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书摘|警钟长鸣90年，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经济侵略

来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管领读

发布时间 2021-09-23 14:48   浏览量 1636

    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其在华直接和间接投资都有了大规模增长，金融活动和对华借债也更加频繁。在北伐战争期间及战后，中日双方围绕着废约运动展开了一系列权益斗争。在东北地区，则爆发以奉票危机为主要内容的货币金融冲突。随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大萧条”对日本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中日货币战争引入了新的阶段。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4年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图片来源：新华社公众号）

    北洋政府时期，日本对华资本输出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其在华直接和间接投资都有了大规模增长，金融活动和对华借债也更加频繁。在北伐战争期间及战后，中日双方围绕着废约运动展开了一系列权益斗争。在东北地区，则爆发以奉票危机为主要内容的货币金融冲突。随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大萧条”对日本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中日货币战争引入了新的阶段。

    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的融合一直是近代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日本一直散布“满蒙非中国，满洲之地位特殊”的言论，就是为其侵略活动张本。“日本是地少人多的国家，是一个军国主义底子的国家，环境迫他不得不向外发展，以维持他的生存，所以军国主义就成了日本向外发展的利器……日本之外交政策，以对华外交为基础。”外交政策是一国处理国际和对外关系问题，进行外交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正是以中国为中心的，1929年日本成立了“拓务省”，标志着其对海外殖民地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省政策及设置本意，日本斯后侵满之急进，自无待言，且依该省官制，关东厅与台湾朝鲜并列，同日田中拓相发表之声明书，更以南满铁道附属地，与关东厅并列，查关东州系租借地，依国际公法，租借地为被租借国，依国际条约，有期限的租借与租借国，被租借国于租借期间，虽暂时放弃其统治，然其领土，仍为被租借国所有，绝非殖民地之丧失领土主权者所同日而语，况旅大租期，早已届满，收回一切租借地，更为力争自由平等之新中国一致之运动乎……”。“近年以来，日本公然标榜所谓满蒙积极政策，且猛进无已，大有旁若无人之慨，唱之者，出自田中内阁，而居间策划、奔走，以助长之者，实乃现任满铁株式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是也。氏自就任以来，一面代表日本资产阶级经济侵略，一面以半官之资格，深得田中之信用，举凡田中政府之一切对满蒙企图，氏无一不与焉。而其最大关键即由向之所谓南满中心主义一变而为北满进出主义，直欲沦满为第二朝鲜，且以对抗俄国之海参威。……于满蒙开发策外，复加以朝鲜关系，使满洲、朝鲜与内地于短时间内打成一气。”拓务省将满铁附属地与关东厅并列，又与朝鲜和台湾并列，实质是要将整个东北甚至更广大的内陆地区同时作为殖民地对待，并且希望借由朝鲜为侵略中国的支点。中国方面对此评价为“将满铁附属地与关东州并列，殊属违背国际公法”。日本推行各种侵略计划，其直接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掠夺资源是其第一要务，“一经完成，第一次按可得铁铜五十万吨，石油五万余吨，即对于本国将来由金解禁所管之打击，欲加以相当补救，自亦无难云云”。

    经济侵略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手段，这种侵略必然与政治和军事侵略相配合，同时也要以这两者作为威慑，中国人对于这点也是极为清楚的，“日本在帝国主义集团里面，相形见绌，它很少说共管中国，反而奉承中国，说共存共荣。日本的存心我们是很清楚的，他在巴黎和会提出废除人种差别案，它对其他帝国主义者说：‘帝国主义是一家，何以因种族见外呢？’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一心想独霸中国的。他对中国是：‘有一口吞一口，死守不放，一有了特殊机会，就不顾一切的，再进一步来吞吃。’在表面上，日本帝国主义以所谓的‘满蒙特殊的利益’来塞耳掩眼，而在内中到处想贯彻置中国于朝鲜第二的二十一条约。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心凶恶，上面所述，不过举其经济侵略的皮毛而已，但日本既有了侵华深刻的背景，以后的侵华，自然更是有进无退，将来必由侵满蒙而全中国，这也是我们料得到的”。可见，日方步步为营的计划早已被看破，其“共存共荣”的谎言也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而关于不同侵略方式的比较，时人也有明确的认识，“日本对满蒙政策有二，曰武力政策与经济政策是也。武力政策须大牺牲乃非常之时所用，且非造成机会或待机会之来不可，故最视为捷径而最安全之侵略政策莫如运用经济的方法”。但如前所述，军事威慑是经济侵略的前提，若不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和日本军事实力的存在，东北地区就不会成为当时的局面。

