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代序）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和京东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围绕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合作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并结集出版。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归根结底是整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入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并将无处不在、无远弗届。《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也体现了这个特色，报告作者均为经济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分别从税收、债务、金融和融资、反垄断监管、绿色发展，以及促进乡村振兴和智能城市发展等方面，对数字经济以及平台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是一种集分工与合作、细分与集成、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合作研究成果。不仅这种分工方式和研究过程具有特色，涉及的领域也都是具有最高优先序的，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颇具价值。今后，这种合作研究仍将继续进行。我相信，围绕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将在更多更广的领域进行，并将能够取得新的成果。数字经济发展既是提高生产率的必然途径，也应该成为分享生产率的重要领域。借此机会，我拟从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角度，简述自己粗浅的思考，同时也算是对这个合作项目未来成果的一种期待。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要求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准则。从性质上说，数字经济是载体而非目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而非终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手段，承担着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确立这样的功能定位，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数字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相应地，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数字经济既应该也能够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先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初次分配是决定生产率提高和分享的基础领域。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理激励，都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内产生的。分享生产率成果需要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初次分配领域的激励和效率功能，旨在确保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而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在高质量发展中，以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化，为所有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生产率驱动力。与此同时，生产率本质上是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途径则是生产要素的不断重新配置。数字经济恰可以利用其最突出的特征，即具有良好的连接功能，推动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以及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拓展，推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初次分配也是分享生产率成果的关键领域。研究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差距上的不同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再分配力度的大小，还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的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Blanchet 等, 2020）。这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生产率分享的导向，并不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若要使数字经济充分发挥生产率分享的作用，进而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劳动者报酬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缩小等目标，就需要规制和政策有意为之。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数字经济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最主要来自“熊彼特机制”，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制度安排。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在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提高的步伐不是齐头并进的，生产率提高的效果更是云泥之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显示，在采用数字技术或者说数字化转型方面，行业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而在生产率表现上形成巨大的差异（Pilat和Criscuolo, 2018）。

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就是如何使创造性破坏机制既能够发挥提高生产率的作用，又能够发挥分享生产率的作用。这个机制在于，在数字化转型中成功提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扩大自身的同时，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遭到淘汰，这就意味着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了，整体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如果担心发生技术性失业现象，不敢接受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看似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实际却因资源重新配置的僵化而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分享也就无从谈起。

在尝试回答“索洛悖论”，即为什么广泛采取信息技术却未能提高生产率的疑问时，有研究发现，美国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整体处于持续降低的态势，使美国经济的营商活力显著降低（Philippon, 2019）。生产率提高的停滞意味着做大蛋糕的幅度减弱，分享蛋糕也就成为无米之炊，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加大再分配力度，建立健全广泛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社会层面对劳动者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无需以保护劳动者作为借口，妨碍在数字化转型中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充分发挥作用。

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还是在第三次分配领域，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导向，都可以显著影响生产率的分享程度。提高生产率是市场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动机，必要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分享。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系统和正式制度安排之外，还存在巨大的空间，可以通过被经济学家称为“助推”的方式（塞勒、桑斯坦，2021），提高数字经济发展中生产率分享的水平。

这种助推力量作为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运行环境，具有非强制性、行为后果副作用小、更加倚重当事人“向善”动机等特征。这有助于共享生产率成果的助推，在三个分配领域皆可以体现。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等内涵的第三次分配，尤其适合于借助这种助推方式，开辟更多扶贫济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的贡献渠道。可以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分配领域协调配套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规范、舆论引导以及社会诚信体系来营造一个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各种市场主体自觉地把社会责任具体体现为科技向善、管理向善和创新向善的行动。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2022）

李扬 主编

沈建光 何德旭 副主编

2022年10月出版 / 定价168.00元

ISBN 978-7-5228-0386-9

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国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参与国际竞争、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领域和抓手。在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阶段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均面临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与京东集团组建联合课题组，依托各自经济研究学术积累与资源以及数字经济实践，共同创作完成本书，旨在记录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从中总结数字经济的基本逻辑，力图全面、系统地展示并分析数字经济领域由量变到质变，继而为整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的实践历程与内在机制，并对其中的现象、问题及背后的客观规律进行跟踪研究，为中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提供贴近实践的对策建议和政策咨询；同时深化新技术背景下的经济理论研究，讲好“中国故事”。

李扬，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现代金融学会副会长，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数专家委员会主席，亚洲金融合作协会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

沈建光，经济学博士，现任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京东科技集团宏观经济与产业研究院院长。此前作为首位进入欧洲央行工作的华人资深经济学家，负责亚太经济预测和分析，后历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深经济学家、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国际经济合作组织顾问和中国人民银行访问学者。

何德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