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尊号的适用范围

“皇帝”作为尊号使用，具有独占性，非皇帝身份的人无权使用这个尊号。因为“皇帝”尊号的至上性，围绕这个尊号，形成了一个尊号系统，如皇后、皇太子、皇太后等等，但皆以“皇帝”为核心。对比可知，“皇帝”是带来其他尊号的原因，所以其他尊号都具有附属性。皇帝的尊号属于皇帝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皇帝的尊称始于秦始皇，这是众所周知，毫无疑问的。在讨论尊号的文章中，不少人从“皇帝”之称讨论开始，认为尊号也从始皇帝始。“皇帝”作为至高尊号的使用，为历代皇帝所继承，如果从尊号系统的视角看，这是基本尊号。本文讨论的“尊号”，不是“皇帝”这个基本尊号，而是以“皇帝”为基础的新加尊号。而这个新的尊号之制，是从唐代开始的。

最初讨论皇帝的尊号，有从秦始皇曾被推荐使用“泰皇”尊号的例证开始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统一之后，朝廷讨论最高领导人的“尊号”，李斯等大臣确实推荐的是“泰皇”，但最后始皇帝亲自确定为“皇帝”。皇帝制度从此正式确立，国家最高领导人称“皇帝”，这是皇帝的尊号。此后，这个最高的尊号基本上相沿未改。对此，《册府元龟》有段总结性文字：“古者盛德之君，若九皇、五帝，皆典籍之所述也。夏商而下，降号称王。秦并天下，始兼三五而建号，然后尊极之名著矣。历代而下，遵而不易。时或因革，理非沿袭，踵事增华，其流弥盛。”“皇帝”这个尊号，是三皇五帝之后的“尊极之名”，后来主流是“遵而不易”，但也有“时或因革”或者“踵事增华”的情形。“时或因革”是很个别的情况，但“踵事增华”即锦上添花这种情况，系统而连续，影响巨大，即所谓“其流弥盛”。

所谓“时或因革”的例证并不多，共有五位皇帝。汉哀帝听信转运说，认为改个名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就能代替西汉运转，成为一个历史笑话。北魏献文帝的情况是自己放弃皇位，但还不想放弃国家管理权，于是大臣们上奏：“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宜陛下总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大臣们的意思是，如果叫“太上皇”就跟汉高祖刘邦的父亲一样了，“明不统天下”。现在的情况是，皇帝年幼，国家还需要陛下，所以上尊号为“太上皇帝”，依旧管理国家。所以，这个“太上皇帝”就是“皇帝的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可以看作别出心裁的政治游戏。

喜欢搞游戏的皇帝还有北周孝闵帝，他接受西魏的“禅让”，即“天王位”，用“天王”取代“皇帝”。到明帝三年八月，“时崔猷为御史中大夫，以为世有浇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折腾的结果，又回到皇帝称号之中。北周宣帝也是一个爱折腾的皇帝。“大象元年，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当然没过多久，北周就被隋取代了，包括皇帝称号在内一切重回正轨。到唐朝，唐高宗也喜欢在名称上搞名堂，曾经把所有的官名改一遍，过几年再改回去。“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这也是对皇帝尊号的更改，与后来的“加尊号”不同。

举证这些事例，可见围绕“皇帝”这个“尊号”进行变动的确有其人，但唯此五人，是个别行为。能够明确的是，所谓尊号，特指皇帝的称号，即使稍微扩大一点，也是最高领导人的称号。如汉高祖父亲被称作“太上皇”，虽然也叫“尊号”，但因为并不掌权，与本文讨论的对象不同。而北魏献文帝的“太上皇帝”则属于本文的范围之内，同时虽然另有皇帝，但大权在这位“太上皇帝”手中。附属性的尊号也应排除在外，比如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有人强调武则天的作用，其实，“天后”是附属性称谓，不具有单独尊贵的含义。从这个原则来看，皇太后的各种尊号，也在此列。

