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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作者从地域研究、应用研究、灾害研究、认知研究、宗教研究等多角度出发,尝试建构出细致的民族走廊以及走廊中羌族社会·文化的地域社会综合研究范式,借以展示岷江上游羌族地域的社会、文化实质,同时也对汶川地震后羌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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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整理出版少数民族语言会话读本,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尤其是濒危语言的保护和传承,是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意义非凡。本书从少数民族语言角度向世界展示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字以及风俗习惯,每天一句,每本366句。这是每个少数民族对外宣传的“名片”,有利于我国文化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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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作者从地域研究、应用研究、灾害研究、认知研究、宗教研究等多角度出发,尝试建构出细致的民族走廊以及走廊中羌族社会·文化的地域社会综合研究范式,借以展示岷江上游羌族地域的社会、文化实质,同时也对汶川地震后羌族地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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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前羌族聚居区茂县社会镜像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今天分布在岷江、涪江上游流域的羌族是古羌的一支已无疑问,其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非常活跃。费孝通先生曾言:“羌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似乎和汉人刚好相反。汉族是以接纳为主而日益壮大的,羌族却以供应为主,壮大了别的民族。很多民族包括汉族在内从羌人中得到血液。”由此也可见,古羌与中国其他民族关系甚深。对羌族地区社会状况的把握不仅对羌族,而且对周边其他民族地区也具有充分的借鉴意义。藏羌彝走廊北部的茂县是中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羌族文化。2015年茂县总人口数约11万人,其中羌族人口10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92%,羌族人口约占全国羌族总人口的30%,是全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县,境内还居住着汉、藏、回等17个民族。茂县被纳入封建行政体制的历史也很早,自西汉至民国历2000多年,茂县皆为州、郡、县、屯署、专署驻地。1950年茂县解放后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体制,也开始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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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民俗宗教与民间传承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宗教存在着哲学宗教(philosophical religion)的一面,也存在着实践宗教(practical religion)的一面。然而在研究中,文字社会的哲学宗教与无文字社会的哲学宗教却被诸多研究者赋予了时间先后关系,并根据这种时间关系给多种多样的宗教定出了高低、优劣之分。此类研究不仅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也割裂了同一时空下的制度化宗教与民俗宗教的联系,当然也无法解释人类多元性的宗教现象。而在实际的宗教生活中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民俗宗教还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借用能力,即便是无文字的少数民族社会也能够借助文化自信,在宗教实践中将制度化宗教的元素整合进自己的体系里,并付诸自己的宗教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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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变迁与影像记录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影视人类学重新建立了文化的介绍、理解、诠释方法,影视民族志也完全形成了不同于超文本(hypertext)形式的民族志。由于共有人类学的提倡,反馈法(feedback)也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田野调查方法。然而,影像总是某一社会空间、某一社会场景的时间性凝固,因而在拍摄者、被摄者、观摩者三方总会引发乡愁-怀旧情绪。在工业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即便是较短的时间差距也会引发乡愁-怀旧。乡愁-怀旧一方面对趋向同质化的社会变化存在反作用力,但是同时,乡愁-怀旧自身也体现出了一个逐渐趋同的复杂过程。 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但它成为热门学科的时间却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影视人类学本身因与文化这一概念密切相关,因而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也难。2001年庄孔韶的定义:“影视人类学是以影像与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比较文化的学问。”只能算是一个简要的、外观性的概括。1996年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鲁比(Jay Ruby)在《文化人类学大百科全书》()的影视人类学词条中认为:“影视人类学在理论上推进了文化是通过可视的象征符号嵌入体态语言、庆典、仪式,以及人工物,在社会构造和自然环境的情境中能够表现出来的一种信念。”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完全定义,但是叙述得较前者要透彻一些。而对于民族志影片,鲁比认为:“民族志影片是影视人类学家的主要兴趣和实践。这里不存在标准的、相互认可的类型的界定,只有一个一般性的假设,是有关于‘异文化情调’(exotic)的人们的纪录片的。从而扩宽了‘民族志’(ethnographic)一词的对文化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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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5·12”地震灾害的记忆及叙事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社会科学的记忆研究,由集合性记忆的社会文脉的强调,再到重视个体的大众记忆的提倡,以及口述史的实践,都在不断地升华不同于神经科学、心理学的记忆研究。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所建构的记忆机制研究对于人类记忆、认知等,其普遍意义固然重要,然而在拥有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人群中,因其文化、认知的独特性,又会在记忆的编码(encoding)阶段、检索阶段(retrieval)、记忆输出(input)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丰富了记忆机制的特殊意义。 社会化以后的人类群体中,虽然诸多个体的记忆会被所谓集合性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这一由迪尔凯姆(E.Durkheim)的学生、法国社会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创立的概念所强化。其原因大致是基于两方面的认识,第一,即便是自己没有经历的事情,未能形成的经验,也可以通过自己所处的社会集团内部其他人的记忆的共有化,形成自己的记忆。第二,有关过去的诸多记忆其实是由现在社会集团中的人们复数性地再构成的,即新的记忆的共有化。前一点,无非是社会集团空间性的强调,后一点则是记忆的时间性的认知。作为生活在社会集团中的个人的记忆,无论是时间性、还是空间性都与社会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着共同性。然而,基于社会场景(social context)强调的集合性记忆存在着反个人主义(anti-individualism)的性质,也容易被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所操纵。就辩证主义立场而言,其相反极主张个体特殊性的记忆的存在意义也需要强调。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另一种事实还原方式口述史(Oral History)的重要性得到更多的重视,因此自下而上的大众记忆(Popular Memory)概念也就顺势而出。所谓大众记忆在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大众记忆小组(Popular Memory Group)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定义中是一种研究对象,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性实践。其主要是尝试着由公共陈述(public representation)与个人记忆(private memory)两个角度来观察社会中过去感(a sense of the past)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也即是,个人记忆在历史书写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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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与非自主的羌族移动 收藏
关键词:
简 介:位于川西平原邛崃市油榨乡的新直台村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中,由汶川县龙溪乡原直台村整体搬迁后形成的羌族村。而崇州市济协乡的文昌村自1979年以来,陆陆续续有茂县北部雅都乡的羌族通过族际通婚、养子关系结成、买房购地等方式迁入。“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中,毗邻茂县的黑水县的藏族(母语同为北部羌语)也加入了迁入队伍,使得川西平原的文昌村成为少数民族的散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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