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新书速递|袁宝龙《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体系的整合与建构》

发布时间 2021-09-28 16:02   浏览量 1359

探索中不断进阶的秦汉政治文化体系

    以夏代为起点，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体系探索、创构的历史由此开启，文明形态亦在这样的探索中演化进阶，渐臻完善。秦汉时期中国进入帝制时代，因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体系经历了新一轮的整合与重构。在此过程中，学术思潮的涌动与政治文化的转型遥相呼应、休戚相关，中国封建时代政治文化的精神主旨和基本范式亦于这种频繁密切的互动中得以最终确立。

    经过夏代的早期探索，商人初步建立了对于天地宇宙运转规律的基本认知，早期的道德要求、伦理原则以及社会秩序亦借此建立。商人重巫术，认为世上万事万物皆由上帝主宰，凡人唯有以巫术为媒介方能侦知天意，循此而行，始合天道。因商代国家的统治需求，巫术的解读与阐释权皆为商王所有，巫术逐渐成为统治者借以统御万民的理论工具，成为早期政治实践与学术探索相结合的重要载体。以巫术实施政治治理的先决条件是哲学思考的相对原始、科技水平的相对落后，以及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天命理论这一最高原则，符合这些条件的商代因此成为巫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周人翦商，取商而代之，在天命理论尚未崩溃的情况下，周人须从理论层面为自己的翦商之举及因此而获得的统治权找到合理性解释。周公制作礼乐，目的之一正是解决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礼乐文明强调“德”的概念，为“天”赋予具有喜恶情感的人格化特征，意在表明商人之失天下及周人之得天下，原因正在于周人修德而商人失德，因此天意去彼而就此。礼乐文明比之于巫术，无疑代表着时人认识世界与宇宙的巨大进步，但它依然部分地依托了天命理论来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凭借“天意”为周天子的最高权力做出合理性解释。整个西周皆属礼乐时代，到西周后期，周王室的神性光辉因种种原因渐趋黯淡，礼乐文明的立足之基不再稳固，礼崩乐坏也就在所难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争鸣，其实正是公共阐释话语体系重新探索与再度重构的过程。孔子提出“仁”的概念，主张以人内心的需求取代天命的力量重建礼乐文明，有效解决了殷周时期天命理论的先天缺陷，使重建一种长久稳定的公共阐释话语体系成为可能。孔子之后的战国诸子，围绕这一共同目标积极思考，从而成就了光辉灿烂的思想盛世。

    先秦时期另外两个重要的学术成果，当属夷夏之辨与刑礼之争的发展演变。早期的夷夏观念强调夷夏文化的差异性与不可调和性，以封闭的眼光来看待夷夏问题，把文化差异简单地归结为血族之异。对这一理论的突破同样要归功于孔子。孔子集前人之大成，率先提出“礼分夷夏”的观点，从而突破了先天血族的限制，为夷夏交融提供了理论支撑。相比之下，这种开放性的夷夏观念更为符合先秦时期诸族杂居的族群分布形势，华夏族群与周边族群的交汇融合成为先秦时期族群发展的主线。

    在文明早期阶段，刑与礼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二者皆以维护社会组织的内部秩序为主要诉求。殷周时期，在天命理论的基础上，礼的作用被凸显，刑主要作为象征意义而存在。然而随着西周末年礼乐制度的崩溃，刑开始具象化，并被频繁地付诸政治实践之中；也是在礼崩乐坏之后，关于刑与礼的争辩开始不断出现于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论著之中，并最终演化为以儒法之争为主线的诸子争鸣。战国时期群雄逐鹿，诸国追求变法富强之术。在此过程中，秦国因其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变法最为彻底，收效最佳，终于摆脱“僻在雍州”“诸侯卑秦”的不利局面，转而成为军事强国，凌驾于六国之上。至秦王嬴政，奋六世余烈，尽灭强敌，遂成一统之业。在此过程中，法家思想得以盛行，成为秦人奉为圭臬的治世之道；而孔子之后的儒家理论，经孟子、荀子等先秦大儒的阐扬诠释，一改旧貌，日渐表现出与现实接轨的发展特征。除前述儒、法两家，战国时期诸子学派竞相登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理论层面的交流与碰撞，丝毫不逊于现实世界中的兵戈杀伐。就在秦国以虎狼之师鲸吞蚕食、混一天下之际，思想学术层面也逐渐表现出百家合流的趋势，《吕氏春秋》便是其例。

