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翻译者们的工作漫长而又艰巨。他们不仅耕耘于语言学领域，还需要将书中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内涵和人文学科的关系呈现给读者。那么译者是否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嘉宾译者陆大鹏在主题为“一位译者的成长与自我修养”的主题沙龙中分享了他的翻译心得体验。

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阅读翻译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外文翻译成中文的许多书籍，塑造了我们的读书爱好和品位，培养了我们的阅读趣味和理解力。同时，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图书翻译的规模非常大。我在出版社上班后，有机会和一些外国出版社或者版权公司的版权经纪人交流。例如我曾经跟一位英国知名的文学经纪人聊过，她说在过去，德国是翻译英文作品最多的国家，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翻译大国，但是近些年已经让位给中国了。

就我个人来说，小时候家里因为有很多世界名著，比方说奥斯汀、狄更斯、巴尔扎克、大仲马等，所以我从小就对外国文学和历史感兴趣。大家都知道，小时候的阅读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然后我一直在读外国文学和社科书的中文版。后来因为在大学里是学英美文学的，读外文书问题不是很大，又学习了德文。所以如果一本书的原著是英文或者德文的，我会尽量去读原著。

当然有的作品我认为更适合读中译本，例如海外汉学的书，因为他们用英文写的时候就会把人名、地名、官名、机构名改成英文的写法，非专家的读者往往很难与中文的说法对应起来。海外汉学方面的作品，随便举几个例子，我非常喜欢魏斐德的《洪业》、裴士锋的《天国之秋》等。读者在阅读这些书的过程中能够看到国外的人是如何看中国的，对于中国历史，他们是怎么理解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天国之秋》裴士锋 著  黄中宪 译  谭伯牛 校

至于其它小语种的书，例如挪威语、斯洛伐克语等，不一定有中译本，但是往往会有英译本。这种情况下我会比较愿意去读英译本，因为欧洲语言在互译过程中损失的东西应当说是比较少的，往往能够找到非常好的英译本。

下面说对我个人的阅读影响比较大的几位翻译家。中国译者方面，我非常喜欢董乐山先生，他的好几本翻译作品——《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黎烧了吗？》等，原书都是极好的、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他的翻译也非常好。我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应该是中学的时候，读到他的好几部翻译作品，对书中涉及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纳粹德国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董乐山先生

《第三帝国的兴亡》

我中学时代非常喜欢的是草婴翻译托尔斯泰的好几部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对我影响也非常大，从中受益良多。现在有人批评草婴的译本，懂俄文的人拿俄文版和中文版来对照，觉得他的翻译有很多问题。他的翻译也许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这和中文版发挥了很大影响，让许多年轻的读者对托尔斯泰产生兴趣，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草婴先生对托尔斯泰作品的翻译。

草婴先生

《安娜▪卡列尼娜》

后来我比较喜欢的译者是一位美国人，William Weaver，他翻译了意大利的埃科、卡尔维诺的大量作品。我非常喜欢他翻译的著名的《玫瑰之名》，这个英译本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

《玫瑰之名》

西班牙语文学方面，我不懂西班牙语，因此主要是通过英文来读。一位翻译西班牙文学的美国人Gregory Rabassa，作品有英译本的《百年孤独》，文笔行云流水，对我这样一个不懂西班牙文的人来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翻译作品。因为我不懂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但是通过这些译者的英译本，得以管中窥豹，领略埃科、卡尔维诺、马尔克斯等人的大师风采，心满意足，而且这两位翻译家本身的英文文笔就非常棒，所以是一种很享受的阅读体验。

《百年孤独》

同时我还喜欢另外一位美国翻译家和学者Jay Rubin。他是哈佛大学研究日本文学的教授，翻译日本文学，已经译了好几部村上春树的作品。他的英译本《奇鸟行状录》、《挪威的森林》我都是通过他的英文版来读的，非常难忘，值得向大家推荐。如果你喜欢村上春树或者英语文学，都可以读一读Rubin的译著。

优秀的翻译家非常多，这里是我比较喜欢的几位，并且他们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大。我为什么喜欢他们？因为我认为他们非常好地完成了翻译家的使命，能够帮助我们这些不懂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等语言的人很好地了解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帮助我们去看外面广阔的世界。而且这些译者，他们自身的文字都是极其优美的，他们的翻译作品是智慧的结晶，所以我非常推荐这几位翻译家。

