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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收藏
简 介：本书广泛搜集国内外沉船资料，对照各类陆地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遗存，图文并茂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古代陶瓷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销的历程及阶段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变迁的历史及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量展示窑址资料的基础上勾画出中国古代外销瓷业生产变迁的脉络，并以个案的形式讨论了以陶瓷贸易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生动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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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收藏
简 介：本书广泛搜集国内外沉船资料，对照各类陆地遗址出土的陶瓷器遗存，图文并茂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古代陶瓷经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销的历程及阶段特征，揭示了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变迁的历史及不同阶段中国在世界海洋文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大量展示窑址资料的基础上勾画出中国古代外销瓷业生产变迁的脉络，并以个案的形式讨论了以陶瓷贸易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生动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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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世纪的海上贸易枢纽三佛齐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海洋史研究（第二十一辑）
简 介：唐代以来，中国与域外的交往不断增多，海上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两宋时期，海路成为中外交通的重心，对10—13世纪的宋王朝具有重要意义的海外贸易借此繁荣兴盛。地处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重要通道，处在三佛齐及其属国的势力范围内。 一般认为，宋代史籍中的“三佛齐”位于苏门答腊岛，在唐代的文献中多记载为“室利佛逝”或“尸利佛誓”，亦作“佛逝”或“佛誓”。关于“三佛齐”名字的由来、地望，在南海交通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两宋时期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和向宋廷朝贡的情况，中外学者已多有研究，总体偏重于文献和碑铭，全洪、李颖明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尼海域陆续发现数艘唐宋时期的古代沉船，出水包括陶瓷、金属、玻璃制品等在内的大量实物资料，研究者们分析这些出水材料年代、来源的同时，也将遗迹、遗物背后的时空背景纳入视野，注意到室利佛逝和三佛齐在转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进而讨论贸易形式和船只航线。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聚焦于三佛齐及其属国的势力范围，增加对两宋时期的鳄鱼岛沉船、林加沉船、爪哇海沉船、惹巴拉沉船和苏门答腊岛部分陆地遗址出土资料的梳理，结合相关文献，分析三佛齐的海上交通地位与贸易商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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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鼓浪屿绅商创办华宝制瓷公司始末考略 收藏
出处： 鼓浪屿研究（第15辑）
简 介：清末新政时期，林辂存等人创办的华宝制瓷公司是福建地区瓷业改良的先驱。本文通过梳理清末报刊、公文等文献中的相关记录，厘清该公司之名号、创办人、股本等信息，分析清光绪年间福建华宝制瓷公司创办的来龙去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华宝制瓷公司都处于创而未办的状态，阻力主要来自专利申请和筹集股本两方面。创办者的家世身份和人际网络原本是促成华宝制瓷公司创设的积极因素，但在时局之下，也有可能转而带来负面影响。创办制瓷公司、改良瓷业的同时，金门所产的青料或许也是创办者们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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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外销与饮茶风尚的传播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简 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包含若干时空片断，内涵丰富，除丝绸、陶瓷之外，还有香料、茶叶等贸易品，因而又被称为“香料之路”“陶瓷之路”“茶叶之路”。其中，茶叶的外销还带动了饮茶之风的传播，外销陶瓷中也不乏各类风格独特的茶具，如建窑系黑釉盏、同安窑系“珠光青瓷”碗、欧美市场成套订购的青花及广彩茶具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陶瓷与饮茶之风原本就有着密切联系，陆羽曾在《茶经》中写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则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而越窑瓷器与邢窑瓷器（见图10-26）在“黑石号”沉船中均有发现，井里汶沉船也出水了越窑盏托（见图10-27），表明从唐代起，茶具即与其他大量陶瓷船货一起远销海外。饮茶风尚的传播更是与陶瓷茶具的外销相互促进，在海外贸易进程中推动东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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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宣德青花瓷造型装饰中的伊斯兰艺术 收藏
关键词：
出处：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简 介：唐代的对外文化交流基本上在东亚文化圈内，以唐为中心，侧重于东方的高丽、日本等国。元代不同，当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已经越过鼎盛时期并已形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元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侧重于西方，主要是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这两大先进文化之间的交流。这正是元代青花瓷大量出现的时代背景，因此人们看到了元青花瓷器上的异域风格，器型庞大，装饰繁缛，它在整个亚洲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并通过陆地和海洋两种途径从景德镇向西方传输。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是“以巴格达为中心，往西经开罗和摩尔多瓦传播到北非和整个欧洲；往东传到中亚、印度和东南亚”。13～15世纪，随着部分东南亚、印度洋国家和地区完成伊斯兰化过程，广大的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西亚地区形成了具有浓厚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区域环境，从而为青花瓷器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而这些地区正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区域，在郑和的宣传、努力、鼓动和影响下，各国使团纷纷搭乘中国船只来朝，穆斯林中许多上层人物成群结队自愿为明朝效力。有人据《明实录》统计，从洪武到成化的百余年间（1368～1487年），西方来归的穆斯林近70批，其中宣德六年（1431年）的一次来归人数即多达300余口。这一时期见征了历史上继元代之后穆斯林入附中原的新高潮。他们精于手工业制作，其中的手工匠艺人为明初的染织、制瓷、铸造等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永乐、宣德青花瓷正是在这种比较开放交流的社会条件下融合、吸收了大量伊斯兰手工艺品风格的产物。正如吴仁敬在其《中国陶瓷史》中所述：“明人对于瓷业，无论在意匠上、形式上，其技术均渐臻至完成之顶点。而永乐以降，因波斯、阿拉伯艺术之东渐，与我国原有之艺术相融合，对瓷业上，更发生一种异样之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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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处： 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
简 介：中国古代瓷器中一些长颈瓶的造型未见于宋以前，而在两宋时期的定窑、汝窑、老虎洞窑、龙泉窑产品中却多有发现，因此它们应该是宋代创烧的新器型。因其外形与捶打纸浆所用的槌具相似，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它们命名为“纸槌瓶”。这些长颈瓶的造型在宋代以前的陶瓷器中鲜有发现，却与9～11世纪的伊斯兰玻璃瓶十分相似，后者常作为大食等国进贡宋廷的礼物，而前来进贡的大食使节有不少本身就是海商，这种长颈玻璃瓶在井里汶沉船中即有发现。据此推断，宋代创烧的一系列长颈瓷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9～11世纪伊斯兰玻璃器的启发。考虑到唐代中期以后，西域交通受阻，陆上丝绸之路转向衰落，海上丝绸之路代之而起，这些伊斯兰玻璃器可能更多地通过当时的海上贸易输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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