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仿佛已成为当代学科的一种迷恋话语。不过，新媒介到底是什么？是社会变革下的洪水猛兽，是传媒业转型的救命良方，抑或是普通人平凡生活的赋权工具？随着传播科技将我们引导进入一种全新的媒介化历史，理解新媒介与公共生活的内在联系，也就构成了传播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之一。

王昀先生的《理解新媒介：线上内容生产与公共性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正是基于这种使命感而推出的力作。该书逻辑严密，思辨缜密，广征博引结合多案例考察，显示出作者深邃的专业眼光与深厚的学术功底。面对新媒介神话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本书提供了一个具有弹性的论述视角——基于风险理解新媒介生态。对于业内外人士，这种研究视角、研究路径与作者提出的反思性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围绕公共性文化所描绘的大量鲜活材料，对于外界认识并理解传播科技大时代变革下的中国境况和中国经验同样具有显著意义。

二

风险性与公共性相伴，新媒介风险压力提升了不同线上内容生产者面向外部互动的合作需求，推动了当代媒介实践的公共性文化。在书中，作者观察了不同的线上内容生产类型，包括以新闻组织和公共关系为代表的专业新闻生产，以自媒体和娱乐导向为代表的业余用户内容生产，基于人工智能和计算传播方法等的新兴内容生产。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围绕各类生产活动，公共领域正转向由不同线上内容生产者主体张力交织而生的破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强调将新媒介环境视为一种摇摆的中间状态，聚焦其作为风险系统在当代社会秩序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同时，作者检视了线上公共性衍生的破碎结构如何在特定情境下被整合进整体性公共领域，进而针对新旧价值冲突的传播技术语境，讨论多元治理体系形成的可能路径。

该书各部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同时又围绕线上内容生产与公共性文化紧密扣合。《绪论》将读者的视野从苍茫的媒介研究大海引领到“媒介公共领域”，将媒介置于当前的数字化网络环境当中，引出多重行动主体的线上参与过程导致公共领域形成一种“破碎的结构”，并通对新媒介的公共性、参与主体、参与机制等的问题设置，为全书定下了基调。第一章作者回应的是读者必然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何将新媒介视为风险”。第二章在逻辑上承上启下，阐述了风险社会与新媒介时代的内在关联，同时批判性地引入公共领域的概念，由此阐发专业化新闻生产与新媒介风险的关系、线上用户的内容参与与公共性风险，最终指向新媒介风险与公共性文化。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融合视野中的新闻生产、转型语境的共关生产、自媒体的可持续性风险、另类的娱乐生产等四个方面，探讨线上内容生产所带来的风险与公共性问题。第七章与第八章分别对当前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点领域——计算导向的新闻生产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内容产制进行了反思。第九章则是前面几章论述的自然归结，作者对新媒介风险下的公共领域进行了反思，提出一种数字社会公共领域探讨的方法路径。在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一种破碎的公共领域范式，并对互联网政治研究进行了展望。

三

该书没有冗余的内容，没有空洞的言说，而是干货满满，作者基于对多领域主流理论的把握与丰富资料的掌握建构自己的媒介观；同时该书立足当前技术演化下的媒介生态文化，视野前瞻，具有启发性。总体而言，以下三点是理解该书的关键：令人耳目一新的媒介风险研究视角；对线上多元内容产制的把握与反思；对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性借用。