    以秦始皇一统天下为标志，古代中国进入帝制时代，帝制时代政治文化的构建历程亦以秦人夺其先声。鉴于法家思想在秦国富强而并天下的过程中居功至伟，秦人对法家思想有着超乎寻常的“文化自信”。因此在统一之后，法家思想依然作为秦帝国的统治哲学，地位不容撼动。不过，秦人的功利性文化特征又决定了他们对于法家以外的思想并无先天芥蒂，愿意敞开胸怀接纳百家之学。先秦时期始终无缘与政治结合的儒家之学，也在秦帝国时代上升为辅助性的政治哲学。然而，由于法家的残酷严苛，秦帝国的统治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西汉帝国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政治文化遗产，并以此为基础，继续进行政治文化体系的探索与整合。

    秦汉两朝文化传统大异，这也决定了虽有汉承秦制这一时代大背景，但是在对政治文化体系的实际探索中，秦汉两朝在指导思想、实现方法以及探索路径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西汉以布衣卿相开国，政治文化底蕴较浅，除继承秦制之外并无更优选择。然而鉴于秦人以尚法速亡，西汉初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过秦”风潮。在秦汉之际的政治变革中，法家思想昙花一现，无缘取得统治地位。汉初统治者面对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几经权衡与抉择，最终将立足“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带进西汉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中央，使之上升为统治哲学。

    “黄老”哲学成为统治哲学，对西汉前期的政治演进与学术流变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政治层面而言，汉高祖刘邦身为市井之徒，而得建国为帝，开创基业，此过程至为艰难。在完成亡秦大业后，刘邦与功臣集团之间的关系依然极为暧昧。事实上，汉初立国近百年，功臣集团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始终对帝国的统治与发展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尽管功臣集团的存在与西汉帝国政治的精神意旨有所抵牾，但是在“无为”精神的指引下，西汉皇权在最初的几十年间始终与功臣集团和睦共处，彼此相安。

    “黄老”哲学对汉初学术同样产生了深远影响。因“黄老”思想主张“无为而治”，不仅汉初经济大受其惠，汉初学术也因此拥有了自由生长的良性生态，诸子之学于秦代沉寂后开始逐渐复苏，其中又以儒家学派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一方面，战国以来儒家思想不断与现实接轨，表现出强烈的现实精神；另一方面，“黄老”哲学统治下的西汉皇权已经意识到汉初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隐患，对于儒家思想可能带来的现实功用心向往之。通过陆贾对取国治国之道“攻守异势”的阐释，以及叔孙通制礼等一系列事件，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集团更为真切地感受到儒家思想的精妙之处，对儒家思想的态度也因此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为西汉中期儒术独尊奠定了基础。

    随着汉初政治体系的深度运行，政治现状与集权诉求的冲突日益明显。由于庞大的功臣集团长期存在，西汉初期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多为军功之士，缺乏长期治理帝国必需的政治才能。自汉高祖开始，便尝试以荐举的方式征集天下贤能之士，补充吏员队伍，但是以军吏为主的吏员基本组成结构及汉初确立的粗放型官员遴选机制在西汉前期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刘邦死后，吕后集团、宗室力量与功臣集团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吕后之死则使三方均势的格局被打破，功臣与宗室集团联合击溃吕氏，复立文帝，文景之治由此发端。

     文景时期，“黄老”哲学与帝国政治之间的不协调性越发明显，社会多方强烈呼吁“有为”，“无为”到“有为”的嬗变成为时代需求。从中央朝廷的角度来看，功臣集团的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且原本用以制衡功臣、拱卫中央的诸侯王国反而成为新的威胁，汉匈边界的形势也日益严峻，举国上下不堪其扰。当此之时，以贾谊和晁错为代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针对功臣、诸侯王国及边疆经略等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有为”主张，意在以“有为”精神推动西汉帝国政治文化体系的转型重建。这一动向最终引发了七国之乱，功臣集团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周亚夫平乱靖难，维护了皇权，保障了功臣集团的基本利益。不过，由于失去了诸侯王的制衡，功臣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当周亚夫尝试以功臣集团旧有的权力运作方式“制约”皇权时，已经不再为初步展露出“有为”倾向的西汉皇权所容。以周亚夫之死为标志，汉初以来盘踞多年的功臣集团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说文景时期“有为”的呼声尚且停留于表面，至汉武帝时代，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已是大势所趋，心怀“有为”之志的汉武帝登上帝位，西汉气势恢宏的“大有为”时代就此发端。汉武帝执政初期，是“黄老”哲学作为统治思想最后的高光时刻。面对势头日盛的“有为”思想，以窦太后、刘安为代表的“黄老”哲学追随者为维护旧有的理论格局进行了最后的努力，试图综合百家之学。为西汉中期帝国政治提供指导思想的《淮南子》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淮南子》堪称“黄老”哲学的集大成之作，刘安试图通过对百家之学的吸纳，维护“黄老”哲学的统治地位，然未能如愿。尽管在窦太后的阻挠下，汉武帝即位初期的兴儒之举以失败告终，但是，兴儒与“有为”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强音。

