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索·恩新书 │ 灾厄当前，千城千面——瘟疫的威力

作者：索恩thornbird

发布时间 2023-04-14 09:05   浏览量 331

寻找面包、人生的意义和灵魂救赎

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教会在传统上负责应对和解释极端的危急状态。教会必须在其等级制度的各个层面上提供可接受的解释，并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实际的帮助。教会在瘟疫期间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期望，势必对能否克服危机有很大影响，从而对教会本身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要么提高威望，要么不得不承受在威望和认可度方面难以弥补的损失。从意大利的角度来看，疫情暴发时情况已经极不正常:近四十年来，教宗不再在历任相传的、位于罗马使徒之墓的大位上进行统治，而是居住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

对许多基督徒来讲，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像瘟疫那样前所未有的苦难才会暴发。特别是罗马人不得不应对这种破坏传统秩序的做法。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本书将在专门的篇章里叙述。而那位执政的最高祭司克雷芒六世(Clemens VI)所起的作用将在阿维尼翁的“瘟疫之旅”中得到讨论。

书中插图：在大规模死亡的高峰期，各城市能为大量黑死病死亡者提供的空间都很紧张

总体来讲，教宗在有关瘟疫的报道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次要的角色，尽管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要宣布令人意外的消息。佛罗伦萨商人马特奥·维拉尼(Matteo Villani)这样写道:“在致命的瘟疫发生时，教宗克雷芒六世宣布了一项全面的大赦令，对所有请求宽恕其罪过、悔过自新并在此后马上死去的人给予全面的宽恕。”所有神父，无论他们在教会等级中的地位如何，此时都被允许向所有临终者授予这一非常特殊的恩宠。

这项提议并不真的意味着忏悔后罪孽就能被赦免。1348年大赦令出台，免除了临终者在炼狱里因其一生中所犯下的罪孽而应得的惩罚。在正常情况下，要获得这样一种大赦，必须 作出特别的贡献方可，诸如去罗马朝圣、虔诚地捐赠，或者付钱。从教廷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既恰当，又廉价，教宗毕竟是动用了教会的恩典宝库(Thesaurus ecclesiae)给信徒们施舍恩宠，这一宝库由基督和圣徒的善行构成，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剩余赎罪价值，可以让罪孽深重的人按照教宗的分配方案全部或部分抵消罪过。

现在采用这种一笔勾销的方式是一种不寻常的让步，这种让步本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谁要是在这个悔过的时刻侥幸活下来，很快就会失去这种特殊的恩宠，因此，完全有必要认真地考虑，宁愿在这次大赦之际死去还是一直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在这个必死无疑的时刻，所有基督徒都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不断地发生，因而本着充分赎罪的心态为自己的死亡作好了准备。”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计算:利用这么个独特的机会，划算还是不划算?

书中插图：瘟疫释放了人类最残酷的一面

至于这种闻所未闻的新举措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实在难以评估。倘若把这个问题想透彻了，那么这一举措必将撼动教会等级制度的根基。如果在像 1348 年那样的特殊情况下，每个普通教士都能被授予本来由教宗独有的权力，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不能长期并且普遍这样做，必要时哪怕未得到教会高层的特别许可也这样做。

的确，就连教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以及庞大的教会机构存在的资格现在也都 可能遭到质疑。教会高层将特别权力临时授予位阶低下的神职人员并非个案，正如《西西里史》中所描述的那样:“当瘟疫 在卡塔尼亚肆虐得最厉害的时候，教宗将他自己作为主教和教宗时拥有的所有神职全权授予包括最年轻的教士在内的神职人员。”在大规模死亡的高峰期，英国教会的“大佬们”甚至采取了更激进的解决办法。

但总体来说，在欧洲大部分关于黑死病的报告中，教会及其神职人员都占据相对次要的地位，当然由神职人员自己所作的描述除外。在大多数编年史中，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融合成为一个平庸的群体，其中当然不乏个别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脱颖而出，但总体来讲，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苟活下来的粗俗利己主义占了上风，甚至不惜违反神圣的职责。神职人员群体在这 方面也不例外，这一事实编年史家们通常也就顺带一提而已:

“在此期间，死亡在墨西拿的居民中广泛地蔓延，以至于许多人都想向神父忏悔他们的罪过，并写下他们的遗嘱。但神父、律师和公证人拒绝进入这些人的家。”在具体的行为中，没有 看到神职人员作出更高奉献的迹象，也没有见到对受洗礼者的品行进行宽恕的影子——这种评价虽不免一概而论，但几乎所有报道瘟疫的人均持有相同的看法:“一个黑死病人被遗弃在他的屋子里。

他的亲属没有一人敢靠近他......没有医生进来。神父充满了恐惧，颤颤巍巍地完成了最后的圣事。”他至少还来了，而不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据编年史学家们说——根本拒绝行使他们的职责，或者更糟糕的是，将圣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大批神父和托钵僧只去找富人，让他们给自己支付丰厚的报酬，以至于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富人。”

书中插图：直接以黑死病为主题的绘画十分少见，尤其是在意大利，在那里几乎找不到以大规模死亡的恐怖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最后的这段叙述对所谓的神职人员不受约束的致富行为表示不满，这种做法很不寻常，但其批判教会的倾向跟一般报道的倾向其实是一致的:神职人员跟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他们声称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天主，从而从尘世的基本欲望和恐惧中解脱出来，但这种说法没有经受住黑死病的考验。

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的认识，因为神职人员，尤其是托钵僧，比一般信众更加沉湎于自然激情，特别是性的激情，这是狂欢节喜剧和小说中一个用之不竭的主题，反映了当时反教士的俗套看法。但这样一种沉溺于“人之常情，太符合人之常情” (Menschlich-Allzumenschliche)的做法跟面对死亡拒绝履行责任并不是同一种性质。因此，这场瘟疫中的经历并非引发了，而只是加剧了教会和教士们在之前就已面临的危机。

神职人员在疫情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在总体上令人唏嘘不已，这固然集中反映了同时代人的看法，但并非自动说明实际情况就真的一定如此，因为这样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观的，受到许多个人因素的影响，诸如假想敌、喜好、兴趣和经验等。这类报告能否如实反映各地的普遍情绪和评价，也同样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不能进一步明确，因为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证人虽然经历了瘟疫并深受其难，却并没有留下任何见证。

至于说文盲阶层——即使是在佛罗伦萨那样的文化大都市占比也远远超过了人口的一半——遭受了瘟疫的何等蹂躏，充其量只能通过他们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从文字上来进行推论。倘若在这种情况下还非要以特别严谨的态度加以总结，那么只能得出一个普遍令人失望的结论:教会对这场灾难无法提供普遍令人满意的解释，并因其在瘟疫过程中的表现从总体上失去了权威性。

这场降临到人世间的灾难具有突发性，而且让人无法理解，从而导致普遍的束手无策，这是瘟疫报道中唯一的共同点。因此，在人心普遍不安的背景下，个人的固定价值取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但这一取向必须由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并确定。

注：本文节选自《瘟疫的威力：黑死病如何改变世界，1347~1353》中文版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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