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储卉娟

说书人的形象一直延续在中国人关于日常文化生活的记忆中。《射雕英雄传》便是以一段典型的说书场景开场的。

《射雕英雄传》 by 豆瓣 Mark

这说书人将那乱世里道听途说的悲惨故事娓娓道来，再联系实事略加评说：

最初的论坛状态下，人们借由写作和阅读文本结成的，就非常类似于这种传统的说书人与听众的互动关系。只是牛家村的听众虽然听得津津有味，却不太有机会知道，张十五的故事来自哪里，改动了什么，他是否会将自己在牛家村的所见所闻带往他方。人们只是缓慢地在故事和故事之间听听外面的世界，打发漫长的生活。

互联网让说书人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空间。写作开始进入井喷与量产，众村民端坐家中，却能在一天目睹叶三姐家的故事以不同的版本反复上演。读者在海量的文本中选择自己想要阅读的文本，在确定的类型脉络里对单独的文本给出评价、赞扬和提出要求。在网站代码的促进下，朝向同一个目标的劳动成为人际交往的基础，阅读者、写作者和评价者借由朝向类型的劳动参与想象与意识形态的集体生产。

詹金斯在粉丝圈发现了参与性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最初将它理解为一个具有平等性、互惠性、社交性和多样性的非正式社群（2017：2），后来又延展为“一种能够在艺术表达和公众参与上做到低门槛地为个人创作和分享提供更强有力支持的，具有在某种形式上能够将知识从最具经验的群体传递给新手们的非正式指导关系的文化”（2017:4）。我几乎同意他的每一个字，但还是认为他可能低估了互联网的存在感，以及参与文化的社会性意义。

在詹金斯看，传统的学习型社区、电视媒体时代的粉丝圈、古巴非正式桑巴舞学校和互联网上的新型社群，都是参与文化的典型代表。但我试图说明，尽管保留了说书人的形象特征和公共性，网络文学的说书人和牛家村的说书人仍然是不同的。传统的说书人更像拥有一定自由度的表演者，他们是想象形成过程中的环节，但并不是全部。例如，梅林宝（Mark Meulenbeld）认为《封神演义》不是文人书斋的产物，而是道教民俗、民间故事和地方信仰的积累和集合（Meulenbeld,2015），但它究竟是如何被集合起来的，哪些元素被删除，谁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实际上是无法确认的。我们无法排除，在这个过程中，有地方性权力甚至国家的参与，更无法如同某些民间文学的研究者所确信的，群众集体创作一定蕴含着某种抵抗性的民间意识。

如果我们把互联网上基于写作-阅读而参与的“实践共同体”（詹金斯，2017）看成说书人，把类型本身看成所要讲出的故事，这个新的说书人与传统社会的张十五们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不断讲述的，不是情节和人物，而是正在生成的集体想象。正如第六章中“想象的社会生产”部分所展示的，这是一个可以追溯的发展过程，通过权力和文化消费对自我意识进行规训的话语与观念体系，曾经是直接影响主体意识与表达的压制性结构，它们一旦被作为“设定”代入故事，成为被体验世界的要素之后，原先坚固的力量会开始动摇。新时代的女性一定要追求爱情吗，婚姻必定是美好生活的开端吗，对家庭的想象难道只包括丈夫和孩子，父母一定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吗？经由作者和读者在类型化写作中的集体推进，来自社会生活层面的不同声音和梦想开始被吸纳，进入集体想象的生成过程。这是意识形态生产突破大众文化消费系统，在技术影响下向公共领域的真正敞开。

个体经验面对资本主义消费铁笼带来的无力感，在这个意义上，有可能在这个新的说书场里，得到某种程度的纾解。生命体验真正进入对理想未来的编织，铁笼在想象中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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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资本主义和自由的问题上，贝尔与桑内特分别在不同的技术背景下被新的可能性所鼓动，同时也困惑于这个更深陷入资本主义的焦虑之中的现实世界。21世纪，文学资本化生产日渐发端的中国互联网再一次激发了类似的期待与焦虑。“说书人”作为理想类型，代表着“想象走向社会生产”的可能性，而网络文学没有转身最终走向“（中国）梦工厂”方向的事实，则体现了代码-商业的新社会-经济结构里，这个回应着期待也验证了焦虑的历史过程。

