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谈到五四，说起巴黎和会中国外交，我们总会想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那便是在巴黎和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中国近代外交界的传奇人物顾维钧。唐德刚曾多次强调过一个观点：近代中国百余年来，只出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而顾维钧就是那“半个”。巴黎和会是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脱颖而出的舞台。1919年，31岁的顾维钧先生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就山东主权归属问题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巴黎和会前后的顾维钧

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由于只获得两个席位，中国代表团由陆征祥和王正廷出席。在开幕式上，威尔逊与中国代表握手时问道：“顾维钧博士应该在这里，他人呢？”王正廷尴尬地解释说，中国只获得两个席位，代表们只能轮流出席。

1月22日，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讨论与会基本方针，陆征祥未出席。会议决定向和会提交议案先从与欧战有直接关联的德奥方面入手，但可在议案中略提中国对其他事项之希望，以观反应。会议还议定对德奥议案六条大纲，包括废除中国与德奥间一切条约及以往德奥所占之一切权益，并公推顾维钧起草这一议案。与会者认为，“二十一条”为日本“胁迫我国承认”，此次应提交和会，力争废除；而山东问题应由“中国提出议案，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

1月23日，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议。陆征祥首先通报刚收到的中日间关于山东济顺、高徐铁路的换文。顾维钧第一次确切知道中日间有这样的秘密换文。陆征祥发言后，他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关于山东问题，所有领土权、路矿权，似应归一案录议。”因为自“二十一条”以后中日间各种条约换文，“均由欧战发生，仅属战期内之暂行办法”；“现在和会已开，一切由欧战发生之问题，正须求永久之解决，我国山东问题，亦可公诸大会议决”。这一意见成为代表团的主导看法，决定将因战争而发生的中德、中日问题，“先在大会提出纲要”。这次会议做出的决议，超出了北京政府给代表团的训令。

然而，中国代表团还未完成向大会提出山东问题的准备，日本就抢先提出这一问题。巴黎和会开幕后，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十人会”，为和会最高机构，一切重要问题皆由十人会决定。1月27日上午，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十人会上临时动议，要求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企图撇开中国造成既成事实。但美国出席十人会的威尔逊和蓝辛提出，有关中国事宜应先听取中国方面的说明，于是十人会决定请中国代表于当日下午3点到会。威尔逊此时没有失诺，他的提议挫败了日本的阴谋，帮助了中国。

当天中午，在十人会正式通知到达之前，美国代表团顾问卫理将情况先期通报中国代表团，请预做准备。这一消息对代表团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陆征祥根据卫理建议称病不赴会，代表团其他成员面对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沉默不语。顾维钧遂提议根据代表的排序，应由王正廷和施肇基赴会。施肇基说他对山东问题没有准备，而顾维钧对此素有研究，应由顾出席。王正廷则表示，如果非要他出席，应由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最后决定由王、顾两人出席十人会，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

此时离下午3点开会时间已经不多了，顾维钧想到的是要先争取美国的支持。会前半小时，他与王正廷赶往美国代表团驻地拜访蓝辛。顾维钧告诉蓝辛，由于事出突然，他无法查阅文件准备发言，因此希望会议能给一段时间让他做准备。蓝辛认为这一请求是合情合理的，会议可以给中国代表团24小时进行准备，并保证美国将尽全力支持中国。顾维钧在谈话中担忧地提起中日间关于山东铁路的换文，显然已认识到该换文对中国的严重不利。

下午3点，王正廷、顾维钧偕代表团秘书魏文彬走进十人会会场。会议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宣布开会后，日本代表牧野首先发言，称“日本政府认为有正当理由要求德国无条件让与”其在胶州湾和山东的权益，根据日本对大战的贡献，这些要求是“合理和公正的”。由于与蓝辛已有商定，顾维钧只简短说明，山东问题关系中国利益甚大，希望待中国表达意见后再行审查定议。会议决定给中国代表一天时间准备，于次日发言。

