。但此时文武未分化,很多大臣“才兼文武”。著名学者邢义田先生研究发现,当时很多官员游走于文武之间,后来才逐渐形成不同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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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对后代武将评价不高。


唐代初期,文官掌兵、武将入朝参政的例子很多,文武对立不明显,中期以后,政事繁剧,文武各司其职,不仅分途,彼此间的流动也减少了。


问:历代王朝初期都是文武不分,后来出现分化,为何只提唐朝?


方震华:传统王朝都是靠暴力取得天下的,初期武人在实质上掌控了权力,但局面一稳定,统治者都会转向文治,以回归传统正统王朝的形象,不再倚重武官。但不同朝代的情况不一样,未必可一概而论。


比如东汉初年的开国功臣也是“才兼文武”,但他们本是学者,只因时代的风云际会,让他们不得不转向军事。一旦成功,他们又回到学者生活中。唐代的开国功臣则完全不同,至于元明清,开国功臣的学术素养更差。


府兵制的作用被夸大了


问:在文武分途中,府兵制衰败是否也发挥了作用?宋代、明代都曾尝试恢复府兵制,是否产生了弥合文武的作用?


方震华:这其中包含着一些误会。府兵制真那么重要吗?著名学者康乐先生的研究表明,唐代从一开始便是府兵、募兵并行。唐太宗征高句丽,即倚重募兵。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自己说:“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


后代重视府兵,是宋人美化的结果。


至于明代的卫所,虽比附于府兵,实源于元朝的军户制。朱元璋打着反元旗号,不愿承认自己在延续元制,只好伪饰为“得府兵之遗意”。其实,明代卫所的管理与元朝军户制完全一样,也是全家被划入兵户,其弊端很明显,大量相关人员会选择逃亡。终明之世,卫所一直存在,但成立几十年后,便基本崩溃,无法提供国家主要兵源。


宋朝的不幸是太超前了


问:“以文驭武”是现代社会通用的管理方式,宋代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为何效果不佳?


方震华:因为中国太早进入这一阶段,那时才十世纪,欧洲的骑士、贵族都是武人,基本不识字,会写字的多是教士,他们承担行政、文书的工作。


现代社会的“以文驭武”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发展起来的,相应的条件比较成熟,宋代则条件不成熟。


过早推行“以文驭武”,产生了一个弊端,即不尊重军事专业,不承认军事工作是独立的事业。宋代文人特别重视武学,以为读了《孙子》,即可掌兵。这些文人不重视战斗技能,和基层士兵很少接触,却掌控了军事决策权,武人只有奉命执行。


才智之士都去参与科举考试,考不上的才想当武官,军队素质自然下降,这与募兵制无关,而是军队职业化水平不够。


问:宋代财政给予很大帮助,为何军队的职业化水平依然不够?


方震华:不是得到工资,军人成为职业军人了。比如宋神宗时,为强化作战能力,命令军队每天早晚必须出操两次。结果发现,士兵都变穷了。因为他们过去都兼职干别的,如今没时间了,收入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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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


欧阳修为何不择手段打压狄青


问:在文武分途中,欧阳修、范仲淹等名臣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为什么会如此?


方震华:这不奇怪,人会从自私自利的角度来看问题。权力争夺从来残酷,相比之下,欧阳修、范仲淹还算比较温和的。


人们喜欢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历史,希望其中人物善恶分明,像京剧的脸谱那样,一人只有一面,可人是复杂的,他可能同时拥有几十张,或者几百张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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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臣欧阳修在党争中同样不择手段。


欧阳修恶意中伤狄青,因他认为狄青是文治的威胁,所以才要不择手段打压他。


问:为了党争,宋代很多正人君子同样不择手段,这是为什么?


方震华:在传统政治结构下,缺乏一个好的机制来化解争议。政权本来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底边的人最多,他们要不断向上努力,可越向上,空间就越小,必然引发冲突,这需要一个合理的机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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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将狄青,因出身士兵,饱受歧视。


该如何建立这个机制?其实现代政府也没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现代国家同样充满冲突,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了。过去可能是直接上奏,现在可以采取一些迂回的方式,比如通过媒体中伤,或者通过网络释放一些假消息。


百姓为何更喜爱武将


问:南宋初期涌现出岳飞等名将,为何朝廷不加珍惜?


方震华:这就要看统治者的追求是什么了,是追求军事扩张,还是追求权力稳定。如果是后者,越是能干的军人,威胁就越大。杀了岳飞,宋高宗的权力才能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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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


问:受评书、民间传说等影响,许多人形成了文人误国、名将受委屈的刻板印象,为什么会如此?

方震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随着书籍普及,识字人口比例增加。有文化的人数增加,文人便不一定受尊重。即使你通过了科举,别人也可能说,考试高中也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相比之下,多数普通人没有军事经验,英雄事迹在现实生活中较稀缺。特别是明清两代,多数时期是承平时代,军事上没有太多表现,所以武将的成功被大肆渲染,比如杨家将的故事,基本脱离了历史真实,却深受大众欢迎。


生活中没有魔法,所以大家才喜欢《哈利波特》,这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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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故事多半是民间演绎出来的,却广泛流传。


历史学者不能回答假设的问题


问:本书从一个相对长的时段来考察“重文轻武”这一传统的形成过程,这种通史的视野意义何在?

方震华:只看几个决策者的意志容易受误导,从长时段看历史可以避免这种误导。部分宋朝文人的书写确实强调宋太祖有“右文”的意图,但这种写法的目的是建立宋朝的特殊地位,不能简单的当成历史事实来看法。更何况,“右文”不必然导致“轻武”。


研究历史,一定要分清“什么是当时人的议论”和“什么是事实的描述”。


指称宋代开国之君建立“重文轻武”的国策,只是强调宋朝特性的一种简化的描述。文武分途历经从唐到宋约150年的持续发展,有许多人参与其间,这是改变的基础。只从断代史的角度去看,不易看清楚。


问:如今不少网友迷恋宋朝,认为如果不是被元朝灭亡,宋朝会完成近代转型,不知您怎么看?


方震华:网友们这么想,可能是用现代标准去看古代,目的是抒发对现状的一些感想。


专业历史学者不能回答假设性问题,假设元朝没有灭亡宋朝会如何,这种讨论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个人的想象和创作。就像有人开玩笑说,埃及艳后的鼻子再长一点,人类历史是否会改变?这是没有办法理性分析的议题。


在当前的历史类书写中,专业学者的写作只占很小一部分。我们不能阻止别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说法,只要有市场,就会有各种说法和作品。有人愿意读,就会有人愿意写,专业史学家就算去批判,也不会产生太大结果。专业学者应尽力推广立基于理性与客观的研究,告诉读者,我们研究的成果是什么,与坊间的其他作品有何不同。


把历史知识当成应用于现实的工具,强调从历史中获得怎样的感想,这非常主观,比较接近文学创作,因为个人的感想是没法进行理性论辩的,不同的感想之间也很难分出是非对错。


文/唐山

方震华,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布朗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以唐、宋时期政治、军事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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