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根据阿诺多·蒙达多利出版社2001年的版本译出。）

从我经常访问美国那段时间开始，无论是公众场合还是私人间的会晤，人们总是让我谈谈意大利文学。每次我都觉得需要提出新的话题，给出不同角度的定义。关于这个话题，我做过很多次演讲，每次我都觉得需要重新研讨、重新写演讲稿。在对这个遥远国家的不断理解和对日常生活不断的文化比较中，在寻找我们和你们（他们）共同的论题时，总能找到一些与以往不同的观点，比如我曾经觉得是本质性的问题，后来发现它只是次要的，或者曾经忽略的资料后来又成为解释某个问题的关键。尽管如此，我相信意大利文学是当今最丰富和最有生气的文学之一，但我越是这么认为，我就越没有办法好好论述它。宛如见到了不死鸟一样激动却无以言表。

我每次和同一个福特基金会项目的法国同事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就很羡慕他。因为每次他被要求谈论法国文学的时候，他总能很精准地去谈论它，比如“新小说”，也就是“反传统小说”，他总能很精确地定义其所属的文学流派。但是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如何谈论像意大利文学这样的文学呢？如今的意大利文学根本无法真正地、确切地去把它划分成不同的文学流派，但是意大利作家却有着复杂各异的人格特性。或许我可以假装把我的个人文学理念当作一个学派（当然我是其中唯一的成员），然而即使有这样一个学派我又如何去定义它？因为迄今为止，我都在尽力寻求评论界给予我的评价。

总之，在国际文学的集会上，法国人总喜欢将他们的产品贴上标签，之后立马变得很受欢迎，十五年前是存在主义，二十五年前是超现实主义。然而意大利人却是想要出售一个产品但不去定义它。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商品的内涵越是具体越是丰厚就越难以定义。二十或二十五年前，意大利文学想要表达那种无以名状的感情时，它是有一个学派标签的，例如隐逸派。大约十五年前，当意大利文学想要描写直观的、原初的世界之时，它也是有过学派标签的，如新现实主义。

可以说新现实主义是稀有的、国际上知名的意大利学派（但是主要是通过电影，而非来自文学），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分析。新现实主义也是我个人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文学氛围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道路，我的每一次谈话也都是从新现实主义出发的。首先应该从四十年代的两个作家切塞雷·帕韦泽和艾利欧·维多利尼的文学活动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其实把这两位作家拉进来谈新现实主义是很牵强的，帕维赛直到晚年才接受这个定义，而维多利尼只有在贬义时才经常使用这个词语。所以，我的文学活动的起点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氛围，他们两人给予我和与我同时代的年轻人以很大的影响，虽然他们有各自的特质，但是在文体和内容的选择方面，尤其是对美国文化的兴趣等方面，两人有共通之处。

我可以从美国出发，也就是说美国（梅尔维尔的、霍桑的、惠特曼的、马克·吐温的、舍伍德·安德森的、海明威的、福克纳的美国）对这两个作家以及我们这些曾经阅读他们著作和论文的年轻人意味着什么，从这一论题出发，我想我可以更加清楚地向你们介绍新现实主义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对帕韦泽来说，美国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这个文学关系着人的作为、捕鲸船作业、玉米地或者是工业城市；同时这种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神话，这种神话具有原始符号意识的力量；这种文学还从口语中衍生出全新的诗体语言。

对于维多利尼来说，美国文学是一个无尽的自然生命力的储存库；是三种新生的文体与学院传统，真挚的热情、辛劳、激情与伪善的重压、伪崇高所抗衡斗争的理想场所。

对于他们两人而言，正因为美国文学与我们的传统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对照，这样就可以用美国所独有的“新精神”来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学传统。比如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重新解读乔瓦尼·维尔加，解读这位十九世纪末出生于西西里的意大利作家对语言的现代性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法西斯主义末期，政治的发展契机与文学的发展契机相交织，当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民的问题、善恶问题、保守主义和叛逆的必要性、南北问题、人种和方言的分裂问题、皮埃蒙特的帕维赛和西西里的维多利尼等问题，当时美国就像是一幅巨大的、可参照的寓意画，它也像一个剧场，那些在意大利被隐藏的、被禁止谈论的悲剧，在美国却以明晰和极端的方式上演。

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末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迈出了反主流文学训练的第一步，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和上述的美国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生长在那个悲剧的年代，所以我们对文学的激情自然而然地就转化成了对世界命运探索的激情。但是，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文学和政治不应该被混为一谈。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在探索世界的图景，一直试图从语言和世界中寻找出能与我们这个充满暴力和悲剧的时代所抗衡的东西。

