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研究的实践路径与主要领域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沟通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在国内经典的社区研究中，学者们常常把“社区”理解为一种地域性社会，希望将“小社区”确立为勾连“大社会”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单位。显然，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社区相对封闭、独立以及多重边界高度重合的现实基础上。今天，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社会正在由相对封闭转向日益开放，使得当下社区研究所要处理的空间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毫无疑问，当前不断增加的社会流动和新的利益关联对传统社区研究构成了新的挑战，这将给当下的中国社区研究增加许多新的变量。

（一）中国社区研究的三重路径

鸟瞰近几年来中国社区研究的整体状况，可以说，“社区”集中在三重意义上延展于学术脉络之中，并由此形塑了“社区”概念的三重面向：第一重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社区”。即将“社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向内”的研究取向关注到社区内部的治理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规范、社会互动、利益关联、情感认同等方面的现状与变化。在第一重意义上，社区研究集中展现了社区的地方性和特殊性。第二重是作为情境设置的“社区”。比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典范，就依赖于社区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成功运用。即以“向外”的研究取向将“社区”作为探查基层社会转型、各类社会关系变动与宏观社会结构的重要棱镜。在第二重意义上，社区研究将认识抽象的结构性关系锁定于特定的情境之中，从而能够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相对中微观层面的社区研究来投射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第三重是作为社会行动的“社区”。即将“社区”视为有助于目标达成的资源以及蕴含公共性和现代性的价值精神。在第三重意义上，社区研究聚焦于不合理的经济社会结构、社区问题以及权力不平等，致力于通过集体行动来促成改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对“社区的探寻”也是一种积极的反思性行动实践。与“社区”的三重定义相对应，社区研究因此也形成了三条并进的研究脉络——共同体取向的社区研究、结构取向的社区研究、行动取向的社区研究。

共同体取向的社区研究继承了社会学对于社区研究的传统，将社区视为特定空间范围内的关系联结体，对社区内部展开“解剖麻雀”式的研究。其研究特点是聚焦于特定社区内部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联系，描绘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对社区秩序的双重建构。其中，通过对社区内部自发秩序的揭示，它将人的行动策略、情感—心理要素重新囊括进时空之中。在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共同体取向的社区研究致力于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去回答地域空间内的社会整合、情感连结、共享价值、集体行动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达成？

与共同体取向的社区研究聚焦于特定社区，挖掘社区团结和冲突深层机制的研究取向不同，结构取向的社区研究则在更宏观层面上关注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在一般意义上对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进行结构性的描述。显然，结构取向社区研究的旨趣并不是“向内”地关注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社区，而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以“社区”为棱镜来回应更大的结构性议题。结构取向下的社区治理研究、社区服务研究、社会组织研究实际是将社会治理问题、社会福利体系问题、第三部门的发育问题放置在地方情境中加以考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区”为社会学通往结构性议题增添了可以接近的理论桥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社区”被视为宏观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微缩体。

相较于前两种社区研究的取向，行动取向的社区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以“实践为中心”（practicecentred）的研究。它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层内涵是通过反思性思考和行动促进来彰显社区的价值维度。行动取向的社区研究在根本价值上认为社区问题的根源来自更大层面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强调通过集体行动来改善资源与权力的分配，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变更。另外一层内涵是将“社区”本身视为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整合社会秩序的手段和方法。行动取向的社区研究相信社区所具有的“社会性”及其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积极意义。因此，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社区研究也是一个通往意识觉醒、需要满足、参与、自决、合作、价值追求以及权力再分配的过程。

（二）国内社区研究的核心论题及其新进展

在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背景下，当前社区研究带领我们在新的空间范畴和历史范畴中重新发现“社区”。在这里，“社区”既可以是实体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建构意义上的。整体而言，近两年来国内社区研究沿着共同体取向、结构取向以及行动取向三重研究路径将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面中，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进展。

首先，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来说，近两年来的国内社区研究在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以及对研究对象的处理方式上逐步展现出从“有形社区”转向“无形社区”，从“地理社区”转向“文化社区”，从“封闭社区”转向“开放社区”，从“断面社区”转向“历史社区”，从“一体化的社区”转向“多层级的社区”的研究拓展。在“社区消失论”和“社区存续论”之间，社区研究正在发生一种“网络转向”，即在开放的、实践的视角中，考察经由多重行动主体共同建构的现实网络。作为研究对象的“社区”，其多元类型的研究正在不断扩展，社区研究中的民族因素也多有提及。在研究内容上，社区研究突破了对地方性知识和小社群社区生活的深度描述，转而通过搭建宏观与微观对话的中观理论层级来接近并进入宏观理论议题的研究。同时，国内社区研究也在研究内容上呈现本土社区治理经验与国外社区治理经验之间的并行与对话。

其次，从研究方法来说，以小样本个案、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要特点的社区研究方法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集中地面临着方法论上的挑战，即社区研究方法是否必然使我们的研究视野具有区域性的限制？如何使社区研究在局部的研究中兼及整体，有学者从“社区作为局部性和整体性的合一”来对社区研究方法进行重新阐释。在研究方法方面，近两年来的社区研究也实现了诸多突破，比如“横的”社区研究方法与“纵的”社区研究方法（历史分析）的结合，将社区个案的历史、社会脉络或情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个案扩展以及区域分类比较方法被用于更全面地展现中国本土性。如何扩展个案的代表性，近两年的社区研究也开展了一系列比较研究。如何走出个案研究的局限？在经验材料的获得上，从小样本个案走向多样本甚至是大样本个案，学者们都做了很好的探索。此外，社区研究不再局限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手段与个案研究的结合成为近两年的研究亮点。

