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动身时的穿着都不太讲究。我只觉得脚上的鞋子有些贵，是我昨晚买的二手货。我最好还是等到达之后再穿，否则鞋底早就掉了。一路上，公路、乡村小道边是一个接一个的墓地：空地上一小块四方形的林子，无一例外地被正好天蓝色的栅栏围起来。桦树下的墓碑像是兄弟姐妹们一样挤在一起，墓碑前的塑料花即使在冬天也照常盛放。都是些普通的墓地，不是大规模的公墓。然而，白俄罗斯的每一处坟墓同时也是一座战争纪念碑，配有雕塑或是方尖形石碑，以及同样是塑料制成的花环和邻近村庄牺牲者的名单。而没有村庄也没有墓地的田间——因为如果村庄被焚毁、没有能够回忆起家人或是邻居的人幸存下来，则没有墓地——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纪念碑。

就是在这里，在这片曾经被沼泽和森林覆盖，现在又被开发利用的光秃秃的平坦土地上。这里就是第三帝国与苏联交锋的中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后数十万波兰人被驱逐，紧接着纳粹德军在数天内行军通过，随后是就连自己的国民也绝不放过的无比残忍的游击战。最后，人性失控的程度到达了顶峰，德军撤退时下令：只可留下“死人区”。

别的国家都有用来警醒战争与大屠杀可怕之处的纪念碑。而穿行过白俄罗斯的人常常会形成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就是一座纪念碑，悼念碑、公墓以及指示战时灭绝营的路牌是如此之多。不过，人们不能不受限制地追思所有牺牲者。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不行，波兰牺牲者不行，战俘和返乡的劳工也不行。犹太受害者如果是因为其犹太身份被杀害的则不在纪念范围之内，以及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不能包含在列。“尽管这个世纪让人们联想到许多骇人的战争和革命”，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仍将切尔诺贝利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1986年4月26日，核反应堆虽然爆炸在如今的乌克兰境内，但70%的放射性残渣都落在了白俄罗斯。即使人们放弃了485座村庄和小城市，仍有20%的白俄罗斯人生活在被核污染的土地上。“白俄罗斯人就是当今活着的‘黑匣子’”，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自己有关这起核灾难的书中写道。她本人也因为这本书而在90年代末成名：“他们（白俄罗斯人）为未来记录下了有用的信息。为所有人。”

(Source: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5/04/27/the-chornobyl-dictionary-too-hot-to-hide/)

只不过，记录的是什么信息呢？阿列克谢耶维奇描写了辐射对居民造成的影响。然而灾难过去30年了，关于受害者的数量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不同的统计结果甚至相差三位数——强调一下是在小数点之前：如果人们检索一下至今有多少人死于辐射，那么答案的范围从4000人到150万人不等。就连在白俄罗斯也无法获取相关的数据。此外：如果有人报道大量儿童罹患癌症的事实，就会和明斯克的核研究所所长瓦西里·奈斯特伦科（Wassili Nesterenko）一样被辞退，甚至会像核医疗学者尤里·班达舍夫斯基（Juri Bandaschewski）那样被逮捕，他是离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仅140千米远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戈梅利的大学医院院长。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私人旅行社已经开始提供前往切尔诺贝利的咖啡之旅——虽然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在白俄罗斯，就连科学家也很难进入这片被戏称为“放射性生态保护区”的区域。

当我们到达霍伊尼茨基（Choiniki）的时候，负责的官员不在岗位上。在几乎无车经过的六车道公路边，一片板材建筑群构成了霍伊尼茨基，人们在这里管理封锁区。负责人也没有接电话。接待室里，一位友善的女士努力寻找一位能够签字批准我们访问的同事，在此期间为我们沏了茶。然而我们发现，这里部门的每个人都认为别人应当负责此事，我一下子火冒三丈。政府总是在抱怨他们要独自承受这场核灾难造成的后果。现在真的出现了一位新闻记者，他不是对乌克兰，而是对白俄罗斯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感兴趣，他申请了签证——这原本已经是够麻烦的事了，然后前往明斯克，取得外交部的授权，与官员预约好之后坐了四个小时的车来到这里——但他却不得不一事无成地打道回府？