    经济侵略给东北经济带来了很大负面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被掠夺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吾东三省经济奇紧之原因，亦不外乎日本为之吸收也……宝藏天然之物产，惜工业未兴，不能开采，不能改造，为我代劳者，日本也。不观夫南满，安奉两铁路，所运之原料，此非吾东三省之物产耶？载之归国，改成制品，仍运回吾东三省，货我人民，一转移间，搏我资财以去，诚可惜也……日本系三岛之国，而人口增加，每年约在十几万之多，近年以来，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实行其大陆主义，但与其为邻者，仅有中美两国，而美国为世界之列强，日本不敢越雷池一步，所能侵占者只吾东三省耳”。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挑战西方列强的权益，因此希望能够以东北为支点，谋求在泛东北亚地区的支配性地位。但是，剧烈的经济危机不但无法支持日本的国内经济发展，对于海外经济侵略也有着很强的负面影响，除了前述贸易危机以外，大量海外劳工失业造成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使得军事侵略再度成为一个优势选择。

    日本经济学家小林丑三郎在1930年曾说：“然海外发展亦是难能，海外失业者正由西伯利亚、东三省、美国逐渐返国……所以我对于政府对外政策不得不发表一言：日本对外政策，曾几度变更，每进则招外嫉妒而误解，虽然误解是不可免，但辩明亦不见谅，政府为避免此点计遂取无抵抗主义；焉知此处让步非即彼处之进展，如对华提倡门户开放者，即是日本对华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吾想华人定是欢迎，即外国亦无不喜悦，然而有功者反被摈之门外，开放之门而英美入之；时人难堪孰甚于此，俱如此类可见日本对外政策，可谓威信完全落地矣……我之所主张者，先将军国主义大变而为科学本体主义，为第一步：原料缺乏，农工幼稚之现今状态，非依科学普及，奖励发明，以图救济外，则别无良策；对原料不足，或虽有以领土欲侵略外国领土一法，则非可也。”说明军国主义在当时的日本并非刚刚兴起，也并不是少数派和个别政治家的观点。在小林丑三郎看来，它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指导思想，他之所以建议将军国主义转变为科学本体主义，正说明军国主义在日本内部的统治地位。小林丑三郎并不主张以军事侵略下的强取豪夺作为弥补资源不足的劣势，而是希望能够通过发展科技来带动经济发展和摆脱大萧条的影响。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在日本政界产生影响，也没有被采纳成为外交政策的主流。

    “一战”以后的日本在经济恢复方面本就不如其他西方国家，在经历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经济体系已经受到较大冲击，大萧条所带来的“昭和恐慌”更是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出口骤减，物价下落，公司倒闭，失业剧增，市场萧条，股票暴跌，现金流出，与此同时也给农业带来毁灭性破坏。虽然日本政府希望依靠扩大财政支出来度过危机，但财政支出的去向则不能任意置之，这就自然而然地投入军事扩张当中。其目的是在日本、朝鲜、伪满洲国和中国之间构建一种带有封闭性质的殖民地经济，这当然会引发其他列强的不满，但日本对此表态强硬。1931年6月19日，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出台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该文件正式地提出要用军事侵略的手段占领满蒙地区，到8月末依据大纲形成具体作战计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蓄意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并嫁祸于中国，日军以此为借口迅速向中国开战，占领沈阳，并于次年扶植成立“伪满洲国”。“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和放弃金本位这两个重要事件接连在1931年内发生，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日本在经济颓靡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中国内部——不论是内地还是东北地区——在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并未十分恶化，与大萧条的影响相比，日本的侵略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明显要更大。对比中日在大萧条期间国内国际形势和经济状况，就不难发现九一八事变在经济层面的原因。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货币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在政治和军事对抗下的货币战阶段。日本在其所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专门负责统制东北地区的货币金融事务，围绕伪满洲中央银行，中日的货币对抗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摘自《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第八章。

图书推荐

《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

燕红忠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从关注战时经济背后的货币和金融策略，拓展至整个近代时期商业、贸易和产业政策背后的国际货币金融对抗。通过考察货币金融发展的国际因素和内外部力量的交互影响，期待能够对近代中国货币和金融发展史有所贡献。同时，本研究通过对大量调查资料、档案资料的充分发掘，澄清了近代时期中日货币战争的表现、形式、内容、演变及影响等客观历史事实，有助于人们理解政治和军事战争背后的货币和金融的争夺和对抗。

    燕红忠，现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金融史、商业史与经济发展。在《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货币、信用与贸易:在东北探寻近代金融（1860—1931）》《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晋商与现代经济》《中国金融史》等专著、教材多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及其他国家级项目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