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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星期三

戴高乐的人生，似乎不是在对障碍的永久寻找中展开的，也不是在能永远克服障碍的确定性中展开的，而是在即将到来的考验中，在可预见的伟大事业中展开的。

—— 《戴高乐：军人政治家的肖像》

很久以前，戴高乐将军的个性就受到了质疑。关于这一点，有无数的细节都可以证实。我们将从英国的档案中摘取一些论述，这些论述节选自不同时期——层出不穷——且来源各不相同。为了保留它们的原汁原味，我们就不翻译了：“狂热的亲法派”；“戴高乐将军真的不喜欢英国人”；“他有点傲慢，不幽默，不近人情”。

在1942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一位官员提到了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处境艰难的自由法国人”。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自由法国人时说：“他们是一群被活剥了皮的乡巴佬”，另一位官员说：“他们是大陆主义者，不知道什么是两栖战略。”法国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查尔斯·皮克（Charles Peake）在与戴高乐将军进行了极其艰难的讨论后，以沮丧的心情写下了结语：“我强烈地感受到，我虚弱的财富状况会禁止我再次去拜访他。”

1940年，戴高乐和妻子伊冯娜在伦敦

在英国方面，戴高乐的专制倾向（autoritaire）[有时被描述为独裁（dictatorial）]、他那让人难以忍受的傲慢与他的强硬总是被诟病。

斯皮尔斯将军的妻子写道：“我认为戴高乐对法国的耻辱有一种很少人能拥有的强烈感受，他确实承担了法国的耻辱，就像耶稣根据基督教信仰承担了全世界罪孽的耻辱一样。”

对于英国人来说，戴高乐的个性仍然是令人疑惑不安的。他的形象与战前英国官员经常打交道的法国政治工作人员的形象非常不同。而且这些法国政治人物也非常愿意将英国视为法国政治的天然保姆。

由于他的出身、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文化素质和他的气质，相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戴高乐非常特殊，在当时的政治世界中并不常见。戴高乐来自法国北部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这个地区盛产律师和学者，而非政界或商界名流，戴高乐身上有很强的文化印记，其中，科尔奈（Corneille）、雷兹、夏多布里昂、托克维尔、佩吉和巴雷斯都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戴高乐对法国的信仰，是由其非凡的历史文化熏陶与强大的严谨思想，以及他惊人的不因循守旧来塑造的。

 托克维尔，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

他经常被看作英国永恒的对手。1941年11月25日，他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场伟大的演讲，提出要唤醒英国政治的基础。他当然接受了——按照米什莱（Michelet）和梯也尔（Thiers）的传统——英国的看法，而英国向来是以孤立的地理位置为指导来制定政策的。然而，这存在着时代局限性。“也许梯也尔先生在他的时代是正确的。”由此，戴高乐有了思想基础，从其他角度来看，他开始在口头上做出一些平衡，包括重申法-英联盟的必要性，同时保留采取必要行动的权利。

 梯也尔，19世纪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是的，英国是一个岛屿。这种岛屿的地理位置，产生了各种后果：对海洋的支配，帝国的建立，以及拒绝看到大陆上建立起一个霸权国家。这就是伦敦和巴黎的政策经常处于对立的根源。

《停战协定》改变了这一切。但只是暂时的……

1918年后，德国威胁的解除，导致了这种和睦关系的放松。伦敦和巴黎政策的分歧，鼓励了德国对野心的释放：“正是因为这两个政府充满分歧，德国的侵略才得以成行。”更糟糕的是：英国没有停止过支持德国的复苏，并尽一切可能阻止高卢人和德国人走到一起。戴高乐还记得1935年英国背着法国签署的英-德海军协议。

教训是明确的：不要把对这种情形的认知抛诸脑后。而在这里，戴高乐把刀子插在了伤口上：“现在，大家都明白，英国正在利用法国的殉难，在任何可能的地方染指法国殖民地的残片。”（这是在叙利亚事件发生后。)

最后的转折是：戴高乐在这个伤口上涂抹了一剂药膏。“在这场战争中，尽管出现了某些不幸的现象和可悲的事件，[……]但一定会促成一个比以往更加坦诚和牢固的法-英合作的诞生。”这是基于：“[……]法国和英国是人类的自由家园，也是人类自由的倡导者。”

在这里，戴高乐的说法，与帕西上校（Passy）所叙述的戴高乐于1940年12月底在伦勃朗酒店发表的言论是一致的：“通过我6月18日的讲话，我帮助挽救了法国的荣誉。[……]但在那一天，我也挽救了《友好条约》。”战争会取得胜利，但没有法国，战争就不会胜利。

当然，英法必然会经过充满危机的紧张时期。我们会看到这个时期的。英法永远不会彻底分道扬镳，就像那些因争吵而分开一段时间但又无法彻底分开的夫妇那样。

然而，无法想象会有两个人像丘吉尔和戴高乐那样，在出身、教育和气质上如此不同。一个有着三十五年从政经验，而另一个才当上副部长。丘吉尔冲动且具有不可预测性，经常爆发，轻率地做出决定，这与对历史具有独到见解、对事物拥有全局看法的戴高乐相冲突。戴高乐对他所认为的法国永久利益的坚定态度，被丘吉尔视为过度僵硬、傲慢的不妥协。他们直到1940年才见面，谁都无法“驯服对方”。他们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他们对彼此说出了很严厉的话。他们永远不会出现决裂，艾登（Eden）在努力磨平两人的棱角。