为了分析得更加全面，我觉得还有必要提到，我们这一代也从以“隐逸派”闻名的意大利文学时代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毫无疑问，我们青春时代的诗人是艾乌杰尼奥·蒙塔莱，他的诗歌封闭、艰涩难懂，只涉及个人的和内心的历史，这样的蒙塔莱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他的干涩的、冷漠的、消极的、缺乏幻想的、石头一般的宇宙，是我们那个时候唯一可植根的坚固的大地。艾乌杰尼奥·蒙塔莱和朱塞佩·翁加雷蒂诗歌的精确性，罗马诺·毕伦基朴实的、乡村描写中的严谨性，还有乔尔乔·莫兰迪的静物画的严密性，他专注于画瓶瓶罐罐，他画的静物在冷彻精确的光线渲染中包含着朴素的、对事物真实性的尊重，以上这些例子都是从“隐逸派”继承的遗产。但这个遗产不可小觑，他教导我们对每一件事都要有追求极致的毅力，他教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很少的，这些不确定会让我们的内心挣扎困苦：一个禁欲主义的教义。

这个禁欲主义理想，以道德和政治的形式，深深地映射在意大利年轻的文化氛围中，这从贝奈戴托·克罗齐的教义中也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年轻人真正从克罗齐文学课中学到的，比起作为哲学家或者美学理论家的克罗齐来说，更多的是作为道德家的克罗齐。他为数不多的谈及道德和实际生活的著作，是现实主义的、禁欲主义的、不含幻想的。

我们带着从最近的传统文化中解救出来的价值观，焦躁地跳进了我们这个世纪世界文学的大熔炉中，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然后是美国文学。我们的理想是将文学与工业社会相融合，将幻想和道德的、虚构的力量直接引入现代社会的事物、语言、行为之中。

但这并不是意大利文化中的新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们这一代的文学和文化的主题，是回答和关注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意大利主流文化最开始只是单纯地批评这些问题，想要召回已经不符合时代的、传统的概念，而那个时候的我们是在和这种主流的、错误的观念抗争。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几年，有很多意大利的思想家，像安东尼奥·葛兰西和皮耶罗·戈贝蒂那样，被法西斯禁止发声，有的甚至连生命都被剥夺了，但他们从不同的思想体系出发，为工业文明中的新人文主义，为自由的新形式，为现代文明中如何完善意大利传统这些问题，指明了一条道路。葛兰西在狱中离世，戈贝蒂在法西斯的暴行中早夭，我们这一代在战争结束以后才开始拜读这两位作家的著作，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很快变成了整个意大利年青一代的文化资产，他们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对年轻人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影响。

但是要追溯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作家的历史，就必须从单纯的文学史（即不谈思想史的文学史）背景中走出来，这些年轻作家生活在意大利精神的辉煌年代，那些年代先是有法西斯抵抗运动，接下来就是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那是一个残酷和充满奇迹的年代，是意大利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觉醒，如此广泛的民众的参与，就连在复兴运动中我都未曾见过。它是自我牺牲和热忱的勇气、文化革新的典范。抵抗运动使人们相信，作为附着了共同的理性与生命力、社会性和存在性、集体和个体能量的文学，是可以作为叙事诗而存在的。这种神秘的张力，使维多里尼和帕维赛的文学更具生命力，它们是那个时代最弥足珍贵的、无法复制的果实。对于帕维赛，这种神秘的张力是内在的、隐秘的，讲述的是内心的苦闷，他将这种张力不断注入到了对都市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注入到作品中使用的街头俚语中。对于维多里尼，这种张力全部释放到外界，转化为当代神话人物的创造力，转化为描写现实的尖锐的笔锋。帕韦泽的创作活动，由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组成，是现代意大利最丰富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作品群。但作者于一九五〇年自杀，其作品就此中断。维多利尼，他是《西西里对话》的作者（写于1937到1939年间），我们可以将此书看作是新文学的宣言，但他的创作活动，在那以后长期处于沉默之中，只是偶尔写一些文学评论或者发掘一些新的作者。

帕维赛和维多里尼这两位作家的声音从创作舞台上缺席后，意大利战后文学的大氛围也由此画上了句号。但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氛围中，虽然有大量粗糙的文字、平庸的声音、残酷经历的见证、不成熟的文学习作、地方自然主义的小品文、从现实中脱出的大众修辞，但仍有一些小众的、优秀的作者脱颖而出。所有的这些方面，好的和坏的，都是意大利文学“新现实主义”的特征。尽管它有种种缺陷，但是它仍然是意大利战后十年，或者说只有五年，一个极富生命力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的杰作，当数多米尼克·雷阿的那波里中短篇小说。如果说这个充满民众生命力的历史潮流停滞不前了，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历史氛围的改变，另一方面则是年轻的意大利作家感到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探寻意大利文学的发展脉络，尤其是在如何探究我相对熟悉的小说这个领域的脉络呢？