再次，从研究视角来说，近两年的社区研究逐步迈向了“开放”的社区观和“过程”的社区观。将社区作为一个“开放空间”，内外要素的互动集中被讨论。从小地方的微型社区研究（以参与式观察对具体社区进行考察）转向与更大语境中议题相勾连和回应，也即关注到社区之外的历史和空间，由此形成了“从内看外”和“从外看内”的双重研究视角。开放的社区研究因此使基层社会的描述具有了更丰富的面貌。同时，将社区作为一个“过程”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当下的社区研究正在从以“地点”为基础（place based）的分析视角转向以“过程”为导向。“社区”被视为是一个社会团结的社会过程、生产与消费的物质过程以及集体记忆和文化意义的象征过程。社区的“过程观”在研究视角上强调“去价值化”，描述了一个动态的、建构的社区图景，并且使社区研究突破了静态与单一而展现出更多的内在张力和多元性。

最后，从理论基础上来说，近两年的社区研究在理论框架以及在理论建构的取向上都产生了与以往研究较大的差异。“国家—社会”的关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思和推进。当下的社区研究开始抛弃对“国家—社会”作简单化的理论假设或在“国家—社会”之间构筑实体化的明晰界分，转而考察层级、国家能力、时间节点、事件等因素影响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多样表现及其动态性。关系主义的论述拒绝将“国家—社会”进行实体化的表述，强调在微观社会实践、动态事件中考察其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在近两年的社区研究中，宏大的理论框架越来越被谨慎地使用，呈现对社区立体化、深度化考察的研究旨趣，社区的文化意义也更多地在理论中被回应。甩掉宏大理论的“包袱”，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框架而被社区研究所使用，比如“空间—行动者”框架、“结构—过程”框架、“行动者—事件”框架、“互动—象征”框架等。同时，理论的建构与阐释越来越走向精细化，比如注重行动主体与实践情境的差异，融合微观解释与结构性要素解释的双重路径，聚焦于社区机制的研究来反映变量之间的复杂关联……在以“社区”反映中国本土经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理论建构的尝试。

如今，“社区—社会”已经不以进化谱系而存在，而是成为融合社会性、空间性、文化性、情感性等多重特性的复杂体。在现代社会，社区的重要性并未减弱。“社区”作为一种观念、符号和情感重新被找回，在多重话语中被重新确立了现代价值，并重返理论与实践的中心。社区研究的复兴，持续地对“麦当劳化”和技术化的社会学发起抵抗，并且一如既往地维持着中观社会关系、地方性知识以及情境（context）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然而，社区研究仍然是一个充满困惑的研究领域。社会团结的产生是否能够脱离特定的地域空间而产生？地域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边界是何种对应关系？为什么在有些空间中产生了团结与整合，而在有些空间中却产生了冲突与竞争？这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在目前的社区研究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在社区研究的多重研究脉络中间，仍然缺乏有效的对话，以至于社区研究在整体上陷入紧张——社区研究究竟应当是描述性的还是规范性的？研究范围是基于地方的还是全球的？行动的价值主张究竟是效率还是公平，是需求为本还是资产为本？而多重研究路径下的社区研究在展现“社区”多面性的同时，也重新为“社区”增添了新的争议——“社区”究竟是地域的还是流动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有意图的还是偶然的？是压制性的还是自由的？是功能性的还是非功能性的？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可以说，当下的社区研究仍然在方法论、本体论、认识论上缠绕着诸多争议，这也应当成为未来社区研究的重点：一是方法论上的争议。社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单位，还是应当在更大的层面上寻找新的研究单位，比如区域、国家、跨国？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社区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议题上构成合适的研究单位，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得到检视和反思的。二是本体论上的争议。“社区”内部的双重秩序，使得对于社区的本土认识停留在“政权建设论”和“社区共同体论”的二分之间，而未形成研究的整合。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多地转向关系主义的论述方式。同时，社区研究还有待于在不同地区的社区类型、不同社区治理结构的社区之间展开更为充分和精细的比较研究。三是认识论上的争议。社区研究所主张的“见微知著”如何能够实现，这显然需要认识论层面的创新与突破。微观如何与宏观相结合，这种认识的达成显然需要更多中间变量的发现和加入才能够达成。同时，对于“社区”的认识应当具有两面性，将社区视为一种有益的社会资本，这已经成为重建社区的首要理由。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区、社区资本也可能意味着社会排斥，可能具有负面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国内的社区研究应当着力避免一系列的研究风险，比如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概括的所谓“个案”；随意地将各种差异作类型化处理，而没有经历理想类型建构过程中的分离、抽象的过程；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选择之上，忽视社区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整体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混合研究方法上的贡献；“社区治理”“社区营造”等概念所携带的学者学以致用、重建社会的情怀和志向，使他们很容易忽略本土性的反思以及理论适用的条件性，从而最终可能走向完全彻底的实用主义之路。总的来说，国内社区研究在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还要更加注意本土情境，强化研究方法的训练和社会理论的提升。

文军  吴越菲

（节选自本书《重构“社区为本”的研究传统与实践路径》第三节，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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