我很喜欢的乔治▪马丁在《冰与火之歌》第五部中说过一句话，“读书人的生命有一千次，不读书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句话很好理解，如果你读书的话，就能进入更多的时空和世界，所以你的生命比别人更丰富，而优秀的翻译家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别人的时空，让我们多活几次。我认为，这是翻译家能够达到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有一位读者朋友问，译者应不应当有自己的风格？从我个人来讲，翻译的大部分是历史和非虚构作品，还有少量的文学作品。除了我翻译的诸如鲁西迪之外，其他大部分的作品都没有非常鲜明的风格特色，比如说像丹·琼斯、罗杰·克劳利等等。他们本身的语言是比较平易的，没有非常华丽的辞藻和雕琢的文风，是给大众阅读的作品。所以我也尽量用简单、准确、直白的语言来表达，不会用半白半文的写法。同时，像这种历史或者非虚构作品，它们的用途是什么？是给大家提供知识、传递信息，与此同时带有一些娱乐功能。所以我觉得这种书既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突出译者的个人特色和个人风格。

《圣殿骑士团：崛起与陨落》

[英] 丹·琼斯 著 陆大鹏 刘晓晖 译 

另一方面，译者如果想做到完全透明，完全没有个人风格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潜移默化的，即便译者想努力隐身，他的语言习惯、教育背景、阅读经历等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译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准确地转达原书的意思，尽可能做到忠实、顺畅。我个人比较喜欢简单平易的风格，不使用长句和生僻的古文典故等。如果译者的个人风格非常突出，比如喜欢用方言，或喜欢半文半白，或者用网络俚语的话，我认为都是非常糟糕的。我觉得这样的译者个人风格会损害原文，违背翻译的初衷，所以我很反对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特殊的方言、俚俗、网络语言和半文言的表达。

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可能有的地方用一些方言会特别有帮助。例如一位英国人翻译《水浒传》的时候，把那些草莽好汉的方言用苏格兰方言来翻译，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如此。

学者方柏林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翻译当中译者应不应当加注释，他的意见是加注越少越好。他认为“译者应当尽量隐身到作品后”，让读者看不到译者。反例是诸如萧乾翻译的《尤利西斯》，注释非常多，当然《尤利西斯》是一本“天书”，本身极其难读，没有那些注释的话大家看不懂，会觉得很枯燥。所以方柏林的说法和《尤利西斯》译本是两个相反的例子。

《尤利西斯》 乔伊斯 著  萧乾 文洁若 译

我个人看来，文学作品的注释可以少一些，历史书的注释多一些也无妨。我认为注释非常有帮助，但是注多注少和注的深度很难一概而论，没有办法做一个笼统的概括。我自己翻译的书里注释算是比较多的。大概分成两种情况，一是某个问题，我自己不是很清楚，那么要研究透彻后尽量概括出来，有助于读者理解；第二种情况，例如某个历史典故，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据我判断，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可能比较生僻，所以也会加上注释。所以就注释来讲，我还是不太隐身的。

翻译的时候加不加注释，主要是考虑读者的需求，因为外译汉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很多微妙的文字游戏无法用中文表达出来，必须忍痛割爱。因为我翻译的书是给外文不太好或不懂外文的读者看的，所以一定要为他们考虑，帮助他们尽量扫除障碍，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不要浪费一次阅读的体验。因此我的翻译是考虑读者，替读者着想。

当然，有的翻译是替作者着想的。比方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美国华人刘皓明，他翻译荷尔德林后期诗歌，就是那位德文诗歌非常难读的荷尔德林。刘皓明教授的译本模仿和合本《圣经》，并且会用生僻的典故和字，例如喜欢用《周易》《诗经》《尚书》里的典故。我印象很深的一个词是德文Geschwister，就是英语的sibling，兄、弟、姐、妹都叫sibling，不知道长幼、男女，所以这个词往往是不太好翻译的。但是刘皓明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叫“同产”，即同母所生者。例如，刘邦去世后，吕后家的人把持朝政，就是吕氏同产的人掌握朝政。刘教授的这种翻译引发了大量争议，因为荷尔德林的德文诗本身已经非常难读，如果再加入中文的生僻典故，并不是每个人都精通古文，可以说给读者增加了阅读困难。