 1944年11月，戴高乐与丘吉尔

戴高乐不得不接受他并不习惯的英国心态，特别是要习惯这种特殊的、仅对身边人表现的“幽默”，这种幽默在伊顿和牛津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梅尔斯厄尔-凯比尔事件，对二人已经紧张的关系造成了严重打击。与斯皮尔斯（Spears）在回忆录中所写的相反，戴高乐似乎并没有被告知此事。这件事在物理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支由17艘舰船组成的英国舰队，向停泊在奥兰湾的法国舰队进行了近距离的攻击，而且并没有撤退或回旋的意图。这是纳尔逊1798年在阿布基尔湾行动的再现。法国舰队最优秀、最新的三艘军舰，即布列塔尼号、敦刻尔克号和普罗旺斯号战列舰，要么被摧毁，要么搁浅。

法国战列舰布列塔尼号

只有斯特拉斯堡号战列舰以及五艘反鱼雷艇得以幸免于难并抵达了土伦。有近1500名法国水手阵亡。丘吉尔——这是他个人的决定——曾想展示英国永不屈服的决心。这一打击也是针对他自己的内阁，因为内阁并不是一片和谐。除了对他的个性持保留意见外，内阁一些成员——比如著名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并不赞同他的极端做法，而是更倾向于缓和下来、等待时机。哈利法克斯于1940年12月离开外交部，安东尼·艾登接替他成为外交大臣。 

同年7月3日，在普利茅斯和朴茨茅斯，英国士兵和水手占领了法国船舰，在可以说是不合法的条件下关押了法国船员。在亚历山大，法国船舰被解除了武装。 

对戴高乐来说，这个打击是沉重的。这是对自由法国的军事召集的一个打击，但也粉碎了维希政府的舆论宣传，因为维希政府谴责戴高乐是英国的雇佣兵。但是，他不是在先前的信息中表示过，他也担心看到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吗？7月8日，在伦敦电台的一次演讲中，他明确表达了他的“愤怒”和“痛苦”，并宣布这对英国来说不是一场“光荣的战斗”。这只是为了证明后来的行动是正确的：“他们最好被摧毁”。

戴高乐与英国官员的接触则更为频繁。一开始，戴高乐和他的同僚只能通过非常善于发挥自己特长的斯皮尔斯的代表团，与英国政府部门沟通。

这只持续了一段时间。还是这个斯皮尔斯——不无讽刺意味——描绘了戴高乐在与英国官员打交道时的惯常操作。

“他对待英国上层人士的方式经常让我发笑，有时是苦笑。他注意到，英国上层社会讨厌争吵，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争吵。[……]戴高乐将军如果发生了争执，比如说与某位部长发生争执，就会呈现出一种暴风雨般的气势，因为他对自己的立场不太确定，所以会更加激烈。他会用他的军帽敲着桌子，就像一头公牛在冲锋前用蹄子敲击地面一样，摆出愤怒的表情，像眼镜蛇一样甩着头。然后，他就会滔滔不绝地指责相关的人或部门，说一些令人难以忍受的话。而这个英国人起初会非常尴尬，继而是愤怒，但他越是生气，越是不想解释。最后，戴高乐会勃然而起，拿起他的军帽走出去，留下一句：‘我明天10点钟会来找你要答案。’[……]戴高乐会在10点钟出现，但这次他会满脸笑容，充满礼貌，满脸幸福。这位英国人对于不必发表自己通宵准备的稿子而长舒一口气，这份稿子通篇措辞友好，同意了戴高乐将军提出的50%的要求，戴高乐则没有想到他会同意这么多。”

然而，斯皮尔斯指出，丘吉尔是不会被戴高乐的这些做法所撼动的。戴高乐采用了另一种方法，诚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的：离开伦敦。

我试图重建他不在伦敦期间的这些旅程。1940年，他在英国首都以外的地方待了两个半月；1941年，他离开了五个半月。每一次，他都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在伦敦，他只有部分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

（部分图片源自网络，侵删）

内容简介

在冯•克劳塞维茨将军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戴高乐则声称，政治是战争的另一面，因为就他而言，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直到最后，他仍旧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淬炼而成的军人，正是军人的身份决定了他在二战中的思想和行动。他比其他很多人更早洞察强大的新力量在欧洲的出现。他知道，最后是武力决定了一切，它是获得独立的首要因素，缺少它，一个国家注定要走向解体和消亡。

从装甲武器到原子弹，从6.18宣言到第五共和国宪法，戴高乐运用他出神入化的统驭方略和治理技艺，欲使法国在一个变幻莫测和矛盾重重的世界上，重获并保持强有力的地位。他成功了。通过武力所揭示的线索，历史学家持续在澄清和辨识戴高乐主义政治的纷繁复杂。

作者简介

让-保罗·宽泰，大学荣誉教授，具有历史和文学博士学位，著名的二战史以及20世纪40年代法国史研究专家，也是多部传记和专著的作者。他独自或与人合作出版了两部关于戴高乐的专著，曾三次获得法兰西学院奖。

译者简介

卢梦雪，德法英译者，作者。游走于联合国各机构，现居维也纳。前香港大学研究助理，也做点儿音乐、艺术与纪录片。

书籍评价

阅读这本书，人们会惊讶于自由法国未来领袖的思想观念……正是在文字和思想上的品味，使得这位未来的将军能够在 20世纪30 年代融入巴黎的圈子和沙龙，同时也让他在僵化的军事环境中获得了知识上的自主权。

——西尔万–博内（Sylvain Bonnet ）

对于戴高乐，无论我们爱他还是恨他，都不能不承认，他是20世纪法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这本传记对于理解一个政治和军事动物来说是很有趣的。时而自私，时而统一，他做出的选择仍然对我们的社会产生影响。他想要的国家（真正的独立），这个国家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获得核武器的需求，对军事组织的态度，所有这些仍和今天的法国密切相关。

——让-路易–祖科里尼（Jean-Louis Zuccolini）

目录

转载自：思想会mindta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