    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正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有为”变革。董仲舒以“天人三策”面圣，深得圣意，儒学就此独尊。经董仲舒整合重构的公羊学理论对武帝一朝政治文化体系的创构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董氏从理论层面对大一统精神进行阐释发扬，为汉武帝外事四夷、强化集权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董仲舒关于选官制度的提议及创建太学的主张，使得以儒学原则举荐人才成为西汉中期以后的主要取士方式，为汉武帝的多番作为提供了强大的人才资源支撑。尤为重要的是，董仲舒通过“君权神授”理论，解决了汉初以来悬而未决的皇权合理性问题，西汉中期政治文化体系的核心意旨至此已经初步确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虽有尊儒之举，但仅以儒学作为其“霸王政”的理论外衣。为实现帝国资源的集中整合，支撑起“大有为”的诸多举措，汉武帝其实是以儒学之名行法家之实，而为这一行政范式提供基础理论的儒生群体，则在整个体系中处于尴尬的“缘饰”地位。汉武帝统治时期，是西汉王朝举国上下向往并践行“有为”政治的奋进时代，这一时期的儒生群体因汉武帝开尊儒先河，对他充满期待，渴望着西汉社会在武帝的带领下步入其向往已久的王道盛世。

    汉武帝的“霸王政”持续数十年，由于其巨大的成本消耗，民众不堪其苦，至武帝晚年已经难以为继。汉武帝去世后，继任的昭、宣二帝及权臣霍光，虽然依旧秉持“有为”精神，但总体而言更为注重民力的恢复，西汉国家的经济形势与国民风貌为之一变。在此期间，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公羊学的批判精神开始显现。儒生群体逐渐突破传统的君臣关系，对汉武帝的评价越发严苛，与尊儒之初的赞颂称慕截然两判。除这种批判性以外，公羊学的另一个衍生品——阴阴学理论也在汉武帝之后被不断放大。公羊学的批判性讲究“从道不从君”；阴阳学主张天道轮回，认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姓之私，二者皆与西汉帝国的大一统精神相背离。有鉴于此，汉宣帝时期开始有意地扶持穀梁学，以矫正公羊学的诸多弊端与过激之处。不过汉宣帝时期的帝国政治一如武帝时期，以“霸王政”治国，儒生多徒具其名，仍未能真正步入西汉帝国的权力中央。

    汉武帝与汉宣帝皆能娴熟地运用帝王之术，外尊儒而内行法，以儒学理论来包装法家内核，西汉帝国的盛世亦凭借此方法锤炼锻造而成。然而，宣帝以后，诸帝多自幼成长于儒学的文化氛围内，耳濡目染，心向往之，无如武宣这般举重若轻的治国能力。宣帝去世后，汉元帝登基，由汉武帝所创建的“霸王政”就此宣告终结，儒生政治随之登场。

    西汉元成之世，为经学极盛时代的开端。饱览经学、崇尚儒家的汉元帝登基，令西汉儒生群体振奋鼓舞，儒生政治由此发端，西汉王朝的盛衰转折亦始于此。出于帝国政治的战略需要，武帝与宣帝皆喜重用外戚与宦官，作为皇权外延的触角，同时对其严加掌控，不使其成为阻碍大一统政权的不利因素。儒生政治时代，这一行政惯例被元、成诸帝继承，然而在缺乏政治手段的儒生面前，外戚与宦官无往不利，左右逢源，屡屡擅权。与此同时，西汉晚期的现实危机开始爆发，自然灾异屡现，在政治舞台上节节败退的儒生们目睹灾异现象的频发，对西汉帝国的信心逐步丧失，“易代改姓”的舆论甚嚣尘上。在此过程中，西汉君臣做出过多种尝试，试图在阴阳学理论范畴内逃避历史循环的大限，但皆未能如愿。哀平之世，谶纬风行，社会动荡，西汉帝国的统治摇摇欲坠，遂有王莽篡汉、托古改制之事。王莽代汉，实为儒生政治极端化的现实表现。根据公羊学理论，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灾异，正昭示着循环将届，在历史大循环的交界点，只有奉天法古、改制立新，方为良策。也可以说，自董仲舒改造公羊学以来，其所编织的关于王道盛世的种种想象，直到儒生政治兴起以后，才真正具备实现的可能。而在经历过对武帝、宣帝等人的失望之后，儒生们终于等到王莽承载他们的厚重期望，把这一盛世梦想付诸实践。最终改制失败的沉重代价亦是昭示世人，去周已远，这种梦想已无实现的可能。