我觉得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潮流，这三个潮流都是深深植根于意大利传统文化中的，三个潮流都是法西斯抵抗运动产生的文学史诗的延续或是变形；都是在历史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所迈出的三条探索的道路。

第一条道路定义为：将叙事诗融于哀歌，或者可以说融于以忧郁为基调的，对感觉和对心理的不断探索中。这是意大利文学的传统，这种哀歌的潮流一般多见于意大利历史倒退的时刻，有时能从其中找到至高的真理。我们暂且可以称它为日常的、散文性的哀歌，它虽然缺少抒情性和崇高情感的光环，但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需要强调的是，瓦斯科·普拉托里尼是当代意大利唯一描写民间版《人间喜剧》的作者，他描写的是佛罗伦萨的贫民社区，他本人就是一位敏感的、田园风的哀歌体的诗人（如果《麦泰洛》之后的作品不否认这种形象的话），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类似的气质在另一位托斯卡纳作家卡尔洛·卡索拉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其最优秀的一部小说《伐木》，是讲述一个婚后不久便丧偶的烧炭工人，和一队人员去砍伐阿贝尼诺森林的故事。它是一部纯纪实文学，但是在表象之下总能感觉到那种含蓄的、沉默的痛苦，而这种感觉透过希腊抒情诗般的、适度的轻盈感表现出来。

四十年代意大利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卡尔洛·卡索拉和乔尔乔·巴萨尼，在以法西斯抵抗运动作为象征的伟大时代之后，他们中短篇小说的基调，都定格在对地方生活忧郁情怀的表现上。卡索拉是沃尔泰拉的托斯卡纳人，那个地区是手工艺者和小资产阶级聚集的世界，他忠实地记录着一个由质朴的情感和对话构成的朴素的世界。卡索拉文学风格的秘密在于：颜色暗淡的语调、特有的絮絮低语，以及他对每日生活的严苛的纪实性，他小说中的绝望感和支撑小说的力量感就是由此而来。

然而乔尔乔·巴萨尼描写的是费拉拉城的伊斯兰小资产阶级，他通过对个人以及家庭事务的描写，将德国占领时期的人种迫害以及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那些岁月，折射到以某一地区社会文化为背景的微观宇宙中，然后在犹如褪色老照片透出的伤感情绪中，娓娓道来这一悲剧。在小说《马志尼街道的墓石》中，他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从德国集中营归来，他想要尽快忘掉那一切，想要重新作回到那个曾经富裕而又优雅的男孩，他拒绝回忆往事，甚至因此污蔑自己的故乡。然而当他发现，原来整座城市都想要忘记过去，整座城市都想要生活得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时，他毅然决定重新披上集中营的囚服，突兀地出现在周日悠闲的大街上，将自己亡灵般的形象展现在那些已经回归自我平静的市民面前。

无论是卡索拉还是巴萨尼，他们的小说都源自两种要素，一种是法西斯抵抗运动所代表的、在道德压力下产生的叙事诗和悲剧性要素，它存在于个人经验和集体经历之中；另一种是埋葬、催眠、抹消一切时间的抒情体和哀歌体要素，这两种要素的对立转化成为他们小说的原动力。但真正的赢家是后者。隐藏在这些作家背后的，与他们最为相近的，是忧伤而古典的安贝托·萨巴的声音，他以忧郁的知性对社会进行反击。

另一方面，卡尔洛·列维浓烈又甜美的散文的秘密武器是，在乐观的知性中，凭借着对万物的大爱来消解忧郁。卡尔洛·列维是第一个描写意大利南部的北方作者，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南部文学。这种抒情体的、哀歌体的南部文学的传统精神，以及它的现代性，在科拉多·阿尔瓦罗的散文中，在萨尔瓦多莱·夸西莫多的诗歌中，我们就曾经遇到过，但是现今看来这种传统精神更加发人深省、更加具有思辨力。在另外两位处于对立位置的南部作家罗科·斯科特拉罗和朱塞佩·托马斯·兰博杜莎的身上也具备这些要素，他们的作品在身后终于得到了出版。

