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

中国古代简帛的出土与考古学研究  收藏

作者： 赵超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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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我思古人：古代铭刻与历史考古研究

简   介：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一件大事。汉代《淮南子》一书中记载，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文字创造者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这一记载正说明：在古人的心目中，文字的创造是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意味着创造文字后，人类就能逐渐掌握自然，掌握命运，成为世界的主人了。 文字创造出来后，必须记录下来，才能传播与流传，这就需要有良好的书写材料作为传播的介质。今天所使用的纸张是比较方便的书写材料。但在人类发展史中，造纸术还是比较近的发明，它是我们祖先经过长期实践后才创造出来的。在这之前，人们主要使用各种天然材料记录文字。在全世界主要的古代文明中，如在常说的四大古代文明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与自然条件不同，记载文字的材料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古代埃及人使用纸草，古代亚述人使用泥版，古代印度僧侣使用贝叶，古代西亚与欧洲人使用羊皮等，这些古代文书，有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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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铭刻与文书研究五十年  收藏

作者： 赵超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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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我思古人：古代铭刻与历史考古研究

简   介：从甲骨文字存在时算起，中国已经有了3000多年的不间断的文字史。这段漫长的历史留下了大量带有文字的古代遗物，从而形成了专门的古代铭刻研究。 追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前身中国金石学，就是以研究古代铭刻作为主要内容。但是，传统金石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重大缺陷，即只注重文字考释，强调金石证史，而不能综合利用考古发现的全部文化信息。因此，将文字考证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重要分支的古代铭刻研究便取代了金石学，并在近50年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主要述及的是甲骨文与金文以外的古代铭刻文字材料的研究情况。根据材质与形制特点，可以将这些文字材料归纳成中国古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以来）的石刻砖铭、玺印货币、简牍帛书、文书写本等主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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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术东传  收藏

作者： 赵超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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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我思古人：古代铭刻与历史考古研究

简   介：在日本平城京、藤原宫等古代遗址的发掘中，曾经多次发现大量的古代木简，这些木简的形制、书写方式等都与中国古代的竹木简牍颇为相似。笔者曾经在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参观木简储藏库房内的这些出土木简。据介绍，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储藏的出土木简，包括各种碎片、削屑，总数达十万件以上，现场观看，那些整齐地存放在库房中的出土资料规模颇为惊人。可见在日本古代，木简也曾经是一种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出土木简的研究同样是日本考古学与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关出土木简的内容，在日本出版的有关发掘报告《平城京木简》《飞鸟·藤原宫发掘调查出土木简概报》等材料以及《木简研究》与《日本的木简》等专著中都有过详细介绍。这些木简的内容中包括当时实用的记录器物的簿册、出入登记、贡品目录，等等。另外还有少量涉及宗教符咒的木简，十分引人注目。特别是从这些符咒木简中，可以追寻中世纪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传播状况。日前，参与藤原宫遗址调查发掘的佐川正敏教授曾经示以一枚在飞鸟·藤原宫遗址出土的书写有特殊符咒文字的木简图片（图一），嘱加以解释。现将有关材料及一己愚见介绍于下，以俟知者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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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砖雕题材试析  收藏

作者： 赵超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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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我思古人：古代铭刻与历史考古研究

简   介：《文物》1997年第2期《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一文中介绍了该砖室墓壁上嵌饰的一批砖雕。这批精美的砖雕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在当时日益流行的古代孝子故事。它对于了解宋代儒家孝义思想的内容及著名的二十四孝故事的形成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是，原报告只简单地说明：“内容为常见的武士，侍女及孝子故事。”而没有进行详细的注解。类似的孝义故事图画及雕刻在宋、辽、金、元的北方墓葬中是经常出现的重要墓室装饰，但在以往的简报中，对没有题榜的这类图画雕刻往往不能准确地注明其名称，并且缺乏综合研究。我们在此尝试对这批砖雕中可以辨识的部分内容加以考释，借以为报告做一些补充，同时探讨一下宋代墓葬中二十四孝图的产生根源与演变规律。限于未见到原砖雕，仅能根据《文物》上发表的照片予以辨识，错谬在所难免，敬请识者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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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川大云寺舍利石函与中国佛教塔基考古  收藏

作者： 赵超 著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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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 我思古人：古代铭刻与历史考古研究

简   介：（与邱亮合作） 今甘肃省泾川县城，为唐代泾州州城旧址。1964年12月，泾川县城关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社员在原城北水泉寺东南约一里处的田地中发现一座砖砌券室，并在室内起出一件舍利石函，石函内存有鎏金铜匣、银椁、金棺与琉璃瓶装佛舍利等。根据舍利石函上的铭文纪年可知其瘗埋于武周延载元年。1965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张学正、董玉祥二人对该地进行调查。之后发表的简报称“窖室作券顶、方向正南北，室门南开，作方形，前有甬道，宽约1.50、长约2.00米。甬道内有砖砌石台通向地面，甬道两侧壁上原绘彩色壁画，惜经风化，现已剥蚀殆尽”。室门包括石门顶、两扇石门以及石门槛，上面线刻飞天、力士、天王与香炉、莲座、如意火焰宝珠、西番莲纹等精美的纹饰图样。由于原简报对于出土地点的周围环境、地层情况以及券室建筑形制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已无法了解当时的地貌、地层与具体建筑情况。这给以后的研究造成了遗憾与误解。据当时参加过调查与文物保护的同志回忆，券室为长方形。参照石门构件的大小推测，券室可能高2米左右，长、宽均在1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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