    一如王莽借谶纬篡汉，光武帝同样以谶纬之学为工具实现了中兴汉室的伟业。由此，谶纬在东汉前期具有凌驾于经学之上的崇高地位。在谶纬的影响下，东汉今古文之争在初期表现出今文经学居上、古文经学居下的发展态势。谶纬之学与公羊学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在诸多方面高度相似。不过，随着东汉帝国政治的深度运作，谶纬不利的一面逐渐表露出来，这也决定了自东汉中期开始谶纬与政治逐渐剥离的结局。与谶纬发展的转向不同，由西汉争论至东汉的今、古文经学，则表现出明显的合流态势，成为东汉时期的重要学术事件。光武帝中兴汉室，多赖豪族之力，他目睹西汉末年外戚专政而失国的惨痛历史，得国之后退功臣而进文吏，把外戚与功臣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不过这一构想至东汉中期因幼主临朝而告破灭，东汉王朝一如西汉中后期陷入外戚与宦官专权的吊诡循环之中，难以自拔。东汉中后期中央政局之混乱，比之西汉犹有过之。外戚与宦官的擅权招致经学之士的强烈反对，斗争愈演愈烈，最后以两次党锢之祸宣告终结，东汉政权也在这样纠缠不休的政治斗争之中走到尽头。

    总而言之，东汉时期政治与学术的发展趋势，皆表现出浓厚的时代特征。世家大族始终在这两个领域中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这也成为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崛起的先声。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这于陈腐萎靡的时局颇有振聋发聩之效，也帮助曹操集团在群雄逐鹿的乱局之中占据优势。东汉时期，佛教东来，立足中土，影响日益显著。同时，道教方兴未艾，两汉以来长期持续的儒家思想一元格局面临土崩瓦解的深重危机。随着黄巾之乱后东汉帝国的终结，秦汉时期关于帝制时代政治文化体系的探索也走到尽头。世家大族的乱世独全，佛道两家思想的初露锋芒以及经学的最终统一，宛如落日余晖，见证了秦汉时期政治文化探索历程的最终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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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体系的整合与建构》

袁宝龙 著

2021年9月出版/128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8261-4

    秦汉时期，经过改造与重构的儒家思想终于取得独尊地位，对“大一统”的向往与追求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逐渐成为主流统治范式的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无不鲜明地彰显出这一价值取向，而学术与政治层面的风云涌动，又对中国帝制时代政治文化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至为深刻的影响。本书基于秦汉政治文明整合与创构的宏大视野，以政治与学术的演进交鸣为主线，深入考察这一时期政治文化在不同阶段的存在形态及其与学术思潮的互动与交融，努力找寻这种复杂关系背后的历史逻辑与必然因素，对于先秦时期公共话语体系的探索与建构、先秦以降刑礼之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帝制时代初期政治文化体系的独特架构、两汉时期政治结构的演变以及儒生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等相关问题皆有涉及。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先秦时期政治文化探索与学术思想流变

第一节 天命论时代的政治形态与学术探索

第二节 礼崩乐坏视野下的春秋社会

第三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诸子争鸣

小结

第二章 帝制时代的曙光

第一节 夷夏观念的发展与族际整合的逻辑基础

第二节 秦人的早期历史及其夷夏身份认同

第三节 秦帝国的学术思潮与宗教神学之建构

小结

第三章 西汉初期政治结构与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

第一节 汉初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与哲学选择的必然性

第二节 “无为”视野下的帝国政治

第三节 “无为”政治的余晖

小结

第四章 帝制政治的“大有为”时代

第一节 公羊学独尊与汉代仕进理念的调整

第二节 汉武帝时代帝国政治文化的特征与成就

第三节 西汉中前期的族群整合与文化建构

小结

第五章 儒生政治的兴起与覆灭

第一节 中兴时代的政治形态转型与学术思潮嬗变

第二节 西汉帝制时代的衰微与儒生政治的勃兴

第三节 儒生政治的极致与儒学理想的破灭

小结

第六章 经学极盛时代的帝国政治

第一节 两汉之际谶纬神学与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互动与合流

第二节 东汉时期的学术形态与政治文化体系的崩溃

第三节 汉代帝国政治的终结与学术新气象

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