北京政府时期穿外交礼服的顾维钧

下午会议结束后，顾维钧立即与陆征祥一同去拜访威尔逊。在陆征祥与威尔逊做了礼节性寒暄后，余下的时间就是顾维钧与威尔逊围绕山东问题的交谈。顾维钧先重申了几小时前向蓝辛表明的中国要求直接归还山东的立场，然后解释了德国掠夺胶州湾租借地时的情况、胶济铁路的重要性、山东省的战略地位以及该地一旦成为外国势力范围的危险性，并且强调“二十一条”提出后中日间签订的条约必须交由和会审议，因为战争改变了日本夺取胶州湾时的情况。做完阐述后，顾维钧问威尔逊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向和会提出山东问题是否合适，政治学学者出身的威尔逊认为这些阐述在法理上是十分完美的。他建议顾维钧发言时要像牧野那样直截了当，并对牧野以赤裸裸的语言要求山东权益感到又惊又恼。顾维钧希望威尔逊总统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时站在中国一边讲话，威尔逊表示一定尽力帮助中国。因为之前对山东问题已有关注和研究，顾维钧向威尔逊的阐述表明，仅仅几个小时他就对次日发言有了基本的构想。

会谈结束后，顾维钧和陆征祥又与卫理共进晚餐。席间，陆征祥不得不将中日胶济铁路换文相告，卫理当即表示这使美国帮助中国变得十分困难，“譬如脚下踏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辞”。晚餐后，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讨论应对之策，商定一面向大会提出，一面请政府将相关铁路合同提交国会，再令国会否决，“以民意为政府后盾”。

代表团其他成员离开后，顾维钧连夜准备发言稿。来自驻美使馆的代表团秘书金问泗记下了当晚的情况：顾维钧“就平时搜集的资料，作十分透彻的勾稽，深宵写稿，成竹在胸”。他的老师穆尔也提供了及时的帮助。因为穆尔使馆顾问的身份是秘密的，此事当时没人提及。1月中旬，穆尔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专论山东问题，长达29页，于1月14日寄给顾维钧。27日晚上，这篇文章应该就在顾维钧的案头。

1月28日上午11点，顾维钧和王正廷偕代表团秘书赵泉再次走进位于法国外交部内的十人会会场。会议在讨论托管制后进入山东问题，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讲坛上发表演说，面对的是列强巨头，问题又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在哥大读书期间参加了无数次演讲和辩论比赛，他仍不免有些紧张，“初似发言稍颤，既乃侃侃而谈”。虽然前一天做了准备，但他完全脱稿发言。

顾维钧开头就表明他是“代表人类四分之一人口，即四亿中国人说话”，这使他深感责任重大。随即，他从文化、经济、战略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山东省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孔子和孟子的诞生地，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块圣地”。根据威尔逊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大会所倡导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使“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演讲者，他不失风度地提到日本将德国势力清除出山东的“贡献”，并表示感谢，但马上就接着说，如果以出卖同胞的天生权利来表示感激，“将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失职行为”。牧野在回应顾维钧的发言时，故意提到中日间已有协议，并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威尔逊抓住机会问牧野能否将中日间协议提交和会，牧野尴尬地表示须请示政府。他随后辩称，胶州湾的转让必须在日本与德国达成协议之后，届时可由日中两国直接讨论。顾维钧立即表示不同意牧野的说法，并清晰地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中国相信日本对中国和世界做出的不会占据山东的保证，但在直接归还与间接归还问题上，中国宁愿一步到位直接归还。至于中日间的协议，这是在“二十一条”谈判后期日本最后通牒情况下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的，充其量只是因战争产生的临时性协议。并且，这些协议因为中国对德宣战，根据国际法情势变迁的原则已无法执行。再者，中国对德宣战已废除中德间相关条约，因此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已归中国。而且，即使这些条约未予废除，德国也无权转让给他国。

顾维钧与牧野的交锋时间不长，仅半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用语平实，有理有据，无懈可击。发言一结束，威尔逊总统就离座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随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外交大臣贝尔福（Arthur Balfour）、美国国务卿蓝辛也来向他祝贺。蓝辛在自己的会议笔记中写道：“他（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则评论道，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当天中午会议刚结束，称病未出席的陆征祥就致电外交部报告十人会情况，称日本代表在会上“答复支吾”，英美法各全权代表均露不满意之颜色。而对顾维钧的发言，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之表示，现于颜色”，发言结束后各国代表以中国理由充足，“均与顾王两使握手”。