所以，中国古代的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基本尊号。本文讨论的对象，在这个基本尊号之外。以史书所记唐代皇帝的尊号来看，可以发现基本尊号与新尊号之间的关系。天授元年九月乙酉，武则天“加尊号曰圣神皇帝”。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十一月，第一次有了尊号，《旧唐书》的记载为“上加尊号为开元神龙皇帝”。武宗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请加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所有这些叙述，都有一个重要动词“加”，词组读作“加尊号”。所谓“加”，即“皇太后”“皇帝”这些基本尊号外新加尊号。新尊号加在基本尊号之前，共同构成全部尊号，以表达最高领导人的新政治文化意涵。唐肃宗两次加尊号，到上元二年（761）九月，忽然下令“去尊号，但称皇帝”，返璞归真。而“去”与“加”正是方向相反的两个动词。重视这个“加尊号”的含义，在讨论“尊号”定义的时候，便容易理解“皇帝”这个基本尊号与所加尊号的不同。

《册府元龟》在皇帝的“尊号”门下，记述这些内容，表达凡这些都是皇帝的“尊号”。这些罕见的名号改动，自身不成系统，也缺乏连续性，后来的尊号，并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不能以此证明“尊号”的成立时间。皇帝加尊号，是一种政治行为，并形成了一套制度规范，所以从尊号制度角度理解“尊号”成立史是比较适当的。同时，尊号制度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

总之，尊号属于皇帝制度，以皇帝为对象，但不包括“皇帝”这个基本尊号。

二 武则天发明尊号

即使承认唐朝是皇帝尊号的创立时代，具体而言，也并非没有争议。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专门讨论过“尊号”，认为“则天以女主临朝，苟顺臣子一时之请，受尊崇之号，自后因为故事”。与封演大约同时的陆贽，曾同德宗讨论尊号问题，认为“尊号之称，本非古制”。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很简明地指出：“尊号起于唐，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后明皇称开元神武皇帝，自后率如之。”究竟是武后，还是中宗？司马光的观点综合一些，他认为：“尊号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后来的清代历史学家王鸣盛同样认为“生上尊号，固起于唐，前世未有”，显得比较笼统了。

武则天的历史创造是公认的，而尊号之制正在其列。武则天的第一个尊号是“圣母神皇”，加尊号的时间是垂拱四年（688）五月。此时的武则天还是皇太后，但此事对于她登上女皇宝座，意义重大。《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有记载，但《资治通鉴》的记述更加详细，其辞为：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子，当时官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洛水出现了白石，因为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被武则天命名为“宝图”，这就是祥瑞出的大事，而负责祥瑞事务的就是礼部。指出这个故事的实际操纵者为武承嗣，一定是在武则天的武周政权完结之后，比较接近事实真相。这么隐秘的政治行为，武则天只能依靠自己信任的人去完成。武承嗣自认为对武周立功甚多，后来曾希望成为武周帝业的继承人，都是有缘由的。

洛水出瑞石，《旧唐书》记作“四月”，《资治通鉴》记为四月“庚午”。五月戊辰为十一日，武则天下诏亲拜，证明获得武则天高度确认。此后的行动，都是瑞石牵引出来的，有事南郊，祭祀上天，表达对上天的感恩。御明堂，命群臣集合于神都，也都为同一事件。乙亥为十八日，正式接受“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事件还没有结束。六月，“壬寅（十六日），作神皇三玺”。《资治通鉴》继续记载：

如此漫长的时间完成这件事，应该不是武则天原有计划。八月发生琅琊王李冲等唐皇室诸王起兵反武事，军事镇压之后还有政治肃清，到十二月才算完成，这才继续已经耽搁一些时日的“拜洛受图”仪式。皇帝、太子、百官还有诸酋长都参与盛会，其规模巨大、仪式隆重都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史书才会记载“唐兴以来未之有也。”

很显然，武则天对于“圣母神皇”尊号十分重视。只有来自最高政治层面的组织动员，才会有如此盛大的政治行为。此时，武则天在高宗去世之后独掌大权已经四年多，在经历了废中宗、扬州事变、杀裴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武则天掌控最高权力已经稳如泰山。武则天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有高宗遗诏的嘱托，是合法的权力存在。何况，皇帝制度下一直存在太后称制的政治安排，这是一个悠久的政治传统。圣母神皇尊号，代表着武则天冲击新政治高度的开始。在此之前，包括扬州事变，在揭发武则天政治野心的时候，都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