我在盛怒之下当然希望这些官员能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职业生涯会受到何种影响——如果我的新闻报道过于消极的话。不过，到最后可能还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有一位生物学家叹着气表示愿意带我们去封锁区边缘看看。他虽然穿着防护服，浑身却散发出和善的气质：滚圆的肚子，一撇小胡子，头顶秃了一半，脸上带着一丝讶异的神情，他不明白我们要在这片被上帝遗弃的荒凉之地寻找什么。当我们经过所谓的“准许地带”的时候——这片区域的居民只是被建议离开原来的家园，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他自己就在研究辐射对当地植被的影响。然而，他尚未查明有哪些影响。

作者Navid Kermani (source: https://story.ksta.de/2017/05/kermani-interview/)

“您还没确定有哪些影响？”

“老实说，我看不到有什么影响。我们当然能够确定一些数据值变高了。然而突变只在前几年出现过。如今，这里就是一块被放任自流的正常野地。我们甚至还发现了野马的踪迹。”

“对人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呢？”

“这就不是我的研究领域了。而且那里也没有人住了。”

“那您自己呢？我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应该每天都待在封锁区里吧——您难道就不害怕？”

“我们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测量仪。而且我们每天都要进行身体检查。”

“如果检查的结果不好会发生什么呢？”

“那说明那个人一定犯错了。”

“犯错？”

“是的。他肯定是自己没有留心，比如在林子里逗留了太长时间，或者偷偷吃了野莓、蘑菇。偶尔偷吃一下没关系，但是如果吃了太多野莓的话，就会引起注意了，数据值会变高。”

“如果某个员工超过了最高值会怎么样？”

“那么他就会被解除职务甚至解雇，视情况而定。我们在这方面是很严格的。”

“因为检测出有过高的放射性，这个人就要被解雇？”

“是的，毕竟他肯定是犯了什么错。”

我们经过的地方不是村落，而是一座座零散的木房子。每个房子之间的间距不等，有的是篱笆挨着篱笆，而大部分则是互相隔着30米、50米或者100米的距离。这里曾经有过村落。被遗弃的房子被拆除，地面都被铲去数米深。反正也不会有人搬过来了，我们在街上遇到的一个男人这样解释道。他是森林管理员。人们只会从这里搬走。没有搬走的人一旦去世了，房子就会被拆除。

“我们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这里曾经密集地有过500座房子，几乎就是一座小型城市，有自己的学校、商店、管理部门和社区会堂。甚至还有一个在整个地区都很出名的合唱团。而现在只剩下30个人了。前面那座窗户上装饰着三角楣的漂亮房子马上就要被夷为平地了。原来住在那里的老建筑师已经在几周前下葬。邻近村落的许多房子都是他建造的。在过去的30年，他就在一旁看着这些房子一座接一座地消失了。电还通着，自来水没了，人们从井里打水。一个流动商贩每周送两次食物来。公交车则很早就不在这里停靠了。

你为什么留下来了呢，我问这位森林管理员。他们在霍伊尼茨基给我安排了房子，但是离这里也不过15公里远，所以也没什么差别。再说世界上到处都有人生病，他这样回应。这里患病的人不会越来越多吗？1986年参与灭火以及为出事核反应堆修建水泥保护套的清理人，即数十万志愿者或不是那么自愿参与工作的人员中有许多去世了，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活着——一切都在正常状态，每年都有体检。有的时候数值比较高，有的时候又低一些，可能和饮食有关。孩子们呢？他在孩子们身上也没发现什么需要注意的情况，而且也只剩下两个孩子了。也就是通过孩子们和孕妇需要被紧急撤离这一点，大家才得知了灾难的发生。他当时在拖拉机上观察到了事故迹象，并立刻反应过来，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电视台直到几天之后才报道了这场事故。甚至当年的5月1日也和往年一样进行了阅兵庆祝，只不过没有孩子和孕妇参加。

May 1 parade in 1986, Kyiv (Source: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5/04/27/the-chornobyl-dictionary-too-hot-to-hide/)

一位戴着绿色头巾、镶着金牙的年长妇人向我们走来并说道，她的许多邻居都后悔被迫离开这里，因为他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尤其是老人。他们有时候会回来，亲吻这片老屋所在的土地。许多人开始喝酒，老妇人觉得这比辐射还要糟糕。蘑菇和野莓还是老样子，土豆也和从前一样好吃，我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担心自己的头上长出角来？好吧，深色野莓比红色的野莓放射性要强，她自己都不碰一下。