斯科特拉罗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和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三十岁时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其身上凝聚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表现能力的多种可能性。他是从意大利南方一个叫特利卡里科的小城镇的农民家庭出来的孩子，学业结束后，成为了一个杰出的诗人、作家、农民团体组织者、家乡问题的研究者，并且通过选举当上村长。他最后给世人留下了一本诗集、一本从农人角度讲述的感人的生活故事集，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兰博杜莎也给世人留下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他曾经担任过西西里的国王，年老又博学，性格极其细腻、谦逊和温厚。他的小说《豹》是一部以复兴运动时期的西西里为舞台的历史小说，故事发生环境虽设定于十九世纪，但却是一部饱含现代文学精华的作品。年老的西西里国王用知性又细腻的口吻对我们说他不相信历史车轮的滚动，他的悲歌中全是怀疑论和放弃论。斯科特拉罗也向我们讲述了失败的故事，作为村长的失败，他也沉浸在记忆的悲歌中，但是如灼热的灰烬一般，他的悲歌完好地保存了道德热情之火。

与悲歌路线并行的，另一条意大利作家一直摸索的道路是：从语言探究中，以在文学语言中导入民间口语、方言的方式，恢复我们作为原点的存在主义和历史的紧迫感。这是一种带有语言紧迫感的文学，它并非通过大众作家的粗糙作品来表现（虽然也有人尝试过），而是通过有高学识的作家对作品的润色来实现的，他们将所有形式性的、消费性的感性资源和方言一起，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手段来进行创作。这也是意大利文学的传统之一，在其危急时刻，总是通过口语的介入这种形式，促进文学有新的发展。但是，这种对单纯朴素的、有限的语言表现形式的回归，比如对方言的回归，是否是勾勒我们生活着的、越来越复杂世界的正确方式呢？

从总体性、理论性的角度来看，我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否定了个别作家的成功。朴素的、原生的新现实主义的首次爆发后留下的遗产，被当今年青一代文人中文学性和理性兼备的作家所继承，如皮埃尔·保罗·帕佐里尼。帕佐里尼用方言，更确切的说他是用罗马郊外的无产阶级游民的隐语来写小说，但实际上他对这种语言的兴趣源于他对文献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的兴趣，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语言凝练、文化底蕴深厚的抒情诗人。帕佐里尼有坚定的理性追求，他在小说，尤其是在他的诗歌语言中（在诗歌中他复活了十九世纪的韵律形式和民间诗歌的押韵），他将以本能和肉体的快乐为基础的民众理念与以社会救赎为基础的严苛的政治道德理念相对立。在这两个理念中，尤其是在它们的对立关系中，还有知识分子的追求和浪漫主义的热情，也正是因此，帕索里尼成为现今意大利年轻的文学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帕佐里尼的语言实验中，有一位年事已高，被帕索里尼称作恩师的作家，他就是卡尔洛·埃米利奥·伽达，他在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究，几乎可以说是唯一能与国外同道比肩的，意大利文学中可资炫耀的孤峰。伽达的语言是巴别塔式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包含了所有语言形式的分层构造的语言，它包含有方言（米兰的，还有大部分罗马的）、古老传统文学的语言、官僚用语形式的语言，并加上如演奏家炫技或者如神经病患者发作一般的上千种变调和折射后形成的语言。虽然很多人把他比作詹姆斯·乔伊斯，但其实他更接近弗朗索瓦·拉伯雷。加达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完成的杰作《麦路撒内街上的点心铺》是犯罪类型小说的一种，在这本小说中罗马像一个巨大的热锅，沸腾涌动。加达用即自相矛盾又偏执的方法，在大众的性格、传统、理性激动中不断徘徊，构建了当代意大利形象。伽达也是一名工程师，他在近期的一个关于现代建筑的电台采访中，以十七世纪学者一般明晰的口吻，向人们介绍了怎样盖钢筋混凝土房子，为何这些房子不能阻挡噪音，然后将话题转向噪音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的影响，最后，他妙语连发，带着个人的厌世情绪开始抨击城市生活的噪音。也许这种荒诞的、孤高的、出其不意的话语风格更加符合意大利那个时代的风潮？

当然还有更著名的小说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目前也走在探索方言这条道路上。在他的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和小说《乔恰拉》中，他用的正是改良过的罗马方言。但是不同的是，加达和帕索里尼的语言是一种有张力的方言，而莫拉维亚恰恰相反，他的语言缺少这种张力和紧迫感，是懒惰和意志力薄弱的人发出的声音。但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局限性构成了他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以冷静忠实的描写，将道德上懒惰无力的文学人物形象带到读者眼前，这也正是莫拉维亚的才能所在。