1.令人耳目一新的媒介风险研究视角

当前流行的风险研究范式一般带有显著的工具性色彩，多面向特定的风险因素，透过实证研究力图推动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进入科学化、制度化轨道。（王昀，2020：34）这种工具理性的研究范式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包括传播学研究领域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做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具有很强的实用理性色彩，他们更喜欢用实体性或功能性的视角而不是现象学或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媒介。在他们的眼中，媒介或是实体化的或是功能化的。正因为如此，胡翼青认为，理解媒介，引入马丁·海德格尔的视角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是由某种形式和技术构建的意义空间，这个空间在观念的传达上具有明显的侧重、强调和偏向，它向其使用者展开在特定空间中才可视和可理解的意义，而其使用者在这些空间中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又会不断带动意义空间的开拓与转型。（胡翼青，2018）这种研究路径的转向对于媒介研究乃至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理解新媒介：线上内容生产与公共性文化》正是基于这种路径构建的媒介观。作者在第一章即开宗明义，“本书界定的‘风险’既不指单一、损害性的公共风险事故，也并非指工具性的风险沟通手段，而是尝试将新媒介参与文化视为一种整体性的风险系统”。（王昀，2020：9）这一研究路径可以纳入媒介环境学和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框架。在该框架下，有学者曾采用逻辑演绎和宏观思辨的研究路径,把新媒介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诱因,讨论在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新媒介与文化间的共生关系。（李东，2014）这种社会文化变革的诱因，与本书所指涉的风险具有类似的意涵。作者在本书中探讨作为风险的新媒介，乃是反思传播本身的意义，观照数字网络技术应用在新时期带来的不确定性。由此，作者认为对风险社会概念的把握极其重要，因为风险概念的兴起是面向对现代性观念带来的一系列科技、经济、文化、制度相应的批判性思考，风险社会在本质上即转变为民主政治问题，牵涉公共领域之中形成的信任、道德、认同等一系列共同体规范。（王昀，2020：35）

需要注意的是，将风险视为新媒介的本质特征，并不是一种悲观主义。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风险社会中诸多新风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更危险了，而是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杨雪冬，2005）所以，从风险的角度来切入对于媒介的认知，并不是说媒介本身即意味着风险，而是因为“这是传播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时代使命之一”。众多的研究无论将新媒介挑战视为某种商业难题抑或技术挑战，都忽视了新闻业的公共服务使命——一种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本质前提。作者自己也认为，以风险作为视角，鼓励我们以更为现实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王昀，2020：4）。这种研究思路体现了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作者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根基。

虽然遵循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思路，但将新媒介置于风险视角、将新媒介参与文化视为一种整体性的风险系统进行研究，本书极具开创性。基于中英文主流搜索引擎进行关键词搜索，都鲜见相关论述；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与该书主题接近者更是寥寥。究其原因，正如作者所言，本书使用“风险”（risk）来形容这种新媒介公共性背后蕴含的不确定性的面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讨巧”。因为风险一词已经应用于众多学科领域，本书采用“风险”一词，必须是一种另辟蹊径之举，“这一概念的特殊意指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思路出发，作者也必须摒弃工具理性的路径，探讨作为媒介参与文化的风险系统，“以一种反身性立场来看待作为风险的新媒介，进而检视风险与公共性的内嵌状态”（王昀，2020：5）。

2. 对线上多元内容产制的把握与反思

既然新媒介即风险，那么如何理解作为风险的新媒介呢？最根本的就是从新媒介内容生产入手。作者认为，从媒介这一概念来看，“它首先并非作为某类制度或机构实体存在，往往象征着一种既定的社会实践，一种经由代理人把关，面向公共领域的内容观念建构过程。在人人参与的数字时代，公共交往是由无数持续的内容生产构成的。”（王昀，2020：1-2）这一概念的界定在媒介环境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媒介环境与媒介技术的不断变革，媒介环境学派将研究领域和议题持续拓展至媒介即讯息、媒介技术论、媒介即环境、媒介偏向等领域（陈世华，陶杰夫，2017：100）。也有学者将新媒介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诱因来分析（李东，2014）。本书则更进一步，作者不仅对媒介本质进行了界定，将媒介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而且认为这种实践是面向公共领域的内容观念建构过程。这就引出了新媒介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必然联系，强调了其中“内容生产”的重要性：内容生产一方面实现着媒介的本质，另一方面塑造着公共领域。因此，对多元内容产制的把握与反思是全书的主体，相关内容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10章内容有6章是关于新媒介的内容生产。作者通过多案例的观察，呈现了专业化的新闻生产与用户内容生产两种主体，涉及新闻组织、以公关为代表的内容提供者、个人自媒体运作、娱乐生产、人工智能和计算传播等。