因为我来自德国，老妇人谈到了战争的话题，战争把她的生活分成了战前、战后两个阶段。她说，许多农村人被拖去做劳工，有的人则是和德国人合作。她指给我看了一些地方，那里曾经是某些人的家。比如那是被迫在德国辛劳工作的姑妈的家。在两个庄园之外是警察的家，他后来和德国人一起逃走了。她的母亲曾在地下室遇到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他正在痛苦地哭泣。士兵说，这里发生的一切也会发生在我们德国人身上。当焚毁妇人所在村落的命令传来时，德国人也私下进行了讨论。有人说，这已经改变不了什么了。最终德国人撤离的时候让屋子留在了那里。因此这里现在还有村子，而隔壁的村子只剩下一块纪念碑了。

我们可以看看那块纪念碑吗，我问道。生物学家有些犹豫，因为必须穿过森林才能到达。但是森林管理员说有一条小路。纪念碑上写着“永远怀念被法西斯杀害者”，下面是人名。底座上的花环应当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前就放上去了，因为塑料线已经开裂，颜色也泛黄了。所有纪念碑上“伟大的卫国战争”都是从1941年到1945年，虽然对于白俄罗斯而言，这场战争从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开始了。

HBO迷你剧《切尔诺贝利》剧照。该剧获得美国编剧工会奖“长篇剧集最佳原创剧本奖”（2020年2月2日）、美国导演工会奖“最佳电视电影/限定剧”（2020年1月26日）等

我们继续行驶，经过了一些牧牛草地和耕田，这些土地明显刚刚被耕作过。这里受污染的土地已经被铲平了，生物学家安慰我们道，此处每棵蔬菜、每份奶制品的铯、锶以及其他一些核元素都要在经过严格的检测之后才能进入交易市场。紧邻的区域就禁止种植、捕猎和砍伐树木。在离切尔诺贝利不到50公里的地方，我们到达了一个检查站，真正的封锁区就从这个检查站开始。我脑中突然想到，这片封锁区也是一个死亡区域。两名身穿迷彩服的守卫监管着车辆的驶入，其中一人在木塔上放哨，确保不要发生森林火灾。除此之外，他们的工作就仅限于每天为一辆至三辆汽车放行：生物学家的车、森林管理员的车、仍在辐射区域生活的两个人的车。

“还有两个人生活在那儿？”我吃惊地问。

“是的”，守卫回答并解释，各地的辐射值并不均匀。这两人房子周围的数值低一些，当局抵挡不住他们的强烈请求，就批准他们住在那儿了。“我也好奇，这两个人到底在那里做些什么。他们不怎么说话。”

“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生物学家这样认为，“他们没有迪斯科舞厅也能坚持下去。”

“他们是兄弟吗？”我这样问，因为我必须在两人之间设想出某种联系，能让他们相依为命，在孤独、寂静和危险中坚持下去。“不，就是两个男人。”

“那他们住在一起？”

 “不，不，住在两栋房子里”，守卫回答。

“我们的民族还不至于堕落到那个地步”，生物学家笑着补充道。我们开始向霍伊尼茨基的方向往回开。这时我才想到，我还一直穿着徒步鞋。我现在必须把鞋扔了吗？生物学家多次保证，人们即使在封锁区内也可以毫无顾虑地工作，甚至可以吃些野莓。村里的人也没有给我留下每走一步路都要小心翼翼的印象。他们还告诉我们，每个夏天都有人从远处赶来采摘林子里的蘑菇。与之相比，我在小路上走的那几米路根本不值一提。

“您怎么看？”我在道别的时候咨询了生物学家：“我能留着这双鞋吗？老实说，它们挺贵的。”

“您把它们扔了吧”，生物学家建议。除此以外，他觉得一切都没问题。

奥萨里奇集中营，Osaritschi, 1944, Opfer des Lages, Belorusskij gosudarstwennyj muzej istorii welikoj otetschestwennoj wojny, Aufnahme: Podschiwalow

(Source: https://www.memorialmuseums.org/staettens/view/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