巴黎和会后，决定设立“国际联盟委员会”，中国入选，由顾维钧代表出席

顾维钧的发言是中国政府的代表第一次震动国际外交舞台的成功演讲。发言当天，顾维钧离31岁生日还差一天，在老谋深算的欧美巨头占据舞台中心的国际外交界，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崭露头角，一举成名。顾维钧发言的准备时间，从卫理通报算起，不满24小时。但他为这一时刻的准备，从他进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学时就已开始了。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卡尔德拉”号案件的历史与法律》说理透彻，层层辨析，逻辑严密。28日十人会上的发言风格与之一脉相承，不用激烈的语词，不直接怒斥对方，充分发挥法律和逻辑本身的力量。这是他在哥大学习国际法和演讲实践的结果。“二十一条”交涉的经历和驻美期间对远东外交的关注，使得顾维钧对山东问题早有准备，不致仓促上阵。当然，穆尔的帮助也十分关键。在那份“中国租借地”的备忘录中，穆尔指出，中国应该明确要求主权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并指出战争发生使租借地的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还指出中国给德国的租借地并没有放弃其主权等。穆尔备忘录中的这些观点，在顾维钧的发言中都有体现。

顾维钧的这个发言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出现在中国近代外交的关键时刻。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潮流，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巴黎和会是近代中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和会筹备过程中，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一些外交官提出修约建议，预示着修约将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诉求。顾维钧的发言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率先发出中国的声音，占天时之先。顾维钧发言的场合也占尽地利之便。这是在巴黎塞纳河边凯道赛（Quai d’ Orsay）的法国外交部大楼，是欧洲外交的中心。十人会上，英、美、法等列强首脑都在现场，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他们的关注，也吸引了国际媒体。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结合造就了顾维钧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

顾维钧的发言改变了代表团内最初获悉日本提出山东问题时的沉闷气氛。代表团顾问、驻丹麦公使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顾向委员会前作了很好的发言。”在北京，总统徐世昌收到报告后，称赞“顾使在会中陈述各节，洵为探骊得珠，条约等件交会决定，尤属扼要”，“深堪嘉尚”。山东省籍国会议员张玉唐等致电代表团顾、王专使，称“公等雄辩，声震环宇”，“不独山东之幸，实全国所渴望，乞坚持不让”。

但日本对顾维钧的发言十分恼火。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面见代理外交总长陈箓，对中国1月28日的表态提出抗议。小幡的矛头直指顾维钧，称“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又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压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企图通过北京政府施压中国代表团。美国方面对日本向北京政府施压一事十分关注。威尔逊获悉后告诉蓝辛，“我认识到此事的严重性”，让他给芮恩施去份电报，要芮鼓励中国政府站稳脚跟。威尔逊还叮嘱蓝辛，“可向顾建议按他认为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蓝辛随后在与顾维钧的会面中给其鼓劲：“日本公使在京饶舌，望贵政府不为所动，贵代表在会所持态度甚为正当，如能坚持到底，当可得良好结果。”顾维钧答道：“府院来电均属坚持，内外一致，决不为所动。”

1月28日十人会后，顾维钧赶紧准备拟提交和会的山东问题说帖。2月11日晚，代表团在顾维钧寓所开会，他将说帖稿交付讨论审议。王正廷提出，说帖中关于“二十一条”问题“措词尚觉太轻”。顾维钧解释说，说帖专论山东问题，对“二十一条”“先仅伏根”，留待以后详释。这一解释获代表团同意。两天后，代表团决定说帖在送交和会及英国和日本前先送美国一份。顾维钧特别提出，给日本的那份不要附上中日间全部密约，“恐生枝节”。

2月15日下午，中国拟向和会递交说帖前，日本代表团秘书吉田茂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顾维钧出面接待。吉田指责顾维钧1月28日的发言，称如与牧野“预为接洽，岂不甚佳”？顾维钧反问道，牧野先在十人会背着中国提出山东问题，中国“即使欲接洽，何从接洽起”？吉田顿时语塞。

顾维钧起草的说帖全称为《中国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益之直接归还说帖》，分四部分。前两部分分别概述德国和日本侵占山东的过程，后两部分“中国何以要求归还”“何以应直接归还”是整个说帖的重点所在，详论中国要求收回主权的理由。在这份洋洋万言的文件中，顾维钧仍以擅长的国际法作为立论的依据。他认为山东各项权益归还中国，“实不过依据公认之领土完整原则为公道之一举”，深信“和平会议对于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关于山东省之他项德国权利之直接归还，必能认为合于法律公道之举”。

这份说帖得到美国代表团的肯定，称其“理由充分，措词得体，语气和平，阅之颇为满意”。说帖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的回应使中国代表受到鼓舞。在和会上中日的第一轮交锋中，中国代表团暂居上风。

（节选自《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第三章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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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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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01-9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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