针对专业化的新闻生产，本书将其纳入融合视野，重点探讨社交网络的媒体间互动结构。即通过勾勒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在社交网络传播中的各自位置，帮助读者了解媒介融合趋势下，不同媒体形态之间形成的竞合生态。作者选择以新浪微博为平台，通过社会化网络分析探讨媒体账号在其中建立的关系机制，在此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媒介风险下新闻生产的四大反思：线上内容的流向性问题，线上新闻的生产规范问题，新闻体系的媒介偏向性问题，跨平台迁徙的融合行为问题。针对另一个新闻生产领域的重要的消息来源公共关系行业，作者立足该领域的社交媒体近用，以公关从业者的他者视角来看待一种关于传统媒体关系的想象，从而基于新技术环境描绘共关业与新闻业的互动面貌，探讨在公众内容消费的转向中，这些传统领域的内容生产与提供者争取日常公共支持的竞合面貌。针对自媒体的内容生产，作者认为，自媒体现象消解了传统意义的媒介把关文化，挑战着组织化的专业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数据分析与个案考察，作者认为，研究者的重点，是观照用户内容生产在建立、运作、缓滞乃至衰退阶段，是如何加速线上公共领域的流动性的。（王昀，2020：129）针对内容纷繁庞杂的娱乐内容生产领域，作者选择了作为线上娱乐文化主流的视频服务作为案例对象，聚焦影像消费中出现的“礼物”这一核心符号，从而回答了线上用户如何将自身的私人消费演变为集体行动，他们的公共交往纽带如何形成，文化次级群体建构的共同体社区呈现何种权力生产与秩序体验等问题。

针对“可计算”新闻学的崛起，作者关注的是，当“可计算”的新闻学成为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的主流思路，由此带来的媒介生态如何作用于人们日常的公共生活文化。（王昀，2020：162）作者还强调，要考察计算范式如何成为新闻实践的一环，我们必须看到技术采纳过程中呈现的未来延展性。在探讨了目前以计算为导向的传播公共性图景之后，作者提出，“计算”是数字时代的特殊隐喻，因此，人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媒介领域广泛兴起的计算导向，乃是何以成为社会主流接受的隐喻，又将施加何种公共性效应。据此，作者提出如下三大反思：“计算”何以更有效地促进公共参与？“计算”究竟能否解决新闻生产面临的种种危机？公共性真的能够被计算吗？（王昀，2020：177）以上反思的逻辑就在于，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计算方法带来的影响，而应当将其植入更宽广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语境，去考虑计算导向的新闻业取径之所以形成的竞合与协商空间。

针对另一个技术应用趋势——人工智能，作者首先梳理总结并分析了传播学研究的四种代表性取向：基于机器自动化的媒介生产取向，基于算法模型的计算科学取向，基于信息处理的认知传播取向，基于用户中心的人机交互取向。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人工智能与新媒介内容产制之反思。首先是多元化内容生产格局的再审视。作者认为，未来大众媒介的常规信息生产会在相当程度上被代替，因此必须正确看待由此而来的媒介组织的专业主义问题。作者强调，必须摆脱新旧对立的媒介史观，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如何助益于日益多元化的内容生产格局，实现更具人文价值与公共利益的新媒介文化。其次是探讨如何提升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精确性及其对于情景的反应能力。作者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存在传播学所谓的“交流的无奈”的经典命题，因此，人们唯有不断通过对行为与条件的设计与调试，最大限度地提高智能反馈的准确性。（王昀，2020：192-193）再次是相关的媒介素养与传播规范问题。在智能时代，受众在接纳机器程序所主导的资讯机制的同时，亦不可忽视独立的媒介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意义。因为，“智能算法虽不断提升人们获取信息、过滤信息的速度，却常因过度迎合用户需求而导致内容偏见问题”。（王昀，2020：193）面对人工智能影响下的媒介转型，作者呼吁，人们不能浅尝辄止于描述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新现象，而应迅速调整现有方法与视野，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关怀人工智能的学科思路。