《荷尔德林后期诗歌集》荷尔德林 著  刘皓明 译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荷尔德林这位诗人的作品本身就非常难懂，他用大量基督教的或者古典的典故，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阅读也不会轻松。如果中文译者为了方便读者而把它做得平实易懂的话，可以说是严重扭曲了原文。所以我认为刘皓明教授在这本书里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下一个话题，翻译当中我觉得哪些地方比较困难。

事实上，基本的语言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查字典解决的，即使一些俚俗的语言、网络俚语不太容易查到，也可以在网络上咨询外国人。比方说我翻译鲁西迪的小说时，里面很多印地语、乌尔都语、波斯语词汇，当时我在网上问了几位印度朋友，很有帮助，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你肯花功夫。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翻译过程当中文化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例如涉及到文化、宗教、政治、历史这些概念，以及官制、机构等，往往需要绞尽脑汁来寻找合适的翻译。而且毕竟是在中文语境里，有的时候可以说是戴着脚镣跳舞，所以是很困难的。

举个例子，比方说官制，很多官名非常难翻译。中世纪历史里有各种官名，例如Constable，Chancellor，Steward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比如拉丁文comes后来演化成英语中Count（伯爵），在罗马和拜占庭，comes不是爵位而是官名，许多种comes都是不太容易找到合适译法的。

另外，因为我们的翻译家前辈犯了一些错误，大家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只能继续将错就错下去，这都是非常令人困扰的。

再举个例子，德语的Prinz，如果查英文资料的话，会非常轻松地把它翻译成Prince，中文译者就要头痛了，因为Prince是王子还是亲王还是什么呢？都有可能，德语的Prinz是不能够跟英文的Prince直接等同的。比方说在中文里，明清历史中亲王是皇帝的近亲，皇帝的兄弟或者子侄等。但在德意志历史上一位Prinz，他很可能是公爵的儿子或侯爵的儿子，你会把公爵的儿子称为王子或者亲王吗？类似这种概念上的麻烦，我相信翻译工作者肯定都有体会。

以上内容源自嘉宾陆大鹏在活动中的个人经验分享，同时我们在下方整理了问答环节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问题。

1 问：有人好奇您是否有团队，因为您的翻译又快又好，一般人看起来不像单人能完成的？

陆大鹏：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首先，我的确是独立翻译，因为翻译工作的报酬有限，我雇不起团队来帮助我。即便雇得起，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图什么呢？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

之前我的书有和别人“联名”，例如《财富之城》是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同事张骋合作翻译的，那本书比较特殊，因为原来不是我翻译的，是请别的译者，翻译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我和张骋可以说是重启炉灶。最近我翻译的几本书，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大家注意到封面上译者一览还有一位译者是刘晓晖，她是我太太，帮我做了很多文字上的梳理工作，比方说我的草稿出来，请她帮我看一遍，她是我的第一位读者，所以我会把她的名字也列上。除此之外我没有合作者。

“地中海史诗三部曲”
《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
[英] 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 张骋 译

做过翻译工作的朋友会很清楚，翻译其实是很难合译的。如果一本书列出了许多译者的名字，读者可能要谨慎一些。因为翻译当中的确存在太多问题，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很难统一起来，包括文风、概念、人名、地名的统一都很困难。所以一般来说我是不愿意跟别人合作。

有人怀疑我是不是有团队翻译，提出这种想法的朋友，我猜大概是对翻译工作没有任何经验的人，他们不太了解，所以会提出这些奇怪的想法。因为我现在基本上可以算是全职，所以一年能够翻译出两本二三十万字的书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如果是熟悉翻译、编辑和出版工作的朋友，一定都会明白。

2 问：请问翻译如何做好时间管理以及训练自制力？

陆大鹏：时间管理方面，我每工作一个小时，会休息十来分钟，躺下休息颈椎，同时利用这个时间听一些东西。我喜欢听英文的有声书或者podcast（播客），听一些跟我做的主题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来休息大脑。如果实在太累的话，就走出房门到外面去。尤其是去年，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憋在家里。我以前是一个非常懒的人，不太做体育运动，但是去年对我的震撼非常大，后来我也开始每天锻炼。时间管理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形成一种工作的习惯和工作节奏。每个人的节奏不一样，大家需要自己把握。