说到这里，你们肯定想到了是该谈谈我自己的时候了，的确是到时候了。与前面我所谈到的，与挽歌风格和方言风格并行的，我们可以把其他意大利作家归于第三条道路：即奇幻风格的变容道路。我今天不会跟你们谈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大利文学中，从阿尔多·帕拉采斯基到托马索·兰多尔非的那些想象瑰丽、激动人心的奇幻文学，也不会和你们谈到那些虽然个体差异极大，但是都严谨理智的奇幻文学，比如迪诺·布扎迪早期的那些冷彻透骨的文字，或者艾尔莎·莫兰特的将理智附着于激情的奇幻文学。在这条奇幻道路上的作家们风格各异，我很难将他们总结归纳到一起，因此今天如果大家允许的话，我就和大家说说我最熟悉的例子，也就是我自己。

我和其他很多作者一样，是从法西斯抵抗运动文学出发的，它的叙事诗的张力和冒险精神一直影响着我的文学道路。但之后因为对现实社会的构想已经无法满足我的文学需求，我就自然而然地将写作转到了超出我们时代的、超出社会现实的奇幻冒险风格中。十八世纪爬到树上的男爵，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中世纪的一个穿着空盔甲的不存在的骑士。为什么呢？从我的演讲中你们应该知道，比起静止不变我更喜欢行动，比起顺应我更喜欢坚强的意志，比起习惯我更喜欢革新。

当然我也写过，并且现在也还在写现实主义文学。我初期的短篇小说和最初的长篇都是关于游击队战争的，那是一个色彩丰富的世界、充满冒险的世界，那里悲剧和战斗的喜悦并存，而包围着我们的日常社会现实从未给过我如此饱满的表现欲。我从未放弃过写现实主义文学，但是无论我如何想要推进它，或者用反讽和悖论的手法使其变形，最后等待我的却总是令人失望的结局，所以我意识到，有必要在作品中交替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和奇幻手法。

我也研习了民间文学，我出版过意大利各大区的童话集。我对童话中的直线性叙述，其节奏感，以及高度凝练的手法都非常感兴趣，以这种手法通过对一系列事件、试炼和巅峰时刻的叙述，将人一生的意义勾勒出来。因此，我也对童话与更古老形式的小说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比如中世纪骑士文学，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叙事诗。

纵观我国（意大利）的传统文学，最让我有亲近感的、最吸引我的是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他的作品让我百读不厌。这位诗人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的清晰明亮，使人愉悦没有烦恼，但实质上他是如此神秘，并又如此巧妙地掩盖了自己。不管当时文艺复兴文化是如何的基于没有想象的现实，也不管尼可罗·马基雅维利在这种现实主义氛围的基础上创立了怎样的科学性的政治，他坚持他的怀疑主义，一直坚持写童话。

我从开始写作以来，我就把从司汤达到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再到安德烈·马尔罗这样的、积极参与到历史中的、有激情却又理智的作家当作我的老师，不知不觉中我就发现我和他们的观点是相同的（我不是说诗学的价值，而是历史的和心理的态度），这种态度在阿里奥斯托的骑士叙事诗中也能看到，阿里奥斯托仅仅借助反讽和想象力的变容之力就可以纵观全局，他既从不轻视骑士道精神体现出来的本质的美德，也从不贬低推进故事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世界观，虽然在他看来，当下的骑士道精神只能转化为色彩绚丽的、令人愉悦的游戏而已。在阿里奥斯托身上，虽然看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身上那种深远的悲剧性，但是他们两位作家都具有那种在轻巧而优美的文字中流露出浓烈的忧伤的特性，在这一点上后者没什么改变。阿里奥斯托非常巧妙地将八行韵的诗歌重叠构建，并将最后两行诗用反讽法对立，他非常执着于这项疯狂的工作并使其具有意义，他是那么地热爱生活、那么的现实主义、那么地注重人性……

我对阿里奥斯托的偏爱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吗？不是的，他让我们懂得了知性，尤其是奇幻风格、反讽手法以及精致形式中包含的知性是多么的活跃，还让我们懂得这些天赋之才都并非单独发光，它们的结合组成了对世界构想的一部分，它们给我们衡量人类的美德和恶习提供了更完善的参考。他的教义，在面向人工智能和宇宙飞行时代的今天仍然适用。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相信，那些曾经推动奥兰多、安杰丽卡、鲁吉耶罗、布拉德曼特和阿斯托尔佛前进的力量，并非面朝过去，而是一股奔向未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