3.对公共领域理论的批判性借用

国内关于公共领域概念的探讨多数沿袭了自H. 阿伦特（H. Arendt）与J. 哈贝马斯（J.Habermas）以来的理论思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模型聚焦于17至20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生活，虽然其本人试图超越历史的限制，构建一种规范性的理想，但此种传统的理想模型在现实世界从未实现。因此，哈贝马斯的理论模型在多个方面得到后续研究者的不断修正、补充。本书作者在对针对中国语境的公共领域研究进行梳理后也发现，相关研究多回避争议，力图发掘、诠释现当代社会现象存在的公共价值。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的互动性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也推动了公共领域研究的深入。近年来，大量研究通过引入各类线上行动与公共审议案例，关注中国社会内部分化的公共领域类型，公共领域由此俨然成为中国互联网的主流分析架构之一。（王昀，2020：199）

从本书来讲，公共性文化是其探讨的核心内容，这在本书的副标题中已经明确——线上内容生产与公共性文化，因此，公共领域必然是本书的一个核心理论来源。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线上公共领域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路向：一个是技术乐观主义对线上空间的民主化与赋权功能的夸大；另一个是对线上公共性批判。尤其是后者，互联网的娱乐化、商业化、碎片化等，以及资本对于平台的垄断，不仅导致了互联网本身的问题，还使社交媒体迅速丢失其政治讨论和公共意见传达的能力，因此不少研究者在探讨公共领域的时候，更为关注“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对此，作者并没有采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也不是关注线上公共性如何作为外部效应施加于现实社会制度，而是侧重检视新媒介环境的公共领域是如何实现自我建构以及这种建构可能产生的风险。（王昀，2020：200）

正因为如此，对公共领域的反思就成为作者设置的理论基底。作者认为公共性本身就处于一种语境反思之中；在新的传播技术语境下，由于人们公共交往形态的改变，公共领域本身亦面临着相应的结构转型。为此，作者强调理解公共领域概念必须注意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哈贝马斯理想型公共领域的反思；二是基于中国语境的在地化反思；三是基于技术语境的社会转型反思。基于这三个层面的反思，作者认为，在具体运用公共领域的过程中，不必拘泥于哈贝马斯的标准化设定。理想的路径是，将公共领域视为一个极具弹性的、可供观照成长中的市民社会与当代公共政治发展之间脉络的理论窗口。（王昀，2020：45）由此，本书通过以公共领域作为理论参照，描述不同内容生产者、参与者的线上卷入过程，从而探讨了新媒介如何作为风险折映出线上参与文化的复杂性，带来关于当代公共政治文化新的理解。

四

反思性，是该书的重要特征。该书有4章内容都是基于反思的主题，分别是：第七章《新媒介的‘可计算’迷思：计算导向的新闻生产》，尤其是该章的第三节《是耶，非耶？计算导向的公共性研究反思》；第八章《智能浪潮的隐忧：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内容产制反思》；第九章《新媒介风险下的公共领域反思：线上治理、现实困境与研究方法》；第十章《新媒介反思：一种破碎的公共领域范式》。反思是基于作者对多种理论的把握与梳理；反思是挖掘丰富案例素材表象之下的深层逻辑；反思是开创一条全新的媒介研究路径；反思体现了该书的思辨特质。1964年，西方传播学巨匠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出版之后，“理解媒介”便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学者研究媒介技术与传播的永恒反思主题，推动了传播学的发展。作为对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在新传播技术语境下的回应，《理解新媒介：线上内容生产与公共性文化》以其反思性特征为我们打开了洞察公共领域的崭新视角，呈现了新媒介认知的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1.陈世华，陶杰夫：《媒介即环境：媒介环境学的理论溯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胡翼青：《显现的实体抑或意义的空间：反思传播学的媒介观》，《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4.李东：《作为变革诱因的新媒介》，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4。

5.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王昀：《理解新媒介：线上内容生产与公共性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7.杨雪冬：《风险社会理论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8. 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