说到自制力，我倒有一个招数。我做翻译工作的时候会完全断网，家里面以前是拔网线，现在是无线网，就把路由器关掉，然后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我给自己的规定是每工作一小时要休息十分钟，以前是用手机定闹钟，后来发现手机放在旁边诱惑力太大，非常浪费时间，所以我会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在电脑上下载一个软件来给自己定时。工作的时候，比方说需要查资料，我先在文件里标红标蓝，最后一起来查。这样就避免了上网查资料的时候刷各种网站，浪费了大量时间却没有任何产出的现象。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断网和断手机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问：读您早期的作品《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时感觉还略显粗糙，但最近的《圣殿骑士团》已经完全酣畅和投入了，那么作为译者该如何提升自己？

陆大鹏：实际上，我早期出版的翻译作品，我一般不大回头再去看了，但是假如有机会重版，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重新修改一遍。例如“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后来出了一个精装本。出版前，我在电脑上从头到尾全部修改了一遍。回头再看曾经翻译的作品，一下子看出有很多错误、硬伤，会觉得惭愧，然后从头到尾改一遍。所以翻译工作的确是需要不断地努力，不断尝试提升自我。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许多年前我翻译了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的政治讽刺小说《我们这一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法出版。前两年版权换到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刚刚出版。因为有机会在上海译文重版，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从头到尾重新修改，揪出了几年前翻译的很多令人惭愧的地方。

《我们这一帮》菲利普·罗斯 著  陆大鹏 译

我相信很多翻译工作者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体验：刚刚把一本稿子完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棒，但是要冷却一段时间，重新再来看的话，就能看出许多问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好事，说明确实是有所进步，能够觉察出自己过去不好的地方。

说到提升自我，首先，我觉得翻译像一项体育运动——篮球或者是长跑，需要保持一种训练度，每天都要训练，保持一定的工作量，对自己进行持续的、长期的训练和磨砺。这样话才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比较好的状态。第二是加强阅读。因为我一直是文学爱好者，虽然翻译的大部分是历史作品，但是选择阅读的话一定会读文学作品。例如我最近在读一本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是一位20世纪初的英国人翻译的。没有功利心的、没有目的性的阅读，我觉得是最好的。

4 非常想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背后的翻译故事，感觉需要庞大的知识背景支持。如果从这本书出发，该怎样拓展古典和战争这两个主题的阅读呢？

陆大鹏：古典历史方面，美国的大学者唐纳德·卡根有相关的耶鲁公开课，有人配了中英文的字幕，非常值得推荐。这既是一个了解古希腊历史知识很好的方式，也是锻炼英文听力很好的材料。然后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也非常好的，还有其他一些比较学术的著作。我建议你可以先去看一看耶鲁公开课，是非常有帮助的。

5 现在AI翻译越来越多，AI翻译能替代人的翻译吗？

陆大鹏：这个问题我被问过许多次。首先说一下，我自己没有用过所谓的计算机辅助翻译或者 AI翻译，对技术方面也不了解。

据我观察，在合同、法律文书等商业翻译当中，机器翻译技术已经有了很多应用，效果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就目前来讲，文学、社科等类型图书的翻译，还没有被AI翻译取代的迹象。也许将来会。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矛盾，一方面觉得随着科技进步，效果比较好的机器翻译长远来看是必然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目前机器翻译的进步似乎主要依赖于更好的硬件，运算速度、资料检索等硬件上的能力，并没有在思维层面上达成跨越式、上升型的本质突破。这一点希望研究机器翻译、计算机等方面的专家来介绍。

况且，一部作品翻译的好坏、正确与否是很主观的，是人来判断的，机器还无法做价值判断。机器可以纠正语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对”与“错”，但好像目前还比较难判断“好”与“坏”，以及“好”与“更好”。

6 请问怎么区分译文作品的好坏？

陆大鹏：如果对照原著的话，是比较容易判断译本好坏的。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对照原著来读一读。比方说译林出版社做了牛津通识系列，大部分是中英对照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套书。里面的话题也很多，包括量子力学、佛教、马克思主义等，都是中英文对照的，我觉得这套书能够提供很多知识，同时也是非常好的学英文的材料。

此外，陆老师还就读者提出的关于选择翻译出版作品的标准、文史类和文学类翻译的区别、译者的代际之分、学习外语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加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音频中一探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