“梦工厂”的最后降临，并不是资本一力之功。透过网络文学网站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身位置的努力，同样促成了网络文学向产权化运作方向的发展。从文本到类型，再到网络站点的层级上升的过程中，网络文学生产内生的产权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说书人和听众共同建构的关系中，传统产权配置的主体假设受到了完全挑战，面对道听途说故事的讲述者，没有人会在意“作者”是谁，知识生产对于旧历史的挑战是根本性的；当这样的讲述越来越成功，聆听者越来越多，网站开始发展、分化与竞争，挑战则回退到产业层面，“谁是作者”这样的问题可能会被提出来，因为它关系到网络文学网站是否可以在竞争中活下来；进入盛大和后来的腾讯时代，产权对于产业的意义，在于如何加快版权流动，以及如何应付盗版对各方利益的损害。网络文学实践对制度的意义退回到常见的商业机构垄断权利的层面，即传统知识产权的难题：如何平衡个体权利（保护作者）和公共利益（打击垄断）。与第二章中的著作权发展史并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有戏剧性的对照，可能性历史的到来、衰退和逐渐消失。

（1）代码带来新的写作方式，二者叠加带来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动力——变革空间开启：改变共有方式，改变产权制度，改变生产以及人的联合方式。历史可能回退到文学商业化之前，在说书人和精怪故事的脉络里重启文学生产的另一种历史。

（2）新的写作方式在代码基础上汇聚发展出巨大的写作力量，类型化开始，多样性减少，产业基础奠定，重新回到产业背景下，制度变革动力减弱，更多注意力集中于产业发展。变革空间被压缩到类同于著作权法的诞生阶段：选择一条道路，选择一个根本性价值。

（3）代码导致产业向雇佣劳动和大规模生产方向发展，类型化动力减少，产业进入销售状态，制度变革动力消失，既有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利益调整——变革空间消失。网络文学的历史重新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间。

在这个过程里，贝尔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重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仍在加速运转，但在文化领域，它需要实质性的内容输入来进行交换和消费。技术的发展，使得内容生产已经脱离了生产-交换-消费的方式，而进入挖掘社会化生产力的阶段。资本主义交换体制和社群式的生产体制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为了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需要维持生产层面的蓬勃；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放任生产层面的蓬勃来摧毁它的继续存在：新的东西出来，蓬勃，被劫取，凝固，矮化，然后被嚼烂，然后换一块。文化产业（利润）力量的发展，伴随着文化产业（生产）本身的衰落。

（摘自《说书人与梦工厂》结论章节，内容有删减，作者储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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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在充满盗版和抄袭的环境下，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得以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网络时代的文学如何日益成为娱乐文化生产的总源头、进而影响公共想象和意识形态的形成？如何理解这种法律视野中的“悖谬”，以及悖谬背后传统的法律想象与新技术生产之间的张力？本书力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这种错位，以及错位背后生产与制度之间的张力，试图为读者理解法律与创作、法律与社会之关系带来全新的灵感。

作者简介

储卉娟，2013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讲师。研究兴趣包括法律与社会、城市生活与社会理论，致力于在新兴经验领域内发现和探究制度与集体心态之间的生成性关系。

图书目录

致谢

绪论 ·  网络文学与可能的历史

第一章 ·  狂热读者、污点作家与法律的忧思

第二章 ·  旧制度：著作权与文学制度

第三章 ·  新阅读：文学的焦虑与突破

第四章 ·  从类型小说到网络“文学”：格拉布街的逆袭

第五章 ·  技术时代的新文学（上）：生产机制

第六章 ·  技术时代的新文学（下）：生产内容

第七章 ·  历史的分岔：网络文学生产的两条道路

第八章 ·  历史的交叠：起点中文网的故事

结论 ·  说书人与梦工厂：互联网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余论 ·  知识社会的结社自由：制度何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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